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海外华人，我不期然就会想起蒲公英：灰白色、毛茸茸的一大团，纷纷扬扬，飘到世界各地。用自己的身躯去适应异国的土壤，用古老博大的文化思想去适应异国的文化思想，也影响着异国的文化思想。两者唯一不同的是：蒲公英是随风而安，身不由己；出国的人却是自愿的，采用各种各样合法或非法的手段。
在美国东北部的B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株非法移植的蒲公英。
去年的夏天，我想给房子外的小露台包上胶墙。几乎所有在黄页上找得到的注册建筑公司都拒绝了我的请求，因为这桩工程实在太小了。于是朋友介绍我找到一个没有注册的小建筑工程队来帮忙做。
为什么会没有注册呢？常识告诉我，他们是偷渡者。在电话里，我听到一个年轻的声音，这个领队自称“小陈”。根据声音和称呼，我得出“此人是一个活力十足的小伙子”的推论。
我的推论很快被推翻了。第一次见面，我见到的是一张黝黑的脸庞，这张脸庞正在热情地笑着，于是，额头上的波浪，眼角处活泼的鱼尾，鼻翼两侧深深的“八”字，全都争先恐后地跑出来。如果用上小学作文时用滥了的一个形容词，就是“绽开了一朵菊花”。如此一朵菊花少说也有三十七八岁了，称自己为“小某”难道是福建人的一个习俗？
小陈和他的兄弟们工作很负责，每天早上9点来开工，一直做到天黑了才收工。那时已经是9月底，“乍寒还暖”的天气。他们每天在瑟瑟秋风里搬着沉重的石块，用电锯割开粗大的铁条。每一个人的手掌都“很有骨气”，嶙峋突兀，粗糙得就像他们手里抬着的石块一样。
由于大的公司一般不肯接这些小工程，小陈告诉我，他们的生意一直很好，有时为了赚多点儿钱，初冬的时候他们也接户外的工程。
“你赚这么多钱干吗？”我好奇地问。
“刚来的时候是要还给蛇头偷渡的钱和机票钱。还清了这笔钱以后，就要开始储钱找律师办身份或者用钱买假结婚。”小陈很坦率，并不讳言自己偷渡者的身份。
怪不得要这么努力赚钱！
也许是我脸上露出来的某种“不忍”的神色令小陈有所触动。小陈慢慢地跟我说起了他在美国的经历。以下是小陈的一段自述：
刚来美国的时候，在一个老乡的介绍下，我和几个弟兄到了一家中餐馆的厨房做黑工。别人说“漫漫夜”，我们是“漫漫长日”，多么想到外面透一透气啊。然而连去厕所都要向老板请示，老板必要先看看食客中是否有警察，然后才让我出去。如果一天申请超过三次，老板的脸就会毫不留情地拉下来。他并不是吝惜那几分钟的时间，而是怕人发现他窝藏黑工，那会给他带来高额的罚款。于是就学会了憋。如果当时有人问我：最想念的是什么？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答：是家乡的厕所！其次才是家乡的亲人。因为在家乡的厕所里我爱蹲多久就蹲多久。
第一次拿到薪水，被老板以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扣掉一大半。真想把老板捆起来，让他也切切洋葱。只是想想而已，要吃饭，要还蛇头的钱，要在美国生存下去，都得靠他。谁让我们是黑工呢？美国的法律很健全，但我却不能用它来保护自己。
我有一个兄弟，受不了这样的日子，更加想早日还清蛇头的债。
于是铤而走险，给唐人街的黑社会帮派充当打手。仗着血气方刚，打折了不少人的腿，很快还清了蛇头的债。后来他的腿也让人给打折了，现在帮人做一些零碎的散工。他家里人至今还不知道他已经变成了残废。我们都是这样，“报喜不报忧”。家在千山万水的那一边，要帮忙也帮不上，那又何必说呢？
做了几年餐馆，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这钱来得太慢。猴年马月才能还清蛇头的钱呀？还清蛇头的钱后还要储买假结婚的钱，还要给家里寄钱，一切都是钱，钱，钱！我快让这个“钱”字给逼疯了！一个“无”人员（无身份、无技术、无流利英语），除了去偷去抢以外，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赚更多的钱？说真的当时那种心情就是：如果有人给我10万美元，让我把一个手指剁下来，我马上就乐呵呵地办了。
