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麦克·布洛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2003年～2004年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
翻译：左际平（美国圣克劳门特大学教授）
主持人：李楯（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评论人：沈原（清华大学教授、社会学系副主任）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策划人：李循
时间：2006年6月24日
现在开讲
首先感谢李楯老师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这么好的图书馆给大家做系列讲演。使我很欣慰的是，今天的讲演主要把社会学和公众关心的事情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今天的这个讲座和以前系列讲座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另外，今天也很荣幸能和孙立平老师和沈原老师，两位非常出色的老师给我做讲评，使我们的讲演有一个很长的跨度，从美国一直跨到中国。
今天我的讲演主要分四个部分：
第一，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我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第二，给大家介绍一下公众或者说公共社会学，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要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第三，讲不同类型的社会学，它们是如何产生知识的；第四，给大家讲一下公共社会学产生的基础是什么，与此相关的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是第三次市场化大转型。
我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社会学家
首先介绍我是谁，我是做什么的。我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社会学家，因为我主要是做民族志的。我在很多地方做民族志的研究，做田野调查，进行实地的观察，不论我在什么地方做，我的调查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走到哪儿都和工人打成一片，去了解他们的生活。也就是说，我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在实践中来研究工人的状况的。
这些调查主要在四个不同的国家做。第一个国家是赞比亚，是在1968年～1972年期间做的；第二个国家是美国，在1972年～1975年做的；第三个国家是匈牙利，是1982年～1989年做的；第四个国家是德国，是从1991年～2002年或者2003年。
第一个国家是赞比亚。我研究他们的炼铜工厂的工人，我当时不仅是工人，后来还成为管理者，我主要想研究赞比亚在摆脱了殖民统治以后，他们的种族的秩序是怎么建立的。在这个地方做研究的时候我发现，赞比亚的殖民主义终结以后，实际上殖民主义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很大程度是保留下来了，一直持续下来。很多人不愿意研究了，似乎事情已经完了，很多人依赖于文件或者已有的资料，我当时认为很有必要做实地的考查，看一看殖民主义结束以后种族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
当初我就发现，殖民主义结束以后，不论是新政府还是矿工、矿场、矿主，还是工人的工会、政党、普通的工人，他们似乎对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也不是很关心的。在赞比亚的调查，实际上是我对公共社会学的第一次尝试，我当时研究它的种族秩序是怎么持续下来的，后来又怎么建立起来的。当时写了一本书，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因为我的这本书牵涉他们国家铜的生产。为什么我当时特别想搞公共社会学，因为我发现在当时那个阶段殖民主义结束以后，有很多的独立的利益集团在不断争斗，在不断争夺资源。后来我想，干脆先回美国，回美国后我变成了一个职业的社会学家。
那个时候我回来，和专业社会学家进行了很多争辩，我的观点带有批判性，批判性很强，就出现了和他们很多的争辩，当然争辩主要局限在社会学界。当时最主要的观点是，美国这些工人阶级的利益都被削弱了，工人都被挤到一边去了。当时我们又做了一个调查，到芝加哥一个工厂当机械工，当时我挣的钱比大学教授还多。
在芝加哥的时候，我在工厂里做了博士论文，后来出了一本书叫做《制造共识》。
