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爱因斯坦永远是“世界公民”，他永远属于全世界。这时他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自由地和同事们交往了，在原来的朋友中反战的人实在太少了。他像躲避瘟疫那样避开普鲁士科学院和威廉皇家学会那些数不清的研究炮弹、潜艇和飞机的委员会。他把自己锁在工作室里，夜以继日地紧张地进行着研究。这时，他给埃伦费斯特写信说：“在惊慌失措的欧洲正在发生某种难以置信的事情。这样的时刻表明，我们是属于多么卑劣的生物品种啊！我沉默地继续进行和平的研究与思考，但却被怜悯与厌恶所笼罩。”②
9月初，他在给埃伦费斯特的信中进一步讲道：“国际的灾难沉重地压在我这个国际主义者身上。一个生活在‘伟大时代’的人很难理解，自己是属于发狂的、堕落的、并以自由意志而自豪的生物品种。”这封信充满了对民族堕落的厌恶，对战争的愤怒。
①秦关根：《爱因斯坦》，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115页。
②[苏]库兹涅佐夫：《爱因斯坦传》，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58-159页。
爱因斯坦在那疯狂的岁月所以能如此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由他自己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一贯态度所决定的。他后来在《我的世界观》中曾写过这种态度：
“一个人能洋洋得意地伴随着音乐在队列中操练步伐，这已使我对他鄙视了；他丢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对他来说单单一根脊髓就完全足够了。文明的这种耻辱，应当尽快加以消灭。
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和讨厌的军国主义，都多么使我深恶痛绝啊！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和丑恶的现象，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加这种可耻的勾当！尽管如此，我还是把人类想得这样好，我深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没有被那些通过学校和报纸起作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而系统地进行败坏，那么战争这个妖魔早就该绝迹了。”①
面对侵略战争对人民的蹂躏，爱因斯坦觉得沉默是有罪的，在这样的时刻应该站出来大声疾呼，唤醒那些受了蒙蔽的人民。“善良的欧洲人，团结起来！”他站出来呼吁了。他与另3位不大有名的人针对《93人宣言》，发表了《告欧洲人民书》。
这时，他发现罗曼·罗兰也发出类似的大声疾呼：
“敌人不在国外，他在每一个民族的内部……那就是帝国主义这个恶魔！”
他终于找到了以罗曼·罗兰为代表的志同道合者，以及聚集在罗曼·罗兰周围的反战学者和作家。
爱因斯坦参加了反战组织“新祖国同盟”。他于1915年3月22日给罗曼·罗兰写了信：“在‘新祖国同盟’的帮助下，也从报纸上，知道了你的大无畏精神。为了消除目前把德、法两国人民隔绝的重重障碍，你发表了意见……在我们欧洲，300年紧张的文化工作，只引导到民族主义的狂想来代替宗教的狂热，后辈人能感谢我们欧洲吗？许多国家的学者作出的举动，似乎他们的大脑已被切除……如果你认为我微薄的力量有所裨益，那就请随便使用吧！”爱因斯坦觉得自己已经是反抗沙文主义暴行的国际友好团体的一名战士了。
1915年秋，爱因斯坦在苏黎世朋友赞格尔的陪同下拜访了那时住在瑞士斐维的罗曼·罗兰，这次拜访使爱因斯坦了解到所有的交战国都有反战团体。
①《爱因斯坦文集》笫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5页。