后来有人介绍我当建筑队的学徒，我知道这是一个能赚较多钱的行业。于是就累死累活地跟着师傅干，学到了技术。后来又和几个兄弟搞了这个工程队，这样才还清了蛇头的钱。现在就要向假结婚的目标迈了，不过明天的事谁能说得准呢？说不定在我等到身份以前就给捉回去了……说不定我永远也等不到身份。
小陈脸上浮出一层无奈的、苦苦的笑。
我问他：“你储够钱办身份了吗？”
“还没有，就算储够了，还要等机会，那么多偷渡的人，成功拿到身份的只是少数。”
沉默了一会儿，小陈又说：“如果没有机会，也不知耗着好还是带钱回国好。没有身份，就没有女孩子愿意嫁给我，又不能回去探亲，我已经有十年没有尝过家的滋味了。但是如果真的回去，出境记录上了黑名单，就再也不能来了。哎，不说这些丧气话了，你祝我好运吧！能找到人假结婚或申请到身份，就什么都解决了。我第一件事就是回去探亲，第二件事就是敲锣打鼓找老婆。”小陈的脸上焕发出一种希望的光彩。
“好！到时候我送你一面铜锣！”我鼓励他。
“多谢！多谢！我自己再买一只鼓，这样才够声势！”小陈哈哈大笑。
明知路难行，却偏要执著，许多人不介意自己艰苦的生活，只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不会永远这样艰苦下去。
而生活不一定因为你有信念，就会对你格外眷顾。
其实我心里还有一句话想说而不敢说出来：就算最后能侥幸办到身份又怎么样呢？用十年甚至更长的青春，用失去亲情、爱情的代价，只换来一张绿卡，值得吗？
在唐人街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偷渡客用了长达15年的时间，终于等到了一个假结婚的机会，拿到了身份。第一次堂堂正正地去医院做体检，却验出来已经到了肺癌晚期。是长期的餐馆油烟、超负荷工作弄坏了身体……
小陈他们中午只休息半小时左右，由小陈买了饭回来，然后几个人围成一个圈坐在地上吃饭。从窗户里看出去，只看见一件件油漆斑斑的粗布衣裳。食物的热气一团团地升起，一阵风吹过，工程卸下的垃圾尘土浓浓地扬起一大片，与食物的热气纠缠在一起，变成一股雾。雾中的几个人的身影变得模糊起来，就像他们不明不白的身份、犹犹豫豫的人生。
工程接近尾声了，新的露台做工精细，扎实稳妥，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我和小陈也成为了朋友，这几个偷渡工人的坦率、勤劳，也改变了我心目中把偷渡客跟各种犯罪活动紧紧相连的片面印象。
一年过去了，我仍然没有收到小陈要我送铜锣的通知。刚巧有一位朋友的房子需要翻新，我就给她介绍了小陈。我们约好了小陈用车来载我到朋友家商谈。
小陈比一年前更黑更瘦了，脸上的菊花快变成地图了。笑声特别响亮，好像有什么开心事似的。我不禁问他：
“什么事这么高兴呀？”
“我弟弟也偷渡过来了。”
天哪！
我再问他：“赚够钱买身份了吗？”
“够了。”小陈快乐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过了一会儿，又补充一句：“还是这么漂着。”
车上的音响正播放着潘美辰的歌《我想有个家》：
好想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在我受伤的时候
我可以回家……
“你知道吗？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流行的时候，我还不到20岁，只身来到美国，那种滋味……所以一听就爱上了。”
慢着，这首歌流行的时候，我也是20岁不到呀？！
“你几岁了？”我眼睛瞪得老大。
“28。”
原来他真的是“小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