蒋介石于下台之前的重要人事部署，包括1949年元旦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元月18日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随后又任命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宋子文为广东省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以及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这位行将解职的元首毫不客气地把剩下的国民党半壁江山，结结实实地置于自己亲信的掌握之中。通过人事的布局，蒋虽是在野之身，仍然可以控制经济、调动部队、影响政治。事实上，蒋一回到溪口，溪口就成为国民党的政治中枢，军政要员纷至沓来，车水马龙。家中并设有七部电台，随时发号施令，遥控一切。在南京的代总统李宗仁即使不愿当傀儡，亦只好无可奈何地被架空。我们从《李宗仁回忆录》中可知，凡江防部署、新内阁的组织、处置要员如扣押浙江省主席陈仪等，都是溪口蒋介石的决定，南京的李宗仁无法做主。
最严重的是，蒋自称为了和谈而下野，要李宗仁出山主和，但退居溪口没有几天，就从奉化命令党、政、军、特首领“必须作战到底”，这不是暗中破坏和平吗？及和谈破裂，蒋命汤恩伯守上海，破坏李之江防计划，在李看来蒋之部署等于是开门揖盗。之后，蒋又暗中破坏李宗仁与白崇禧保卫大西南的计划。李、白拟“把汤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部队约四十万人成为犄角，以固守湘、赣，防止敌军侵入西南”。（《李宗仁回忆录》，第942、943页）蒋早已决定退守台湾，但如果为了“党国”，至少不应拆李的台，然而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全无助李防卫西南之意愿。且不说西南乃桂系的基地，若战而胜之，更张桂系声势以及代总统的威望；若战而败之，势将影响其台湾的布局。蒋氏为公抑或为私，于此可见。李宗仁说，蒋有意整他，让他早日垮台，不无道理。
李宗仁逃离南京后，不去广州，直赴桂林。至此国民党政权已到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仍暗中操纵如故。李在桂乃约集李品仙、甘介侯、程思远等拟订甲乙两个方案，甲案要蒋出洋，乙案要蒋交出权力来。（参阅《程思远回忆录》）5月2日，白崇禧、居正、阎锡山、李文范等前往桂林，请李宗仁回粤主政，当晚拟就一份《谈话记录》油印本，今藏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室张发奎档。全文如下：
一、自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后，鉴于频年战祸，民苦已深，弭战求和，成为举国一致之渴望，而以往政府一切军事、政治、经济之失败，其根因所在，即由于政治之不修明，贪污腐化，遍于全国，遂造成今日民怨沸腾，士气消沉，全盘糜烂之恶果。故自主政之日起，为顺从民意，针对时弊，决以谋取和平与革新政治为当前两大急务，以冀有所匡救。讵料时经三月，虽殚精竭虑以赴，而事与愿违，终致毫无成效。和谈失败，固由于中共所提条件过于苛刻，然我方内部意志之不统一、步骤之不能一致，如政府谋和措施之不能执行，未能示人以诚，亦不能不承认为一重大因素。至于革新政治一端，终以形格势禁，因之三个月来之努力，悉已付诸虚牝，此皆由于宗仁德薄能鲜，不克建树事功，实应首先引咎自责者。
二、现共军已渡过长江，首都沦陷，沪杭危急，局势已临万分严重之最后关头。基于以往三个月来事实证明，宗仁难继续膺此艰巨，更自信在此情形之下，绝无转危为安之能力。为今之计，与其使宗仁徒拥虚位，无俾实效，莫若即日起，自请解除代总统职权，仍由总裁复位，负责处理一切，俾事权统一，命令贯彻。宗仁身为国民党员，与总裁久共患难，绝不敢存临危退避之心，仍当竭尽协助之能力，并拟以副总统之资格，出国从事国民外交活动，争取国际援助。此种办法，在国际上固不乏先例，而依据目前之局势，亦确乎有此需要，同时宗仁既可获得为国家效力之机会，亦可与总裁之工作收分工合作之效。
三、如总裁坚持其引退之初志，必欲宗仁继续负责，根据过去三个月来失败之经验，为保障今后政府之命令能彻底贯彻，达到整饬部队，革新政治之要求，完成吾人反共救国之使命，则有数事必先获得总裁之同意并实行者，兹分列于次：
