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那年，复读了三年的哥哥要去自费读一所美术学院，家里倾尽粮仓把他送进大学的殿堂，为的是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他横溢的才华因贫穷而活活夭折。第二年，我因几分之差高考落榜，但由于文学成绩突出被某师专破格录取。为了尽快减轻家里的负担，我没有选择复读，而是咬紧牙关贷款进师专深造。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上大学的几个月后，父亲的一场大病使得家里欠下了几万元的债。面对苦难的家庭，我深深地知道自己已不能再读书了。尤其是面对即将完成学业的哥哥，我无法不选择退学。就这样，我无可奈何地开始靠一支笔承担沉重的命运、锤炼流浪的灵魂。
待业在家的那段时间，我邀约几位文友在湖南老家编辑了一份民间文学报，试图以此谋生，但最终因资金薄弱、读者稀少而破产。正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东北一家青少年杂志社的文学教师为我联系了一份诗歌编辑工作。那是我第一次远离故乡出外打工。现实中的流浪往往不是想象中那么浪漫诗意。在哈尔滨的那段日子里，由于生活习惯有许多的不便以及恶劣的天气，我这个从小在南方长大的人度日如年。三个月后，我惭愧地撤离了冰花飞舞的美丽而忧伤的雪国。
我又来到文化圣地北京。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际关系，常常逼迫我露宿街头。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工作：为一位书商守书摊。
虽然每个月只有200元，但我那时感到很满足，因为我每天可以用丰富的知识来充实年轻的生命。京城的文化气氛十分浓，面对一摊的流行杂志，我的投稿欲望膨胀到了极点。可我居无定所，连退稿的地址都没有，只好忍痛割舍。
接着我还漂泊到了贵州和云南两个高原省份，都是窝囊在文学朋友自办的民间报社里。由于经营惨淡，生活的清贫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1996年秋，我南下广东。那个秋天我尝尽了颠沛流离的苦头。最令我难忘的是10月的一个晚上，下着细雨，在深圳宝安区的一个镇上，我为了找一个老乡解决栖身之地，从黄昏一直找到夜里11点钟。找到老乡时我-已全身湿透，打着哆嗦向老乡说明来意。老乡表示愿意帮忙。于是他借了—个厂证给我戴上混进了厂宿舍。由于疲劳过度，洗完澡我就睡了。哪知雨天偏遭屋漏雨。那晚12点多了，竟然全生活区查起房来。一个大腹便便被人称作生活区总管的人带着几个凶神恶煞的门卫，几句逼问后便把我从床上拉下来。他们要我说出是谁带进来的，我没作声，一个保安便掮了我两个耳光，然后又拳打脚踢。—会儿，宿舍门口围满了人，他们便把我带进门卫室关紧门继续问继续打。可我怎么也不能说出来呀。看他们这副恶相，我知道说出来一定会给老乡带来许多麻烦甚至开除。我不能出卖朋友啊。我只能一声不吭地任他们无情地抽打。最后那几个保安拿我没办法，便说：“给你两条路走，一是按我们厂里的规定罚款50元，一条是明天把你送到治安队去处理。”我一听送到治安队就发抖，摸出50元钱，说：“罚了款可在这里借宿一夜吗？”“不行，你必须马上出去！”说罢，那几个保安便把我推搡着赶出了铁门。其时，已是深夜2点多钟，我被打得浑身酸痛，加上数日漂泊的疲惫与失意，突然一头栽倒在午夜街头的路灯下。望着蛇一样凄冷的街道，泪水充满了我的眼眶，那晚老乡幸好没跟我同床，不然也肯定会被赶出来。但那晚老乡也没有出来看望我，因为一出来就露出了破绽。就这样，在那个雨后凄凉的夜里，我独自守候到天亮。第二天，老乡借给我几百元钱去找工作，离别的时候，我发觉彼此的眼睛都湿湿的，我为老乡的帮助感动不已，就如罗曼·罗兰所说：只要有一双忠实的眼睛和我们一道哭泣的时候，就值得我们为了生命而受苦。
离开那位老乡后，我开始了艰辛的找工生涯。可跑遍了深圳、珠海、广州等许多城市也没找到一份工作，只因我没有文凭没有专业技术。为了生存，我进了广州一家鞋厂做流水线工人。最初我感到十分羞愧甚至失落，因为小学未毕业的工友赚的钱都比我多几倍，我无法不心凉。但我深知自己的缺陷，深知世上许多东西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只知道要想走出一条路，不管是处于何种地步、何种环境都要赴汤蹈火地走下去。我默默地和那些底层打工仔打工妹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我被他们许多无法表达的苦衷深刻地感动着，更发现了他们艰苦条件下像金子一样闪光的人性。我再一次拿起笔开始了打工文学的创作。一天十几个小时工作的疲惫也不能阻挡我。我常常在深夜的床板上将自己对底层打工生活的感受写成诗歌散文小说，然后发表在广东乃至全国数十家报刊上。我发现如果从事文学创作，又苦又累又脏的工作反而是体验生活真谛的宝贵源泉。于是我一边辛辛苦苦地打工一边认认真真地写作，过着紧张而充实的工厂生活。渐渐地，历经艰辛的我学会了把生命看得很开。面对尘世的一切欺骗、苦难、不幸与折磨，我都能坦荡地对待，尽量地张开我所有的触角去体验。因为我相信，作为一个热爱文学的人，如果没有沧桑的经历是很难写出深刻独特的作品来的。因此，无论今后又将遇到怎样的挫折，我都要直面现实。把深切感受变成文字，去鼓励那些比我更不幸的人们，去帮助那些比我更需要帮助的人们。这是我从事写作的终极目的，也是我一生执著追求的美丽梦想。
