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人们厌恶仇恨、屠杀和国际阴谋。战壕、炸弹、屠杀留下了悲惨的余悸。谈论战争的书籍没有销路和读者。每个人都在期待一个和平的时代并想把战争遗忘，而这种现象能把人类的幻想完全吸引住。人们的视线从布满坟墓的地面聚集到满天星斗的太空。抽象的思维把人们从日常生活的不幸中引向远方。日食的神秘剧和人类理性的力量，罗曼蒂克的场景，几分钟的黑暗，尔后是弯曲光线的画面——这一切和痛苦难熬的现实是多么不同啊！”
英费尔德还指出：“还有一个看来最主要的原因：新现象是一位德国学者预言的，而英国的一些学者验证了它。不久前还属于两个敌对阵营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们又开始一道工作了。或许，这就是新的时代、和平时代的一个开端？据我看来，人们向往和平是爱因斯坦荣誉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①
①秦关根：《爱因斯士日》，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184页。
还有两个原因是：战争期间通行的是反智力的路线——神秘主义和一种类似宗教的战争狂热。而相对论，即使是许多并不完全了解它的内容的人也能感觉出，它是特别颂扬人类的健全理性的。而饱受战争之苦之后的人类，当他在考虑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和何以能发生时，自然要对这种充满了理性，甚至可视为理性的代名词的广义相对论及其作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不用说，沙文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诽谤中伤，对“爱因斯坦热”客观上也起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这也激起了广大公众对相对论及其创立者的兴趣。
有人说得好：“荣誉这东西，是人民大众对于杰出人物的嘉奖。它像美酒，给人以欢愉。但美酒喝多了，却也能使人陶醉、麻木，甚至昏死。”①长久生活在荣誉的包围之中，却不受荣誉侵蚀的人是很少的，而爱因斯坦就是这种不受侵蚀的一个。
虽然在我们看来，爱因斯坦受到世界各国人民无比崇敬是很自然的，他当之无愧，而他自己对此却总觉得诚惶诚恐。因为在他看来，“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在我看来，释迦牟尼、摩西和耶稣对人类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那些聪明才智之士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如果人类要保持自己的尊严，要维护生存的安全以及生活的乐趣，那就应该竭尽全力地保卫这些圣人所给予我们的一切，并使之发扬光大。”②他还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反复多次地强调过道德的至上性。重视伦理道德对社会的巨大作用无疑是正确的。这也表明他自己是一位很注重道德修养的人。但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而科学作为技术进步、生产力提高的决定性前提，归根到底是社会进步最强大的推动因素。所以马克思说，与手推磨相联系的是封建社会，与蒸汽磨相联系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爱因斯坦显然还没有达到。当然，他的这种认识恐怕也是与他所处的时代，在沙文主义的影响下，不少自然科学家也致力于使科学技术变成刽子手手中强有力的杀人工具这种现象分不开的。
当然，这只是把科学与伦理道德相比较，决不意味这位伟大的科学家自己就看不到科学对社会进步的巨大意义。相反，他认为科学研究对于一个社会的进步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他就曾经明确说过：“当科学研究开始落后时，一个国家的精神生活就会崩溃，并且它窒息了将来可能的发展。”①
①秦关根：《爱因斯坦》，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184页。
②[美]杜卡斯、霍夫曼：《爱因斯坦谈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61-62页。
说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爱因斯坦是一个多少带点羞怯的人，他谦卑、胆怯，甚至缺乏“正常剂量”的自信力。他对狂热的崇拜者的无以复加的虔诚和热情是那样地受不了、不习惯，但他内心又却是那么坚强，他像高山巍然屹立，抗击着尘世浮华和奢望的侵蚀，一如抗击当年仿佛要摧垮他的艰难生活和经常遇到的别有用心的人对他的中伤和诽谤。他，就是他，永远是他，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总是那么朴实、自然，自然得就像未加修饰过的大自然本身一样。有些活动他不得不出席，他出现时，场上总是欢呼声振聋发聩，每当这些时候他总是摆摆手，微笑着向人群答谢，可很快你就会发现，他只是机械地在维持着这种动作，思想早已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常常是情况已经变了，他原有一些动作还按惯性在持续着；或者情况突然有了改变，他也发现不了，常常需要通过别人的提醒才能重新回到现实中来。