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尚有待于论述他有关中国中原的著作。正如大家可以预见的那样，这类文献形成了千佛洞中的主体。这些写本中的绝大部分都属于佛教：相当多的大藏经经文、各种疑伪经以及通过唐代经目才为人所知的经文。伯希和在他1911年于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所作的一次报告中，具体解释了这后一批写本的性质。伯希和作为科班出身的汉学家，他的兴趣被导向了佛教，形成了他的一种典型的特征。伯希和全部著作的三分之一涉及了该研究范畴。他从早期开始，于1903年介绍了12世纪佛教的两个异端教派（外道），即“白莲宗”和“白云宗”。这难道不是一种将亚洲的所有古代文化互相协调和结合起来的佛教吗？这其中可能也有伯希和从沙畹那里接受的例证，沙畹在这方面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对于伯希和的影响是无法否认的。我于此将他于1918年完成的《牟子理惑论》小册子的译注本列于首位，这是一种佛教的护教书，而佛教传入中国确曾引起过某些动荡。如果伯希和接受该书为公元2世纪的断代，那么它也可以证明，中国南方的佛教僧伽当时就已经有了牢固的基础，因为一个世纪之前楚王的皈依就证明了这一切。伯希和在15年间准备了对这部晦涩难懂的著作作诠释。此外，他还讨论了《弥烂陀王问经》（M ilindapanha）汉译本中的专用名词，该经是米弥陀王（M énandre）和那先比丘（N agasena）之间的一次著名对话。后来，这便是戴密微（Paul D em iéville）针对这一同样的传说而写成的长篇而又令人赞不绝口的论文的始因。或者是还有更重要的著作，如伯希和论述了今已佚的《道德经》的梵文本，它是在中国佛教史上的最大名家玄奘的关怀下为迦摩缕波（K am ar？pa）的拘摩罗王（K um？ra）而主持编定的。该著还涉及了道教研究，西域的大发现也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在那里也发现了公元4世纪的一部分道藏经典，佛教和道教之间有时是和睦相处，有时又是相当激烈争论的关系，由此得以证实。伯希和从1906年起，就在沙畹的一部著作之末，对《魏略》作了注释。《魏略》是公元3世纪的文献，它同时说明了中国佛教的起源及其与老子教派之间的最早争论。
但是，传统中国并未因此而被伯希和所摒弃。1928年，他于法国科学院论述了一项既被经常触及而又遭误解的内容，这就是中国印刷术的起源问题。他提到木刻版书在华长期受人青睐，接着又提到中国活字印刷术的起源。活字印刷术可以上溯到11世纪中叶并且很早就向西域传播。伯希和在1918年的《东亚论丛》中，指出了敦煌（始终是敦煌！）是怎样提供了历史经典《书经》的残卷，它们都早于744年的那道诏令，该诏令规定用现代文字取代古文字。由此而出现了一场文献考证运动、对于古汉字语音学和字体学研究的新高潮。马伯乐和高本汉（K arlgren）则将这些研究探索更向前推进了一步。如果人们想由此而说伯希和从未描述过一种语言状态，那么他就不是一名真正的语言学家。伯希和非常注重对音问题，他觉得，唯有一种非常严格的对音体系，尤其是那些专用名词或外来词的汉文对音，才可以使人确定在借鉴方面的词汇衔接之真相，而历史的衔接却要依靠语言的衔接。他在此问题上也成为一代语音学家和语言学家们的首倡者和先驱。伯希和还以同样的精神研究了那些罕见的文字。例如，契丹金石铭刻中的契丹字，它出自一个享有契丹名称的鞑靼民族，他们继唐朝崩溃之后，占据了中国的北方边陲，其语言是一种受通古斯语影响的蒙古方言；西夏文，即唐古特（T angut）人的文字，唐古特是一个属于藏—缅语系的部族，于11世纪期间以那些模拟汉字为范本而创造文字，也是为了传播佛教经文。最后是八思巴（＇Phags—pa）字母，它是奉13世纪的一位蒙古首领的命令，由一名藏族喇嘛根据适应了蒙文语音的藏文字母而创造的文字。
