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比利时也是爱因斯坦经常访问的国家，因为在布鲁塞尔曾举行过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学术会议。爱因斯坦所以常到比利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和比利时皇室家族，特别是与皇后伊丽莎白结下了深厚友谊。而这种友谊所以能建立起来的原因，又是由于对音乐和德国诗歌的共同爱好，而且能互相尊重。爱因斯坦1931年从布鲁塞尔给埃丽莎写的一封信，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情谊的性质：“我受到了激动人心的欢迎。这两个人的纯洁善良真是世所罕见。起先我们又交谈了个把钟头，接着王后同我演奏了四重奏和三重奏（同一位英国女音乐家和一位熟谙音乐的宫廷女侍）。这种娱乐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然后他们都退出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和国王一同进餐，吃的全是素食，没有仆人……我感到非常满意。我相信国王也感到很满意。”①有一次，这位比利时王后请爱因斯坦与她同奏一支二人都特别喜爱的乐曲。从此，他们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爱因斯坦途经布鲁塞尔，就要与王后一同演奏一会儿。爱因斯坦向王后讲述自己的历险生涯，王后觉得，爱因斯坦像是一个在世上自由自在的流浪汉。她对他充满了好奇，对他的政治观点也感到很新鲜有趣。
①[法]瓦朗坦：《爱因斯坦和他的生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93页。
当这位王后第一次邀请爱因斯坦到她的夏季别墅莱肯时，爱因斯坦竞让主人等了很长时间。去车站接爱因斯坦的汽车司机回来说连人影也没看见。爱因斯坦从来都很守约、准时，这使王后很吃惊。王后让一位宫女到公园里找找看。那是一个烈日炎炎的午后，大路上尘土飞扬。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那位宫女看见一个人出现在十字路口。爱因斯坦风尘仆仆跑来，他手里拿着小提琴，嘴里吹着口哨，头发在风中飘动着。他在回答王后的问话时说：“我怎么想到你要派一部车子到车站去接我呢？”而司机则解释说：“可是没有一个人从头等车厢里出来呀，我哪敢想像陛下的客人坐三等车厢来呢！”②
对于名誉地位这些东西，爱因斯坦从来都是漠不关心。所以在常人看来一些常识性的东西他也不知道。这主要是由于在他看来“社会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最后竟是以暴力为根据的”③。
①[美]杜卡斯、霍夫曼：《爱因斯坦谈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
②③[法]瓦朗坦：《爱因斯坦和他的生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93页。
爱因斯坦与比利时王室的这种友谊一直持续了下来，并不断得到了加深。他们常常通信，互致问候。特别是在一方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另一方总能及时地伸出友情之手，全力给予帮助。
1933年2月19日，爱因斯坦从圣巴巴拉给王后寄去一枝小树枝，并附上一首4行诗：
修道院花园里有一棵小树，
它是您亲手所栽。
小树它无法离开庭院，
谨寄一枝细枝致以问候。
当时纳粹已经上台，并且没收了爱因斯坦的财产，他们对爱因斯坦大肆进行攻击、诋毁。在这种情况下，王后于1933年3月5日也用一首小诗作为回信。在小诗中还语带双关地利用了爱因斯坦的姓暗指了当时的情形——即把爱因斯坦一词分写成了“爱因斯坦”，就成了一块石头的意思：
小树莫愁离不开庭院，
细枝已把问候送达。
朋友的心胸如此开阔，
用一枝细枝带给我无限喜悦。
我向着高山、大海和青天，
一千次地高喊着“谢谢”！
在石头都开始摇晃的今天，
但愿有一块石头能免遭祸害。①
①[美]杜卡斯、霍夫曼：《爱因斯坦谈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45—49页。
1933年纳粹掌握德国政权后，爱因斯坦去濒临大西洋的旅游小城勒科奇避难，勒科奇在比利时境内。国王和伊丽莎白王后对爱因斯坦的安全深为关切，因当时盛传纳粹悬赏要爱因斯坦的头。国王命令派两名警卫昼夜保护爱因斯坦。
1934年春天，国王在登山时不幸失足丧命；第二年夏末，王后的儿媳、年方三十的新王后又在车祸中身亡。这双重的打击对王后的刺激可想而知。当爱因斯坦从友人那里知道这些消息后，也立即从普林斯顿给王后写信，百般安慰她，给了她浓浓的友情。
3.作为犹太民族主义运动的热心人访问美国