后来又到了匈牙利，跑到钢铁厂同样做机械工，在那里进行调查。我当时很想知道，为什么美国的工人那么甘心情愿地为资本家干活，似乎没有什么怨言。但是，到了东欧，匈牙利、波兰等这些国家，工人的反抗还是比较强烈的。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我到了匈牙利，1989年在那里做研究，后来匈牙利的社会主义解体了，我对社会主义的转型不太感兴趣，所以就离开那里了。1990年到了苏联，因为那时候苏联还没有解体。刚开始在苏联的橡胶厂工作，后来跑到北部，离北极比较近的地方，到一个家具厂工作。那个时候我开始研究苏联的变化和转型，研究那时候工人的状况。
我在1991年7月的时候又离开苏联，刚刚离开一个月，8月份的时候苏联的社会主义也解体了。还记得当时叶利钦站在一个坦克上，跟政变的人手舞足蹈地理论。这就像一根线一样，我走到哪儿，哪儿就倒霉。就像我1972年离开赞比亚，刚一离开赞比亚，赞比亚铜的价格马上下跌，世界银行就逼着赞比亚搞所谓的结构调整，这么一搞结构调整，赞比亚的经济一下就跌到低谷。芝加哥也是这样，当我1975年离开芝加哥的时候，芝加哥工会也解散了，原因就是那个时候很多芝加哥的产业工厂都离开芝加哥了，在这个时候那个地方就变成了一片废墟一样，都是一些从非洲来的一些移民，变成了一个外地移民工的场所。当我1989年离开匈牙利的时候，匈牙利开始向资本主义转型，工人的工资一下子下降，工人的生活越来越差。
这就是全球化下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全世界各个地方工人情况越来越趋于相似，后来匈牙利发展的情况和芝加哥的情况越来越相近了，全球市场化和私有化把匈牙利的经济全部破坏了。俄国也是这样，我刚离开没几个月，他们的经济一下子就一败涂地、不可收拾。当时俄国采取的战略是一下子把整个的国家给消灭，国家消灭以后，他们的幻想是在国家的废墟上，可以马上建起一个美妙的市场，就像一个凤凰一样。
在今后的七八年中，我一直在研究俄国，发现他们的私有化过程把他们的经济全部破坏了，造成了国家的贫富差别急剧加大。所以你们都看到了，我走到哪儿，哪个地方就倒霉，后来我的朋友说，你哪里也不要去了。所以，我就老老实实地在俄国的北部呆着，也不去中国，也不去古巴了。但是，我今天就在中国，我希望我走了以后中国别有什么倒霉事儿。如果我要是个很好的公共社会学家的话，绝对不会有灾难跟着我。
刚才我说的一切一切灾难，都源于第三次世界大转型，第三次世界大转型就是一个波及全球的市场化转型，这也是我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预见到的。苏东的社会主义解体，使很多人觉得市场是灵丹妙药似的。第三次全球化的市场化大转型，不光是全球化的一个特征，另外还是以市场和政府相勾结为特征的。这以什么为代价呢？以贫富差距急剧加大，以底层阶级受危害和有一些人、一些国家边缘化为代价的。
公共社会学是什么样的社会学
我们如何来抵制市场和政府的勾结与第三次世界化大转型，社会力量从哪里来呢？
我要讲的是要建立一个全球化的社会，这也是公共社会学能够发挥作用的一个场所。
公共社会学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学呢？是要在社会学家和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对话的关系，通过对话，我们联系起来、团结起来，一方面要对付市场化大进程，另一方面要对付国家。社会学和经济学、政治学最大的区别，或者说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与经济学家最大的区别。首先看经济学家，他们一般是比较亲市场的；政治学的观点一般都是特别关注于政治秩序的；社会学家最关注的就是要抵制市场和国家。抵制市场和国家不是要把市场和国家全部取消，而是说我们要抵抗他们，可能抵抗他们的威胁和进攻。
我知道在座的可能有一些是经济学家或者政治学家，我不是要在这儿和你们作对，实际上我也认为，即使在经济学和政治学里面，也存在着主流和非主流之间的斗争，那些非主流的，或者没有多少权力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往往会和社会学家结成联盟。
社会学家在第三次世界化大转型中，是有非常好的项目可做的。现在我就是想和大家集中讲一讲，公众社会学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还要回到老话题来，就是第三次世界化大转型。简单地说，第一次世界大转型是从19世纪开始，当时在这个大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劳动力的商品化趋势；第二次市场大转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在这个时候，政府开始比较强硬，政府开始管理市场。这个时候在管理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个货币商品化的过程；第三次市场化大转型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了土地和环境的商品化。但是也包括劳动力继续的商品化，和货币的商品化。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还可以看看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变》那本书。
