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及时。时效性是新闻稿件的基本要求，却非文学小说创作的方法，而浩然写作的一个独特方法就是计算时间，按照新闻稿件写作的方式，抓住时机，及时把公布执行的政策或实施的政治运动变成小说作品，希望小说像政策、开会一样起到实际、生动的宣传作用。简单地说，浩然能够抓住时代命脉的方法之一就是及时知道、吃透党的政策方针，并且及时创作出小说成品。有这样一个例子可观浩然的"及时性"。1960年秋，浩然到昌乐县高崖水库搜集材料，路上参观了大片的秋菜地，令他兴奋不已，回去的路上就已经构思好一篇歌颂此地响应党大种秋菜的号召的小说，回去后一气呵成，连夜寄出题为《送菜籽》的小说。
据同行的高崖公社民工团团部文书孙衍德回忆，浩然这篇几千字的小说，连构思、起草、修改、抄清、封好、寄出，只是半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的时间。小说寄出后，浩然预计《人民日报》如七天内不发表，就不能发表了。果然，七天后，送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浩然的这篇小说。事后，浩然道出了自己料事如神的"秘诀"。原来，小说从寄出到发表正好七天，七天是最快速度，这篇小说内容是根据《人民日报》上发布的《大种秋菜以度粮荒》的社论"编写"的，就是为配合社论而创作的，只要不过种菜的时令，编辑们一定会及时发表，再过几天，时令过了，发表也就无意义了。对于这样充当政策"解说员"的创作方法，浩然是颇为自豪的。
这样的文学创作方法大概也只有真心信奉文学工具论，又长期从事新闻记者工作的浩然才会具备。根据文学创作规律，从事文学写作的人都知道，将生活素材酝酿、提炼成小说文本需要时间的积淀，即使在日新月异的新中国，作家普遍被要求热烈歌颂新生活，大部分作家的写作速度也是无法企及浩然的。首先，浩然有着很敏感的政策关注度，他曾说难以理解一天不翻阅报刊而创作的人，甚至坦言在他那里，学习党的政策理论比掌握文学知识更重要，"要每天不放松读党的报纸，尤其是报纸的社论。某一阶段的具体方针和策略，党报总是最迅速、最敏感地反映出来。一个搞创作的人，能够熟悉政策，对保持自己的头脑清晰，对了解新事物是有直接帮助的。在日常生活里，我宁愿少读一点文艺书，少写一点东西，也不能丢掉这种学习"。浩然认为文学写作就是为宣传党的事业而生，所以在浩然的创作理念里，及时的文学宣传效应比花费长时间构思艺术更为重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浩然能较之同时代其他作家更快、更准地写出紧跟时代政治方向的作品了。
二是虚构。虚构是一种常见的文学构思方法，何以在此成为浩然抓住时代命脉的第二种独特创作方法呢?应该说关键不在于是否采用虚构创作，因为只要创作都是在虚构，问题在于不同的作家采用"虚构"的程度和目的有很大区别。浩然在《答〈文学知识〉编辑部问》一文中提到，在组织材料的时候，他经常运用的虚构方法有三个，"一、在素材酝酿成熟和明确它们所能表达的中心以后，完全虚构，依据这个中心来取舍材料。二、在真有其事的基础上提高、丰富。三、改造相反的材料，使它从反面成为正面"。就浩然的创作经验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虚构"在他写作中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构思，而更像可以突出生活事件政治性意义的手段，生活素材本身不会那么政治意义鲜明，因此善于发掘事件的时代意义，采用虚构方法，不局限于真人真事，提高事件的教育意义而更显新风貌，是浩然能紧紧抓住时代需求的另一独特方法。
具体以浩然对《一担水》的创作、修改为例，来看他是如何利用"虚构"独特地进行创作的。浩然在"老根据地"搜集创作材料的时候，了解到一个普通社员经常帮队里没有劳动力的人家做零活，尤其是坚持帮助一个孤寡老人，主动为其挑水七八年了，内心十分激动，眼前闪现出这个挑水人的形象，快速进行初步艺术加工，形成了一篇小说的"毛坯"。在正式动笔后，第一稿浩然以两部分结构小说。开头写18年前，作者到这个山村来，看到一个名叫马长新的青年，主动提出给一个孤老头儿挑水，受到大家的敬佩。再写第二部分，18年后，作者重访山村，又遇见这个青年--他已进入壮年，并且成了大队的领导干部，仍然坚持给当年的孤寡老人挑水，使作者大为感动。小说最后总结道，只有我们这样的党和国家，才能培育出这样高尚的人民......没等稿子抄出来，浩然自己就觉得这样写平淡无味，没有突出马长新这个先进人物。
过了一段时间，浩然动手写第二稿，先描写主人公马长新主动提出承担给孤老头挑水的那个社员大会的场面，用当时的时代背景、环境、气氛和周围的人烘托马长新的模范行动。接着写几天以后，下着大雪，作者在温暖的屋子里，隔着窗户看见一个趟着齐膝深的大雪、艰难挑水前进的人，他就是马长新。第三个情节写马长新有一次高烧重病，支书知道后要代他挑水，结果发现老头缸里的水已经满了。支书追到井台上，遇见马长新正忍着病痛，坚持往上提水。第四个情节是18年后，作者又来到这个山村，一切发生了巨变，马长新成了队长，他正巧去公社开会，没有见到。深夜，作者和支书从办公室往家走的路上，遇上了马长新。原来他每天夜里都从公社赶回来给老人家挑水，起大早再赶回去开会。第二稿比前面一稿人物、情节丰富了，但浩然仍然觉得马长新这个人物分量不够，主题揭示得不深，不能让人激动。