爱因斯坦是犹太民族主义运动的热心人，这又是一个令人感到奇怪、使人难以接受的说法。他不是一向都反对民族主义吗？他不是再三声称自己是“世界公民”，不属于某个民族和国家吗？是的，这些都是事实。但后来他成了犹太民族主义运动的热心人也是事实。是德国日甚一日的排犹主义对爱因斯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改变了态度。
在历史上，犹太人出了多少世界级及至划时代的大思想家和大科学家，为人类作出了巨大的、独特的贡献！它无疑是世界上最智慧、最优秀、最可尊敬的民族！然而，他们被驱赶到欧洲和世界各地，没有自己的家园，饱受蹂躏，生活极不稳定，极不安全。为了能得到别人的承认，得到重新做人的尊严，需要付出近乎绝望的代价。后来，在纳粹上台之后，犹太人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又遭到了程度不同的迫害与歧视，特别是在德、意等国，更是差一点遭到全体覆没的危险。无疑，犹太人又是世界上最不幸、最值得同情的一个民族！爱因斯坦由于从来就认为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民族主义是偏见，是一种幼稚病，加之，在柏林，犹太人又分成了主张与德国人同化和主张回到自己祖先居住过的巴勒斯坦的两派，这两派内部又有许多小派系，他们相互斗争。还有，犹太人上层为了自己的私利，不惜出卖自己的同胞，拼命否认自己同那些贫穷而可怜的正在敲他们后门的犹太人的联系。
所有这一切，都使爱因斯坦很反感。所以，他从来就对犹太民族主义不感兴趣。他早就抛弃了犹太人社会，仅仅保留了形式上的犹太人。但是，柏林的生活使他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正如他后来所写的：“正是在15年前，我来到德国时，我发现我是一名犹太人，这个发现更多地是从非犹太人那里，而不是从犹太人那里得到的。”①如果说，这种排犹倾向在他刚到德国时还是潜在的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则不仅成为公开的了，而且发展到了相当尖锐的程度。1919年底，爱因斯坦在给友人的信中对此就曾写道，“在柏林，排犹主义势力甚嚣尘上，反动派猖獗至极”，至少在“有教养的人”当中是这样⑦。排犹势力不仅疯狂迫害民族意识比较强的犹太人，连对爱因斯坦这位毫无犹太民族情绪和意识的科学家也不放过。起初排犹势力对爱因斯坦还不得不打着“客观批判”的旗号，继而变为攻击、中伤，最后，对这样一位科学家也像对犹太人政治家、外交部长腊特瑙那样，竞搞起恐吓，直至要采取暗杀的手段了。
严酷的现实逼着爱因斯坦思考：犹太人究竟有什么罪？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究竟有哪些共同特征？自己与犹太人又有什么关系？
①[法]瓦朗坦：《爱因斯坦和他的生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71页。
②[法]赫尔内克：《爱因斯坦传》。科学普及出版社1979年版，第66页。
爱因斯坦发现，正是东部的犹太人中最贫穷的那些人，最忠实地保持着民族的传统。他们渴求知道，对“教育”几乎有着迷信般的崇拜，尊重有文化的人。在爱因斯坦看来，为知识而寻求知识的热望是犹太人最显著的特点，也是爱因斯坦与他们相联系的纽带。有一天，爱因斯坦与好友腊特瑙讨论千差万别的犹太人特有的共同点。腊特瑙是一位社会学家、哲学家，是一位极有文化教养、具有丰富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和社会政治经验的外交部长。他几乎不能想像自己是一个犹太人，甚至在相貌上也很难看到犹太人的特征。在这次讨论中，腊特瑙告诉爱因斯坦：“如果一个犹太人跟我说他以打猎为消遣，我就会知道他是在说谎。”①开始爱因斯坦尚未理解到这种说法的深意，他听后哈哈大笑，但思索片刻之后，他被这种评述的真实性深深地折服了：是的，厌恶流血，不愿意使人遭受痛苦，尊重任何生物的生命，把生命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从而热爱和平，对战争有着一种本能的反感，这也是犹太人性格所共同的。此外，爱因斯坦还认为，渴望独立和几乎是狂热地爱好正义，也是犹太人所共有的。
因此，他得出结论：“这些犹太人的传统的原则，向我证明我命定要属于他们。”②从此，爱因斯坦再也没有放弃这种信念，即使是在最困难的磨难中，他也认为“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已经解决了”。对于有原则性的大思想家来说，认识到什么就坚持什么。
所以，不变则已，一变就是飞跃。
对自己与犹太民族共同点的探讨，德国排犹势力的日益猖獗，对自己迫害的日益严重，成了他接受犹太复国主义主张、成为犹太民族主义运动热心人的思想基础。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烈，反抗愈强，历来如此。
