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预言是一尾不适宜政治生态的小游鱼，因为我老实，然而生存在“暗流”中的这尾游鱼却鲜活至今。我想，也许太多的文学作品把这种政治生态描绘得过于凶险、阴冷、厚黑。其实，在这种生态中也不乏花红叶绿、阳光、空气与土壤。
略有点发福的肚皮及习惯成自然的语调成了自己职业的符号，与陌生人聊上几句，他便会断言我是一个机关干部。是的，职业特征容易在我身上物化成一种行为、一种语调、一种习惯。就像以前躬耕三尺讲台时，脸上也如贴上“教书匠”标记一般。然而熟悉我的人都明白，这种职业身份的“符号化”，并不是因为张扬，而是因为角色的契入。按本色做人、按角色办事、按特色定位，这是我的人生信条，也是我的生存哲学。
如果不是2000年那一次毫无来由的人事岗位变更，我或许现在还是一所省重点中学里与世无争的教书匠。因为那场变更，我体验到一个小人物在势利场中博弈的无奈。我知道，当然更多的人也明白，我只有退让，没有庇荫与老实憨厚使我无法作出另外一种选择。有朋友义愤填膺，谁叫你冥顽不化，谁让你把校长当人看。对，我始终把校长当人看，即使现在，我仍尊重他做人的高贵与尊严，我始终没有赔着笑脸、提着礼品走进他那据说是富丽堂皇的家门打躬作揖、阿谀奉承。校长的势利，让我痛并清醒着，我尝试着用换位思考去理解他的苦衷，因为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得罪主管上司，犯得着吗？谁叫你不能跟书记、县长、局长，哪怕是科长攀上关系。那时，我刚毕业不久，怀着最后一丝天真问过老爸，你就没一个亲戚、没一个朋友、没一个同学在衙门里呆着？老爸说，你就不会自己去钻营、经营？沉默一会儿，又说，你没那个天赋，谁叫你是我的儿子？父亲又借机对我进行自强、自立、自尊的教育，证明自己，便是在跌倒后站起。
是的，除了自己，没有人能证明与拯救自己。那个夏天，我开始躲进小屋悄悄进行一场捍卫自己尊严的战争或者说孵化着一个梦——考研。我想，当个大学教授，著书立说，无人事之烦扰，不失为人生快意。白天6点至晚上9点，我仍然是一个忙碌的似乎没有章法的班主任。只有在晚上9点以后，橘黄灯光拴住的那个瘦弱的身影才属于一个卑微的抗争者。在焦灼中等待，成绩出来了，总分名列所考专业第一。然而在别人的艳羡中没几天，法学类公费考生外语58分的最后划线却成了我人生的“滑铁卢”，一分之差与高额的自费让我的考研梦如断线的风筝，飘摇着坠落。
上帝在一个地方关起一扇门，必然会在另一地支起一扇窗。考研的那年冬天，我做了一次失败的“陪考”却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学政治专业的人往往是典型的完美理想主义者与批判现实主义者的结合体，我也不例外。说心里话，以前我的确有点鄙薄机关干部，能力不大脾气大、热情不高嗓音高、职务不高官气足。一个要好的哥们儿报考县委组织部，硬是拉上了我这政治系毕业的科班生做“陪考”。
就这样，笔试、面试、考察，跨过道道门槛，我竟然成了一名管“官”的官——组工干部。报到是在第二年春天的一个下午，组织部在县委大院那幢50年代的苏式建筑中，黑瓦、红墙、木地板，皮鞋撞击木地板的“咚咚”声让人感觉有点虚幻，不真实。祖上世代栖居山旮旯里，忠厚老实，甚至连芝麻大的村长、组长都没有当过，自己却一不小心成了“县委干部”。父亲知道确切消息的那天，激动地跑到离家5里路的墟场买了一个火锅，大年三十，旺旺的木炭灼烤着他的脸，红红的、黑黑的。我知道，这是一种可以触摸的父爱。他本来可以成为改写我们家族史的第一人，他曾考上名牌大学，也做过近20年的民办教师，然而还是走不出农民的宿命。在组织部第一次见面会上，我有点手足无措，趁别人不注意，我用力掐了一下大腿，一种锥心的痛，是真的。
组织部来了四个年轻人，我只是其中一个，也许没人会想到我会成为一匹地地道道的“黑马”。没有黑幕、没有暗箱、没有交易，只有苦干、实干、巧干，科员干事、研究室主任、组织室主任，不到28岁我便成了组织部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部委会成员，率先提拔、破格提拔，顺风顺水的经历也使自己成了“老实人不吃亏”的标本。但我知道，我只不过是找到了一处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
在组织部这一方温润的气候下，命运的表情是微笑的，生命的载体是鲜活的，甚至可以听到生命张力的声音。获得副教授职称的知识型前任女部长、大气而不失儒雅的继任部长、睿智厚道的分管副部长，还有那帮赤诚相待的同事们，他们在我的生命中交叠成一种让人温暖不已的“图腾”。触摸组工干部的这段经历总有让自己太多的感激、感动与感恩。我相信，这种成长对自己是一次嬗变、一回腾跃、一种升华。我没有按常规走一个有培养前途的机关干部该走的路，我不愿上任团县委书记，甚至不愿做县委书记的秘书。当然，也从没想过到乡镇去做一方“诸侯”。其实，从本质上来讲我仍然是个农民，血液里奔涌的仍是农民的情愫。我没有李昌平向总理说实话的勇气。但我想说，现实的土壤容易产生悖论，理性的解构并非一定能够产生真理。在县委组织部工作的近四年里，乡镇干部这样一个让不少人当然也包括做教师时的我所诟病的群体，赢得了我更多的尊敬与理解。乡镇干部在失语的环境里顽强地工作着、生活着，也许还在扭曲着。或者我们有太多的理由指责他们，但我们仍然没有理由不尊重他们。
我属于那种植物性的人，被拔出坑，都得带上故乡的泥土才能有生命的喘息。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离开故乡，然而，在而立之年，我面临着一次选择，在市委组织部与省总工会之间，最终，我还是选择来到省城成了一名工会干部，成了一名“城里的乡下人”。然而对家、亲人、故土的怀念与眷恋仍然始终如一。我想，我还是要回去的，我只是在寻找一种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