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办公桌前时，我突然意识到这是我在这所科研性质的事业单位上班的第148天。每天办公室里有一半的人会去试验基地，巨大的空间只剩几个人来填充。作为科室近五十人中仅有的四个女性之一，我尽职地担当了“花瓶”工作：接电话、帮行政助理取送报纸、打印技术文件和图纸。
来这里工作算是幸运还是不幸呢？考研的失利，让我的家人十分庆幸当初我和这家“稳定、清闲”的科研所签下的协议。
父母心中的石头落了地，我自己也没什么难过的，能够留在比家乡小镇大几十倍的省城也算不大不小的成功。我带着身上仅有的75元钱就来报到了。第二天，单位发了安家费，假期做家教的工钱也进了腰包。我狠狠心，添置了我目前最昂贵的一套行头，整整800元，找工作时我也没下过这样的血本呀！
比我早来几年的师姐约我逛街。遇上几个不会讲普通话的广东人。很显然，他们迷路了。
我用熟练的粤语给他们指点方向后，对惊讶的师姐解释：
“本来想去广东工作的。，”师姐如传授“密经”般耳语：“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会以为你不安心工作的。”其实我并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但是师姐义正词严地警告我：“这关系到你的前程！”
结束培训之后，我分到了实验室。
第一天正式上班，我穿上那身花了800元的新衣服。走进办公室，看到未来同事的目光时，就知道自己打扮得过火了。因为我看起来就像一名出入在香港尖沙咀高档写字楼的白领，甚至比身边的助理还要气派。整个上午，我觉得自己好像穿着闪闪发光的盔甲，僵硬而遥远地听着别人的谈话。中午，我把衣服塞进衣柜，穿上学生时代的牛仔裤。下午，我感到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行政助理王姐开始笑眯眯走过来问我有没有对象。大家开始叫我“小吴”。穿着不能出格，工作不要出位，生活好像一部蹩脚的连续剧，把我推向另一个续集。
于是，我开始每天7：30上班，5：30下班。每个月的3日去看看工资卡里增加的964．20元钱。只有偶尔到试验基地和工人一起拿起扳手，沉甸甸的分量，让我觉得生活的真实。
组里的同事每天都要加班加点，我却可以按时下班，出去上网，或者躺在床上看小说，打发掉平静又无聊的一晚。室里发奖金的那天，主任说：“小吴刚来，没有承担什么工作，奖金还是等下一个季度吧！”我才明白：原来无事可做，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资历去参加组里面的设计任务。我只好坐两个小时的班车，往返于试验基地和研究所之间，完成他们没有时间打理的试验任务。这是和奖金无关的。
曾经养过一种小动物，它们生活在贝壳里，吸取着贝壳的养料，一旦离开这个壳，它们很快便会死亡，它们的名字叫——寄居蟹。我突然发觉，我现在不就像一只寄居蟹吗？寄居在这个被称为事业单位的美丽贝壳里，安定、慵懒、琐碎、缺乏竞争而又不快乐，如此天长日久，一旦要离开这个贝壳，已失去自己的生存能力。想起自己的重点大学的本科学历和眼前论资排辈的现实，我的心开始困惑。
王姐开始给我介绍男朋友了。是另外一个科室主任的儿子。见面那天，我才发现主任的儿子比我大许多。我对王姐说，得和我妈商量一下，借机溜了出来。回到寝室，我想起上大学时校园里流行的一句话：18岁之前没有谈过恋爱，是失败的人生；大学如果还没有谈恋爱的话，简直是不完整的人生！我就这么不完整地参加了工作，然后又在参加工作的第96天，进行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相亲。我坐在床上，泪水流了下来。
我心安理得地看报纸、和同事们聊天。不再因为这些惴惴不安。
同事们教育我，小吴，你应该多看看专业书，多学学英语。说完便继续兴致勃勃地讨论报纸上和身边的飞短流长，并且开始算分房子的积分。那个比我大5岁，已经结婚一年的男同事说：“他妈的，我还要在30平方米的单间住五年！”
生命是一种需要张力的东西。你不管不问，它就会疲软，就会无声无息地消沉，等你回头看的时候，发现它竟然变成软塌塌的一坨。
我不想被一种可怕的虚无感折磨，于是把自己攒下的钱一股脑地投到一个驾驶学校，学习开大货。
在第一天练车的紧张和激动中，我竟然病倒了。整整一个月，也没办法摸方向盘。有时想到教练大声地呵斥，“怎么不会打轮”，都觉得特来劲。
星期六的下午，我整理房间，发现自己签的合同书在一堆废纸中探头探脑：6年的服务期，违约金一共2.4万元。就是这么高额的违约金，还是有很多人选择离开。隔壁的女孩说：“我要考研出去，2．4万也不能买断我一辈子啊！”
一辈子？我哆嗦了一下。6年以后，我就28了。那时我是不是已经结婚，坐在办公桌前翻看当天的报纸，对着新来的小姑娘说：“你应该多看看专业书。”
手忙脚乱地翻出一年前的考研课本。落了些灰，我还是分明地感受到一种让我的心怦怦加速的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