自1913年起，艺术史问题也几乎是以与语言学并驾齐驱的地位，而吸引了伯希和。伯希和特别将此视为确定历史之连贯性的手段。他顺便还纠正了对某些作品的断代，揭露了充斥着我们博物馆的赝品。我在他有关年代学的主要论文中，可以提到在1913年的《东西论丛》中发表的有关为古代中国的书籍作插图的石版和木版印刷的论文；有关中国瓷器中的札记；有关被称为“干漆”器具的札记；有关古代玉器的札记；有关欧莫弗普洛（E um orfo—Poulos）特藏中的壁画的札记。他通过将这些壁画与敦煌壁画相比较，而证明了其相对的近代性。他的一部更具综合性的论著论述了与中国艺术相比较的西伯利亚艺术。对于古代青铜器和瓷器的描述，无论是对于史学家还是对于收藏家来说，都同样是珍贵的。我们还应该将伯希和对于有关7—8世纪的雕塑家、其传记的具体情节、作品之归属的远东大文集，也归于这一类。他非常谨慎地指出，必须注意明末的中国作家们的观点，他们在此问题上提供的信息是最准确的。最后，我还要提前指出，他从敦煌绘画中找到了一种将它们置于某种年代范畴内进行研究的主意。
伯希和对于亚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展开的广泛而又辛勤的逐年耕耘，丰富了他为马可·波罗的名著《寰宇记》而撰写的注释。由穆尔（A。C。M oule）和伯希和联袂署名的这部大开本著作，于1938年在大英帝国出版，但仅包括预计的4卷中的前两卷，提供了托列德（T olède）的拉丁文原文和英译本。伯希和为他自1936年以来在法兰西学院开课而准备的札记，尚有待于今后刊布。大家都理解，这部珍贵的游记不仅在整个具体细节上是真实的，而且还有各种来源的极其丰富的资料，它可以把读者从小亚细亚带到中国，经过波斯和高地亚洲，然后又经过北京再到云南或福建，最终从中国经海路而到达波斯，它吸引了于6个世纪之后再度经过同一批会合点的学者。
但这部著作已使我们接近其遗作的边缘了。众所周知，1946年组成了以勒内·迪索（R ené D ussaud）为名誉主席的一个委员会，以筹备出版那些稿本之事，也就是刊行那些已准备就绪或者是至少已写得齐全的著作。该著可能会被权宜性地列入12部著作之列，其中有些具有广泛的文献性。这些著作中的3部已出版或者是已经付梓了。其中的数种著作涉及了蒙古事务，除了有关蒙古与教廷的文章已汇辑发表之外，它们都成了分散的和低档次出版物的内容。伯希和在法兰西学院的全部讲义都充分证明，它们在其关心中该占据着一种什么样的中心地位啊。这些著作分别是：《金帐汗国史札记》，即有关成吉思汗子系的一个西部汗国历史的札记。这些研究涉及的前蒙古时代的突厥斯坦的地理、卡尔梅克史等。我已经提到的西安府大秦景教碑，却变成了他的一部具有大量注释的巨著之内容。此外还有一部古代吐蕃史著、一部有关柬埔寨古老风俗的经彻底修订的著作、数目相当巨大的一批有关阿尔泰语言的札记、一部有关中国印刷术起源的论著。这其中特别是有一部（它似乎是伯希和所偏爱的著作）《蒙古秘史》的刊本与译本（令人遗憾的是它未被杀青），他曾对此书潜心研究了30余年。它是研究蒙古人历史和语言的价值不可估量的史料，仅仅撰写于成吉思汗晏驾的13年之后。伯希和通过一种汉文对音本而复原了其蒙文原文。
现在是从我一度暂时放弃的地方，再重新开始论述伯希和学术生涯轮廓的时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作为军队联络官而到达达尼尔海峡（D ardanelles），不久，他作为武官从那里出发赴北京。稍后，由于其职务的需要，前往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V ladivostok）和伊尔库茨克（Irk-outsk）。1921年5月6日，他被选定在我校代替拉斯特里（Lastery）公爵。他当时尚年轻，不满43岁，而谁又会想到荣誉来得如此之早呢？从这一年直到1938年，伯希和以一种急促的节奏相继从事旅行：前往波士顿参加东方学家大会，前往伦敦以在柏林顿会馆和印度学会作报告，为法兰西学术院出差赴开罗并于同一年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为了继续作报告而赴纽约和美国的几所大学，他还曾先后赴马德里和乌普萨拉。他曾两次赴远东，其中第二次是为了即将于1936年在伦敦举行的中国艺术展览而作筹备的。同一年，伯希和氏前往哈佛和罗马。我可能还会忘记了他的其他几次旅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阻止了他马不停蹄的环球旅行，但却丝毫不能阻止他的工作。他收缩了个人的工作。席尔宛·烈维逝世后，伯希和于1935年12月13日继任亚细亚学会主席，他从19岁起就是亚细亚学会会员。