（一）宪法上规定关于军政人事及凡属于总统职权者，宗仁应有绝对自由调整之权。
（二）所有前移存台湾之国家银行金银外汇，请总裁同意由政府命令运回。
（三）所有移存台湾之美援军械，请总裁同意由政府命令运回，配拨各部使用。
（四）所有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之调遣，违者由政府依法惩处。
（五）为确立宪政精神，避免党内人事纠纷，应停止训政时期以党御政之制度，例如最近成立非常委员会之拟议，应请打消。所有党内决定，只能作为对政府之建议。
（六）前据居觉生先生由溪口归来报告，总裁曾表示，为个人打算，以去国愈快、离国愈远为最好，现时危事急，需要外援迫切，拟请总裁招携怀远，俾收内外合作之效。
四、以上六项，必须能确切做到，宗仁始能领导政府，负责尽其最后之努力，否则唯有自请解除代总统职权，以免贻误党国。
李宗仁终于痛定思痛，向蒋摊牌，以此《谈话记录》为“哀的美敦书”，促蒋“去国愈快、离国愈远为最好”。这份“最后通牒”派专机送呈在上海的蒋介石（见李宗仁致张发奎函，藏纽约哥大特藏室）。蒋之回答极妙，他完全不承认幕后操纵，说得冠冕堂皇，如谓“总统职务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云云，所以前五项要求，他认为当然之事，似乎是说根本多此一问。至于最后一项要他出国，他又耍起赖来，说是：
且在过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害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谈失败，又责我以牵制政府之罪，强我出国，并赋我以对外求援之责。如果将来外援不至，中正又将负妨害外交，牵制政府之咎。国内既不许立足，国外亦无法容身。中正为民主国之自由国民，不意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至于此极！（见张发奎档）
他坚称不敢有“任何逾越分际、干涉政治之行动”，否认之余，并且说：“今日国难益急，而德邻兄对中正隔膜至此，诚非始料之所及，而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正唯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果如是乎？显非由衷之言。权力在其手中，话尽可说得漂亮，依然我行我素，李宗仁还是莫可奈何，只好抱病离国赴美就医去也。蒋介石打了败仗，要毛泽东“悔祸”于前，要李宗仁“背黑锅”于后，亦云奇矣。
§§§第二节怎样谋杀杨虎城
蒋介石下野，准备动身离京前，李宗仁见到这样一幕：
这时于右任忽然老态龙钟地追上去，口里喊着：“总统！总统！”蒋先生稍停问何事。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蒋先生只把手向后一撒说：“你找德邻办去！”说毕，便加快脚步走了。拖着一大把胡须的七十老人于右任，在众人注视之下，慢慢地走回，大家这才黯然地离开会场。（《李宗仁回忆录》，第898页）
蒋介石的心情已经不佳，不知趣的于大胡子提起不愉快的往事，恼怒之情溢于言表，“找德邻办去”是最好的推托，人在他特务手中，德邻办得了吗？可怜于右老，碰了一鼻子灰。再度显示：蒋介石人下野，权不下野，退居溪口的“一介平民”仍可拘押政治犯，拘押之不足，还可谋杀。杨虎城就是在重庆解放前，被特务谋杀的，从本人到次子、从次子到小女儿、到秘书宋绮云夫妇和他们的小孩子（两个小孩子都不到十岁）、到副官阎继明、到警卫员张醒民，都被乱刀扎死。特务替主子杀人，而李宗仁代总统不知道，足证特务完全是蒋介石私人的特务。
蒋介石对西安事变两主角张学良、杨虎城，恨杨尤甚于张。他起先一直认为杨是主谋，后经敢做敢当的张学良一再申明他是主谋，甚至说杨是受他之累，蒋氏《苏俄在中国》说：“此事最出人意料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九卷，第71页）虽然终于接受张是“主动”者，但仍要说杨首先提出劫持主张者。蒋恨杨，因杨于西安事变后并不乖乖地“悔祸”，还要嘴硬，还要揭蒋的疮疤。