有人可能又会说，公众社会学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现在让我来引用一下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社会学家的一句话，这个社会学家的名字叫图米尔斯，他说：社会主义要研究的是把个人的困扰和困苦，变成了一个公众的问题。在美国我们经常有这种情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肚子苦水，有时候觉得很困扰，很多入没有意识到，个人很多的困扰都是与社会上宏观基础发生的很多变化有关，或者是结构性质的变化，会影响到个人生活的状况。
我给你们举一个美国的例子，没法儿举中国的例子，因为我对中国一窍不通。就说失业的问题，当一个人失业的时候，这个人可能会说全是我的错，可能是我自己努力不够，要不然就是我能力不够，要不然就是我的教育程度不够。实际上，站在个人的观点上看问题的角度，这是典型的经济学界看问题的角度，个人都是理性的动物，是可以选择的。如果你有选择的自由，我们有选择的自由，也有了失去工作的自由了。
从社会学角度我们可能不这样看，我们把失业作为市场竞争的结果。比如说一个人为什么会丢工作，之所以丢工作是因为市场有很多的企业在那里竞争，竞争了以后，有的企业就成功了，有的企业就倒闭了，倒闭了工人就跟着倒霉。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整个竞争就变成了全球化的了，有些市场在竞争的过程中，不一定发生在你周围，可能发生在另一个国家，在离你很远很远的地方，你又看不见，但是全球化的竞争实际上是影响每个人的生存状况的。
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一点与失业有关的问题，那就是国家。很多国家在全力推动市场化进程，在推动的过程中，一方面在推动市场化进程，另一方面把过去国家提供的对工人的福利逐渐取消了。公共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和这些工人、和这些失业的人进行对话，要让他们明白，他们之所以失业不是因为他们个人的问题，要让他们看到这是全球市场化竞争的后果。这是一个例子。
另外我再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就是关于家庭暴力。在我到各个地方去给大家讲公共社会学的时候，很多人对公共社会学感兴趣了。最近我在南加南州碰到一个女学者，她叫伊丽莎白·兰诺特，她专门研究女囚犯，这些女囚犯进监狱是因为她们杀了他们的丈夫或者是男朋友。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况如何，在美国家庭暴力还是比较严重的。
有时候会出现这种现象，丈夫或者男友老是在不断对她们的妻子或者女朋友施暴，不仅施暴还恐吓、威胁她们，给她们的心理造成巨大的创伤。这种时候，她们被逼急了就找机会把她们的男朋友或者丈夫杀掉了，一方面是保护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也是在保护她们的子女。
这位女学者在监狱里访谈了50位这样的女犯人。她后来分析，这些妇女为什么会杀害他们的丈夫或者男友？她分析了他们的警察制度和法律制度，发现这些制度里都缺乏应有的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和措施。有的时候，她们的丈夫死了以后，都不允许把案例带到法庭中来，因为根据法庭的规定，是不能对死人起诉的。所以，警察制度、法律制度、男权制都是造成妇女杀害丈夫或者男朋友的原因。
这些妇女都是受害者，她们也是受了很大的创伤，有时候连她们自己也接受了对她们非常不利的社会偏见，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被宣判了的生存者》。这位学者和这些女犯人交谈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了她们的觉悟，使她们认识到，她们之所以能到这一步，和警察，和法律现存的男权制是分不开的。这件事慢慢地从学术研究走向了公众舞台，后来她让她的一个朋友写成了一个剧本。她的朋友叫做沃伦·督比，写的剧本叫做《无期徒刑》。这部剧上演了以后，引起了公众的关注，这样也提高了更多人的觉悟，使她们更加重视家庭暴力问题的严重性。这个剧还在监狱里为女犯人上演。这个叫做有组织的社会学家，这个社会学家自己直接深入到群众到中去，和公众进行交流、对话。这和传统社会学的做法是不一样的，传统的社会学是写一本书就完了，大家去看。现在的公共社会学家，直接和群众面对面来进行研究和交流。这样的研究还促进了政策上的改变，给政策的制订人制造了很大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学家就变成了一个专家式的见证人，替那些妇女作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