这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比爱因斯坦对有关自己的这种事情更超脱的了，对这样的荣华能如此地不动心，这无疑也是他像在科学上创立相对论那样作出的空前的一种创造。在接到广义相对论得到证实的消息后，他做的惟一的事不过是给母亲拍了一份电报。其目的是为了使年老多病的母亲能从中得到一点快慰。有一位柏林最有名气的主妇，一天想请爱因斯坦赴宴，她列出了邀请参加的所有著名客人的名字，然后去找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尖刻地问：“如此看来，你是想让我担当宴会的主角了？”说完转身就走了。埃丽莎悄声对那位夫人说：“阿尔伯特是不可能这样去做的。”爱因斯坦对吃吃喝喝、挥霍劳动者的血汗从来就很反感。对借这一种做法要达到别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更不待说了。早在1909年夏，他应邀参加日内瓦大学为纪念加尔文创建该校350周年时就表露过这样的情绪。庆典活动结束时举行极为丰盛豪华的宴会，当时他问坐在自己身边的一位日内瓦显贵：“你知道如果加尔文至今还健在，他来这里会干些什么吗？”那人说不知道，并反问他会怎样。爱因斯坦说：“他肯定会点燃一堆熊熊烈火把我们这些罪恶的贪吃鬼统统烧死！”①这种看法他终生未变。所以，他讨厌数不清的宴会作为少数例外，他只接受与五六个人共同进餐的邀请。一旦他察觉到这是别有用心的借口，他就会毫不留情地表现出来。对有些实在很难推托的宴请，埃丽莎怕失礼，只好编一个爱因斯坦有更重要的原因实在不能参加的谎代他前往。
①[法]瓦朗坦：《爱因斯坦和他的生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98页。
有一位好奇的女士，不知疲倦地做了许多工作。她曾以自己的建议纠缠了爱因斯坦和埃丽莎很长时间。她是那么不屈不挠。爱因斯坦固执地不愿见她竟使她感到那么痛苦。这使埃丽莎深受感动。有一次，埃丽莎问爱因斯坦：“我们可以在开音乐晚会时请她来参加一次吗？”爱因斯坦耸了耸肩，因为对他来说，听演奏的人多一个少一个都无所谓。这次音乐会，他是为了给一个很有才华但尚未成名的音乐家捧捧场，当然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其实，“他演奏得很好，而我却不怎么样，但他相信与我同台演奏会使他扩大名场”。爱因斯坦对这种不合逻辑的社会事实感到好笑。
①[美]杜卡斯、霍夫曼：《爱因斯坦谈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
在那次演奏过程中，他沉湎在音乐中，完全忘记了很多人已经拥进他的房间。他茫然地看着川流不息的拜访者，动听的旋律在他脑海里回荡，完全压倒了那些低声的祝贺。快结束时那位不屈不挠的女士面带着迷人的表情走到他面前：“教授先生，我希望您允许我下次能再来。”“不。”爱因斯坦平静地对她说，没有一点严肃生硬，仿佛是在讲与他们两个人都毫无关系的一件事。他以吃惊、不解的目光盯着那位慌乱、狼狈的女士离开了他的房间。埃丽莎大叫起来：“阿尔伯特，你怎么能这样！”“可是她为什么还要再来？”他显出一脸真正吃惊的样子，他丝毫不能理解他惹出来的尴尬局面：“我没有发现她有再来的必要。”像这类事多了，有时他能毫不留情地向一位地位虽然显要但很庸俗的人下逐客令。他对一切世俗的考虑都充耳不闻，因此他常常被人指责为“天真幼稚”、“固执”。但他的巨大声望帮了他的忙。有的人在他那里明明碰了一鼻子灰，出去后还要吹嘘爱因斯坦如何平易近人，如何有教养，对自己如何热情等。此外，他的性格古怪的名声在某种程度上也掩护了他。这些做法在伟人身上不仅不是遭人痛恨的毛病，反而也成了铸成他伟大成就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轶事与他的成就一同被人们传诵了。
名誉也能带来许多物质上的好处和好运气。但是爱因斯坦坚决拒绝各种令人难以相信的供奉和巨额酬劳。如在银幕上露10分钟的面就可以拿到一笔惊人的报酬。他们坚持说，这对他来说毫不困难，只是站在黑板前，手里拿一支粉笔。爱因斯坦不禁大笑起来：“下一步是什么？你们难道真的相信我会像一只马戏团的猴子那样表演？”爱因斯坦和埃丽莎都渴望摆脱各种各样的额外收入。他们认为，那收入对于他们朴素的生活方式来说是多余的。
但是也有例外。也许是由于他青年时代经受过太多的苦难，对别人给自己的无私帮助始终抱有崇敬的感激之情。他对那些虽然并不重要但确实需要他的人总是有求必应。他常常会毫不犹豫地把一位要求见他的可怜的倒霉人引进小屋，亲密地谈上几个小时，帮他想办法，解决问题。任何出于道义或物质上的遭遇所发出的呼吁他都是不遗余力，大力帮忙。有时，他知道后，在别人尚未向他提出请求之前他就主动为他们做了。名声大震之后，他也常常被那些乞讨者所包围。而且一大批相信能得到他的帮助的亲戚也找上门来，还有一些根本不相识、遇到了困难的人也来请求爱因斯坦夫妇帮助。为此，埃丽莎不得不询问每个人的情况，把这些人的问题分类解决。因此有些滑头的人也趁机钻空子。而遇到这种情况爱因斯坦由于对贫穷者的深刻同情也往往上当。有一次，埃丽莎气愤地对爱因斯坦说：“怎么，阿尔伯特，你又给那骗子这么多钱？他已经愚弄你好几次了！”爱因斯坦平静地回答说：“他肯定还是那样需要钱，人怎么会为了欢乐去乞讨呢？”他凝视着大家，样子仿佛是向大家挑战：你们能否定这样的理由吗？他把他的精力全集中到他的探索的大事情上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