张学良陪蒋回京后，立中“连环套”，被蒋背信强留下来。张学良1936年12月31日被军法大审后第二天（1937年元旦），西安人民游行向蒋介石抗议，杨虎城发表《告民众书》。在这篇《告民众书》里，显然在张学良被军法大审的气氛下，在西安人民的群情愤激下，杨虎城竭力在自制，在力持大体，肯定了西安事变的正确导向，肯定了蒋介石“对于我们的主张完全采纳了”，他对蒋自食不咎既往的诺言而军法大审张学良的事，避开不提，这样做，显然是留有余地，以便善后。
但是，在这种公开的《告民众书》以外，杨虎城对张学良的处境，并非避开不提，而是据理力争。他在致电表示“汉公亲送委座入都，蹈刑辟而若甘，示大义于天下，果有人心，能不感动！乃竟扣留汉公，纵兵西进”后，又在1月5日致电蒋介石明说：“此间情形，张副司令一日不归，即西北军民一日不安。”两天以后（1月7日），蒋介石回电，虽然保证说稍缓即为张学良“复权”，可是事实上，张学良的公权，却一连近六十年都没被恢复。杨虎城等人当年的疑虑，自非无因。这种疑虑的细节，在他们1月5日的“歌电”中，有详细说明。就在1月5日同一天，国民党发表黄埔嫡系的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同一天西安各救亡团体举行联合大会，要求释放张学良。到了2月5日，杨虎城等人发表《和平宣言》，再度拆穿国民党的无信与不识大体。在杨虎城等人“谨此宣言”之后十天（2月15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开会了，杨虎城、于学忠也做了“提议实行改组政府、收容各党各派人才、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办法，以求全国一致积极抗敌”的提案，但是三中全会却决议说：“不问其内容如何，惟既出以叛逆之行为及威胁之方式，显系托词造乱，实国法军纪所不容，应不予置理，以绝效尤。”——国民党显然蛮不讲理了，“不问其内容如何”，一律要蛮干到底了。
蒋介石蛮干的方式是彻底消灭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十七路军。东北军方面，他告诉东北军说：你们不要在陕西了，你们到江苏、安徽北边去，并把安徽省主席给你们挑。结果东北军开到了苏北皖北，除了以于学忠为江苏绥靖主任外，安徽省主席却食言而肥了。至于西北军方面，他告诉西北军说：你们也不要在陕西了，你们到甘肃去，并把甘肃省主席给你们挑。虽然如此，把杨虎城赶出国门，却在所必行。4月27日，杨虎城被迫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准备离开西安。6月16日，国民党发布了这样的命令：
兹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此令。
就这样的，在东北军“擒贼擒王”之后，西北军十七路军也“群龙失首”。杨虎城预定5月27日上午离开西安，消息传出，西安人民、十七路军部队、西安各救国团体、各学校师生，都拥到机场，去送别他，很多人流下眼泪。他到上海后，一些学生们还到终南山麓，采集了许多故乡花草，分别贴在几本纪念册上，写上热情的句子，远道送了给他，表示人民对他的怀念，他们似乎预感到：杨将军是很难再回来了！
杨虎城是6月29日出国的，出国后第八天，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他在11日电宋子文，说：“日寇进迫，国将不国，噩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以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祈转陈委座。”14日抵旧金山，接宋子文回电说：“以目前情况观之，请稍缓返国。”不让他回来。这天他在旧金山发表书面谈话，说：
我是一个革命军人，一个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强烈的信徒。参加革命已逾二十五年。我完全看透日本帝国主义一贯侵华的来历和动向。保卫国土是军人的职责，我一直是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这次卢沟桥事变，是危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怎能置身事外、流连忘返？即拟兼程回国，请求任务，执行战斗，为国效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