在那家鞋厂里，由于我的作品发得较多，引起了老板的注意。老板是台湾来的，虽然我的文学才华与他经商毫不相干，但他还是很看重我的才华，不久就把我从生产部调到仓库办公室上班。可惜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觉得有愧于这位老板。那天，一个客户送来一批皮料，我认真地检查后发现皮质太差不符合厂里的要求，便要客户退回，哪知客户跟仓库主管在一边低声说了几句话，主管便冲过来对我凶恶地吼道：“你他妈的看起来很聪明，其实就像一头蠢猪！你再看看，哪里不行？”当时听了这句话，我气得真想回骂他是一条疯狗，只会大喊大叫！但我还是忍住了，一则打工在外要能忍让宽容别人，这样才能使自己走得沉稳；二则在工厂里跟上司吵架必被开除无疑。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算了吧，虽然这是莫大的耻辱，但一个博览群书的人去粗俗地骂一个毫无修养的人才是真正的耻辱，人生最尴尬的时候要敢于容纳一切！主管把那批皮料收下了，然后跟客户签了名。我看见客户走的时候偷偷塞给了主管几张百元大钞。一周后，那批皮料被做成鞋面后在品检部给卡住了，说皮质不合格全部作废。作废就意味着要损失一大笔钱。老板来到仓库向我了解情况。我说：“这批皮料是主管亲自收下的。”我还想解释，只见主管翻出那份签单，天哪，上面签的竟然是我的名字！我当时愤怒得禁不住揪紧那主管的衣襟就要打架，但被老板劝住了。不过，后来老板还是从字迹上看出了破绽。
但由于损失严重，罪不可恕，我和那主管一并被老板炒了鱿鱼。走的时候，老板还对我说：“虽然你很有才华，但我不能原谅你这么大的过失。
这也是给你的一次教训，以后为别的老板打工时小心些。”听了台湾老板这几句话，我忽然感觉自己对不起他。我让他受了这么大的损失，他却还反过来提醒我。这是商海中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老板做不到的。
离开那家鞋厂后，我捧着一沓近50万字的作品好不容易才挤进广州一家小报社。在报社里我是唯一的一个外来工，尽管我卖命地干，一丝不苟地工作着，但还是遭到不少同事的冷眼和排挤。那段时间我受尽了寄人篱下的折磨，我深刻地感受到了生活中庸俗的一面。
几个月后善良而老实的我被挤了出来，确切地说应该是我自己承受不了社会浊流中那种尔虞我诈的场面，这也许就是我最大的弱点之一。自那以后，我懂得了善良就像一位名作家所说的那样，它永远是一棵矮树，永远也触摸不到蓝天白云。但我没有丝毫的悲伤，我原本就是一棵平凡的矮树，在滚滚红尘的阳光和雨露中，悄悄地为自己荣，悄悄地为自己枯。
逃出报社后的一段时间我失业了。我拿出最后的勇气租了间房子做起了自由撰稿人。其问自然避免不了别人的冷落和嘲笑，但毕竟我还是靠稿酬养活了自己。对于许多流落他乡的人来说，能够生存下来就已很不容易了。生活就是这样，注定要有部分人在玉楼歌舞，也要有部分人在玉门外辛苦。
现在，当我风雨兼程翻山越岭地坐进一家省级杂志社，肩负着编辑部主任的重担，面对忙忙碌碌的上班下班，回想浮浮沉沉的漂？自流浪，眺望隐隐约约的漫长前途，我似乎对人生对自己感悟出了许多，又似乎什么也没有感悟出来。只是觉得他乡真的就像一条甬道，一旦陷入，就只可向前，向前，再向前……在这向前的过程中，我是那么吃力而又执著地爬呀，爬呀，仿佛前方总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牵引着诱惑着自己。后来我才知道那种无形的东西叫作梦想，如果没有梦想的牵引，我恐怕早已窒息于他乡甬道的某一个黑暗的拐弯处了。我又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孩子，被父亲放进生活的田野，学会独立劳动独自体味人间的艰辛。我已离父亲离家园越来越远，一个人在泥泞坎坷中滚爬，而遥远的彼岸没有人接我。我只能靠自己坚强地抵达生命的终点。我已滚过一段烂泥巴，我还要一如既往地滚下去，滚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我也坚信，只有滚过烂泥巴，才会真正懂得和拥有人生的幸福和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