对于这次会面，罗曼·罗兰在日记中写道：
“……爱因斯坦还年轻，身材不高，脸盘大而长，头发浓密，略微有点卷曲、干燥、黝黑，夹杂着少许银丝。高高的前额，嘴很小，鼻子略肥大，双唇丰满，小胡子剪得短短的，双颊圆润。他说法语，有困难时，常常夹着一些德国话。爱因斯坦活泼、爱笑。他偶尔用幽默的方式来讲述最深刻的思想。爱因斯坦自由地发表对德国——自己的第二或甚至是第一祖国的看法。任何别的德国人决不会这样自由地讲话。在这可怕的一年里，每一个处在他这样地位的人都会由于精神上的孤立感到痛苦。然而爱因斯坦却不，他经常笑。他找到了继续进行科学活动的办法。这里说的是他那著名的相对论。我对这个理论没有什么概念，而爱因斯坦却提都没有提到它。不过赞格尔凑到我的耳边说：‘这是牛顿时代以来科学中最伟大的精神上的革命。’我问爱因斯坦，他是否把自己的见鹪告诉德国朋友们。他回答说，他避免此事；他愿意采用苏格拉底的方法，即提出一连串有逻辑关系的问题使读者思想上震动。‘不过人们并不怎么喜欢这个。’——爱因斯坦补充说。”①
①[德]卡·塞利希：《爱因斯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0一141页。
1926年，当罗曼·罗兰60寿辰时，爱因斯坦就1915年的会晤写道：
我只亲眼见过您一面，那时欧洲危机的最初冲击还使您心神不安，在那些备受折磨的群众中间，您像一个孤独的幻想家，他们由于您不能给他们带来光明和解放而感到失望。您从来不满足于把您那罕见的创造才能只用于高雅的人物交往；您热望帮助一切蒙受自己造成的苦难的人。
粗鲁的群众被邪恶的激情驱使着，这种激情支配了他们，也支配了他们的政府。他们狂言谎语，但结果只是彼此弄得更加悲惨。总而言之，他们似乎没有经过内心的冲突就造成了全部的这种苦难。至于那些不带群众浅薄粗鲁情绪的和不受这种情绪影响而信守着兄弟友爱理想的少数人，他们所面临的情况就更加困难。他们会被自己的同胞所摒弃，并且会受到像麻风病人那样的迫害。除非他们以一种违心的方式行事，或者胆怯地把自己真实思想感情隐蔽起来。您，可敬的大师，却没有保持沉默，您起来战斗，忍受着痛苦，并且支持着那些在苦难中的人们。您是伟大的精神鼓舞者。
在这个使我们欧洲人深深感到羞耻的年代，甚至连有高尚思想的人也会被野蛮情绪所俘虏，这已经是一清二楚了。我不相信，高尚的为人态度，在大学和科学院里，要比默默无闻的、沉寂的普通人所在的店铺里发扬得更好。
可是有一个集体，您是其中最有声望的杰出人物之一，这是这样一些人的集体，他们对于仇恨这种疫病都是有免疫力，他们企图消除战争，并以此作为走向人类道德革新的第一步；比起他们自己特殊国家和民族的特殊利益来，他们认为这个任务重要得无可比拟。①
这封信表明，有教养的人道德上的残暴是怎样深深铭刻在他的心里。他当时只寄希望于“默默无闻的、沉寂的普通人”。在社会绝大多数人都被卷进了战争狂热的情况下，爱因斯坦表现出了惊人的冷静、深刻的理性和大无畏的反“潮流”的精神，以自己的行为再次证明，大思想家从来都是人类的大脑与灵魂，是社会的良心。他的言行是指引人类绕过暗礁、驶向幸福彼岸的航灯。
①《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7—28页。
在当时，罗曼·罗兰和爱因斯坦等人的声音与莱茵河西岸民族自大狂的喧嚣声比起来是太微弱了。然而这是理性的声音，迟早总有一天全欧洲都会听到它。
整个大战期间，爱因斯坦一直生活得很压抑。他常常去看自己的堂叔——鲁道夫·爱因斯坦。堂妹埃丽莎就住在那里。她是一位举止温柔、非常幽默，与爱因斯坦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和爱好的年轻妇女。她给了孤独、苦闷的爱因斯坦以许多安慰。1919年，爱因斯坦与米列娃离婚后就与她结了婚。
大战结束的前一年，爱因斯坦病倒了。他早就因在苏黎世和伯尔尼吃不饱而得了胃病。一个人住在柏林后生活又没有规律，加上成年累月、不分昼夜的紧张思索，希望和绝望、激动与狂喜所造成的感情上的巨大波动，终于把身体彻底搞垮了。两个月，体重就减轻了十几公斤，他还以为自己是患了癌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