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游离于主流生活之外的人，套用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说，便是“生活在别处”。我从沸腾的时代大潮中抽身而退，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踏上孤独之旅。
说起来，我大学时的专业是会计，但自己对那些冷冰冰的数字实在提不起兴趣，于是仗着以前发表了一些豆腐干文章，下笔行文又常以“针砭时弊，激浊扬清”为己任，便想着混进新闻队伍里去。
可几次应聘都是功亏一篑。毕业已有数月，工作仍是水中花，镜中月。家人对我的弃经从文早就不满，此时我更成了他们征讨的对象。我开始冷静地思考自己将来要走的路。新闻工作一时难有指望，即使有机会，以我这样放荡不羁而又不喜交际的个性，记者未必是好的选择。这时，我看到一项统计数字：
全国一年的用稿量是1200亿字，全国有20万从业记者，一年只能写500亿字的稿件，还有700亿字要靠社会提供。而社会供稿主要有三类：一是学者、专家和作家；二是特约记者和通讯员；三便是所谓的自由撰稿人。我思量着，自己的文字虽尚显稚嫩，但边写边提高，养活自己应不成问题。
我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父母，全家哗然，但我心意已决。
我从家里搬了出去，租了房子，过上了向往已久的离群索居生活。记得古人有一首《击壤歌》，我略作改动，日：日出而息，日落而作，挥毫而饮，振笔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从此真的是“日出而息，日落而作”，每天笔耕不辍。虽然在旁人看来有些清苦，但我自得其乐。因为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生活，用不着定点上班，更不需仰人鼻息，言不由衷，把自己彻底地从既有体制中解脱出来，并且由生活自由而趋于思想的自由、笔墨的自由；符合经济上的独立而获得精神的独立。这正符合我信奉的人生格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语）。
至此，我又想起自由撰稿人，杰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王小波的一段话：
“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着沉默的大多数……但我辈从现在起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一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此话深得我心。
但自由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便是身体和精神上的被放逐感。在最初的新鲜过去以后，我的心变得空荡荡的，像一片漂泊无依的浮萍。在我们这样一个过分讲究名分的国度，没有单位、没有组织的自由撰稿人，其边缘的生存状态是不为大众所接受的。而我虽然渴望自由独立的生活，但却尚未从传统观念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仍然企盼着身份的认同。这种放逐感在稿费隐遁、衣食无着而不得不回父母那里蹭饭的日子里尤为强烈。那时，我经常站在窗口，俯看川流不息的人群，忽生恍若隔世之感，似乎我与这个时代渐行渐远，待回头看时，它已成为烟雨中的风景。
还记得刚开始时，我没有电脑，经常得去临近的网吧敲文章。为了安静，我总是大白天去，那时，网吧只有寥寥几人。虽然我给网吧“进贡”颇多，但老板的目光里却明显有一种不屑。我明白，在她看来，我是一个没有工作也不愿工作，整天拿着父母的钱大肆挥霍的问题青年。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有闲暇大白天来上网。这种目光让我心里酸楚得很，呆在那里也是如坐针毡。午夜梦回的时候，我甚至怀疑自己的选择。那一段，心态的失衡，使得我完全看不进书了，而写作则是硬着头皮上。
所幸的是我终于熬过了这一段最艰难的日子。稿费渐渐稳定起来，心态也趋于平和，我终能品尝读写之乐了。写作之余，大量的时间用来阅读，从陀氏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到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到罗尔斯的《正义论》，很多以前无暇顾及的书，现在终能一亲芳泽了。每晚置身橘黄色灯光下，端一杯香茗，徜徉于虚实之间，纵横于洋中之际，行走于古今之界，向那些伟大的灵魂悉心求教，此乐何极！
在长时间的读写之后，我以外出旅游作为自己的放松方式，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相长嘛。去年我就去云南大理和丽江游历了一番，让我那些囿于工作不得脱身的同学艳羡不已。
而今屈指数来，我干上这一行已年半有余，虽没有什么成绩，也算是苦去甘来，但我的内心却仍有挥之不去的隐忧与矛盾。这便是作为一个以“贩卖”文字为业的自由撰稿人，为了生存，为了维持一定水准的生活，我不得不制造文字。这在写作者也许是一种宿命，因为连福克纳都以写一本滞销的好书加一本畅销的坏书的方式延续着自己的生命和写作。但即便如此，对向往纯粹的我而言，仍深感不安，我背叛了自己的信仰。一次，有文友看到我最近发表的文章，说：“怎么你也写这些应景之作了？”那一刻，我凄然无语。但我会继续自己“在别处”的状态，同时期待着有一天我仅靠写发自肺腑的文字便能生存下去，那在我，将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