随着排犹运动的高涨，犹太复国运动也日益高涨。这一运动在柏林和伦敦的上层官场有强有力的后台，在犹太人中有广泛的基础。犹太复国运动的领袖是一些精明、能干的人，他们为了扩大运动的影响，争取世界上更多的人的支持，把态度不明朗但又很有名望的犹太人开列出名单，逐一登门拜访，进行争取、动员乃至拉拢。
①[法]瓦朗坦：《爱因斯坦和他的生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页。
②[法]赫尔内克：《爱因斯坦传》，科学普及出版社1979年版，第73页。
1919年2月的一天，一位说客来到哈伯兰大街5号，说了一通犹太人在欧洲如何遭歧视和迫害，然后要爱因斯坦出来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犹太人受迫害与搞犹太复国有什么关系呢？”爱因斯坦天真地问。
来客解释道：“我们犹太人是世界上最不幸的民族。我们漂泊异乡，无家可归。我们的兄弟遍布欧美各国，但是如果有一天，欧洲、美洲的各国政府都排犹起来，我们怎么办？特别是那些穷苦无靠的犹太人，怎么办？我们建立起一个自己的国家，就能恢复民族的传统与尊严。在他们排斥我们的时候，好有退路，我们要给犹太人民一种内心的自由和安全感。”
给苦难的同胞一种内心的自由和安全感，这一思想深深打动了爱因斯坦。经过说客们几次的谈话争取，爱因斯坦表态了：“我反对民族主义，但是我赞成犹太复国运动。一个人如果有两条手臂，他还总是叫嚷说没有右臂，还要再找一条，那他就是沙文主义者。但是，一个人如果真的没有右臂，那他就应当想办法弥补这条失掉的右臂。作为人类的一员，我反对民族主义。作为一个犹太人，从今天起，我支持犹太复国运动。”①
①秦关根：《爱因斯坦》．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196—197页。
爱因斯坦以他在世界学术界最崇高的威望全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主张。他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主要出于对同胞受的不公正待遇的不平，对排犹主义的不满，从一开始就是纯人道主义的，与那些抱着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立场及其他目的搞犹太复国主义的人，尤其是它的上层，从来都是不一样的。对此，当时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魏茨曼比谁都清楚。他在给柏林犹太复国主义中心领导人勃鲁曼菲德的信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爱因斯坦完全不是我们所认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我请求您不必作任何邀他参加我们的组织的企图……”①
早在巴勒斯坦开始发生冲突时，爱因斯坦就希望与阿拉伯人达成一项合理的协议——“建立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冲突会转化成一场战争，并且要以一方的胜利为结束条件。他认为，在列强面前，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互相对立这种情况，对两个民族都是不利的，只有寻求双方都可以同意的妥协办法的途径才能改变这种情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曾提出过一个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这两个民族杂居的地区如何进行共同管理的具体建议。不用说，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对此从来都是讳莫如深的。
后来，当他看到现实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后，在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激烈战斗期间，他写道：“除了实际的考虑之外，我所认识到的犹太民族的本性同犹太国的思想是相抵触的，而不管它的边界、军队和世俗权力是多么有节制。”当魏茨曼去世后，他被提名担任以色列总统时，他坚决地拒绝了：“我熟悉各种科学问题”，“然而我却既没有天生的能力也没有必需的经验来处理人类问题”。所以拒绝，除了他讲出来的原因，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远远超出了他转向支持它时所想的，恐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①[苏]里沃夫：《爱因斯坦传》，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