这对于他来说，既是新荣誉，更是新负担，他另外还出任伊朗学会会长、东方之友协会会长、吉美博物馆理事会理事长、汉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务。他自1927年起便在高等研究学院任导师，但实际上却未承担教学任务。1939年，他担任了中国中央研究院的通讯院士，在此之前已经分别是列宁格勒科学院和其他几家科学院的通讯院士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那些放肆的言论和有时是轻率鲁莽的性格，差一点使他被解职或被拘禁。他忽略了申请所要求的许可证，便继续在亚细亚学会作报告，在团结大学各界的抵抗运动中扮演了某种角色。在光复时，于敌人撤退之前，他在自己曾任馆长的德纳里（D ennery）博物馆首次升起了法国国旗。
对于他来说，战后所剩的时间太短了。他的洲际报告会一旦恢复之后，仅勉强有时间于1945年1—3月间在美国居住了一段时间，以在太平洋关系学院与纳佳尔（N aggiar）大使一并，参加设立在弗吉尼亚温泉的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召开的会议。他从这次旅行中返回之后，一场残酷的疾病（可能已在他身上潜伏很久了）使他卧床不起，最终于1945年10月26日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可能直至其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一直保持清醒。但我却可以非常肯定地回答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也就是他早已知道自己患了不治之症。他当时年仅67岁。
如果企图对这样一个人的终生事业作一番总结，那是很困难的，甚至还可能是徒劳的。除了有人一再争取才迫使他作的几次报告之外，伯希和从未为大众写过任何东西。我们还可以说他未曾写过任何书，但他的许多论文都比厚厚的一大本书的内容更加丰富。伯希和竭力鼓励其他人撰写综合性著作。亚洲史史学家格鲁塞（R。G rousset）非常高兴地承认他对伯希和的感激心情，伯希和自己却永远都自认为尚未做好准备。他始终觉得接触新著作是必不可缺的，随着其研究的深入，一切又越来越远离了他积累的资料本来似乎要引导他趋向的最终目的了。他确实是在变化不定和特别庞杂的领域中工作，这些领域往往仅为前人略有触及。在整个20世纪期间，他的著作在许多方面都有一种先锋著作的气派。可能必须等到经过其死亡的寂静之后，才能使他的著作出版。事实上，正是他那谨慎而又多受折磨的天才推迟了它的实施。
伯希和是一个很全面的东方学家，可能没有任何人曾达到过如此高度。我们已经看到，他首先是忙于确立亚洲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敦煌可能是其一生中闪烁出的最具有决定性的火花，他的最早著作便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位汉学家必须学会蒙古文和突厥文，能够熟练地使用古代或现代的各种语言。
伯希和的文风很明朗，完全没有矫揉造作和夸张，明显是一气呵成的。然而，他的著作极不容易阅读，可读性太差。他以一种曲折多变的兴趣和一种地狱般的速度书写，人们很难去追踪这种始终都要准备走入一条新轨道的思想，而且时刻都准备顺便排除那些又会使人联想到其他问题的内容，如此没完没了。其著作中的注释纵横交错地交织在一起，都作为参考资料而置于书的边缘，它们将庞大图书馆中的所有内容都联系起来了，从而形成一张世人难以进入的网。
在这个图书馆中，很难有一部重要著作未被他作过笺注。在辞书方面，翟理斯（G iles）的《中国古今姓氏谱》，已被伯希和彻底重作了一遍。如此积累起来的卡片提供了他对百余种文献的分析，并且附带指出了为考证其内容和标明每种版本而必需的一切。如果不是拥有如此之大的激情，除他之外的哪一个人能够强迫亚细亚学会接受注意一批具有如此专门内容的著作呢？因为肯定只有很少数的听众能够领会并用心地倾听他的讲述。颇有意义的是，伯希和氏的多种重要论文都是书评，即针对另一部书所写的著作，他步步为营地重新研究其细节，从印刷错误直到引起争议的严重错误，面面俱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