想来想去，发现是因为作品里没有写矛盾冲突，要在矛盾冲突中塑造先进人物，只有把先进人物放到矛盾斗争中描写，才能突出活生生的形象，使人物激动人心，发挥团结、教育人民的作用。于是，浩然进行第三稿的创作，这次，浩然塑造了一个反面人物"韩筢子"，他是孤老头儿的本家侄子，因为自私自利观念根深蒂固，怕马长新照顾他叔叔，而使他在老人死后不能继承遗产，于是发生了矛盾。这样，《一担水》就有了矛盾冲突，马长新这个先进人物就有了用武之地。在这一稿里，浩然先设计了韩筢子堵住大门不让马长新给韩老头挑水的重要情节；18年后，又设计了韩筢子想在新的斗争形势下把18年前"失掉的东西捞回来"，而给马长新抹黑、给自己涂粉的情节。完稿前，为说明马长新为何能坚持18年如一日的挑水，又虚构了一个情节，写马长新有一段在旧社会私有制下被害成孤儿的身世，以此作为马长新对韩老头深厚阶级情感的来源之一。瞬间，马长新的先进人物形象突显出来了。对比最后定稿和初稿，明显看到三次修改中作者不断加强虚构的力度，浩然把第一稿和第二稿的失败归结为对真人真事的局限，三易其稿就是不断加工虚构的过程。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述浩然三易其稿的个中细节，只为从中探视作家独特的虚构方式。浩然在塑造人物、构设情节等方面不断"添油加醋"，以拔高人物教育意义，从描写普通社员做好人好事，到最终塑造坚守阶级立场、做社会主义接班人人物形象意义的提升，作者成功地在阶级对立中凸显了主人公的光辉形象。在浩然笔下，虚构情节最主要还是为紧贴党的文艺政策，而非一种单纯的艺术表现形式，它体现出明确的政治目的。试问，十七年中的众多作家，谁能如浩然般为贴近政策理论舍弃现实实情，为突出某一事件、人物的政治意义而无限拔高、虚空架构？即使有这样的作家、这样的创作情况，他人也是偶尔为之，浩然却是习以为常。虚构已成为作者不局限于真人真事创作的基本方法，正是这样既有生活积累又能随心所欲的虚构方式，使浩然融洽地跟在任何无需他思索都一味认同的政治形势后面，亦步亦趋。
独特，在这里并不是一种肯定，它是浩然专属的方法，别的作家没有或无法像浩然这般随心所欲地"及时"和"虚构"。或许我们暂未涉及浩然为何不同于其他作家，而能罔顾现实、永远歌颂，但此处至少可以解释，相较于他人，浩然是如何在创作内容上做到紧抓时代命脉、紧跟时事政治的。明显不同的方法赋予了浩然创作的独特性。
二、创作方法准确贴合主流文艺政策
浩然创作中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贴合，也不是什么新颖研究成果的发现，此处郑重其事地把它作为浩然创作的"独特性"，是因为几乎很难在当代文学50年里找到像浩然这样一生保持和主流文艺政策同进退、共荣辱的作家了。在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创作年代，除非作家停止动笔，没有人可以避开主流文艺政策的影响和操控，但问题是也没有几个作家能像浩然一样在党的文艺政策规束下如鱼得水般的写作。飘摇动荡、变化瞬间的文坛中有几人能像浩然这样能"贴"、并且贴"准"主流文艺政策？这就是浩然创作方法上的"独特"了。能在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农村题材小说中"独秀一枝"，成为时代经典"样板"，除了应该具备的文学才能，没有"十分"对主流文艺政策的认同和敏感，是不可能做到的，而浩然具备了这两项条件。认同并且能做到超出常人、极为敏感地对应主流文艺政策的变化，随时跟上文艺政策动态变换，这是浩然在主流文学创作上具备的优势，也是我要提及的浩然的第二个独特性。
要讲述浩然怎么准确贴合主流文艺政策，我们首先要环顾与浩然相生的文学大环境，一步步地推演作家如何在整个十七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成为独特"标杆"，透过与同时代其他农村作家作品相较，我们能更明晰地看到浩然独有的创作方法。新中国文艺政策复杂且变化莫测，随政治运动风云变幻，但是所谓万变不离其宗，新中国围绕文学开展的诸多运动都是为建立社会主义文学、塑造新中国新的工农兵形象而生。在共和国文学旅程里，以怎样的立场和形式展现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是始终贯穿新中国文学运动的问题，牵涉到文学发展和论争产生的关键。
从讨论电影《武训传》开始进行的一系列批评运动，如对胡风文艺的批评，对《红楼梦》唯心主义的批评，对"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的批评，对"现实主义深化论"、"写中间人物论"的批评，对"人性论"、"真实"的批评等等，其目的都是通过这些有影响、有针对、有杀伤力的运动，对文艺上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文人个人自由思想进行消除，从根本上为今后新中国文艺服务于工农兵确立声势和方向，如何塑造工农兵形象便成为问题的关键之关键。而浩然凭着自己的政治敏感，虽不具备高深的文学修养却有意无意地把握住了新中国文艺创造的核心，翻开浩然塑造的一系列文学农民形象，无一不是对这个核心要求的深度演绎。接下来，我们将游览共和国文学旅程，观看作家在每个自我创作阶段怎样准确贴合主流文艺政策，为塑造新的工农兵形象树立"标杆"文本。
(一)1956-1962年
当浩然初登文坛时，1956年前的文坛已经经历了诸多风雨。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众多塑造工农兵形象不成功的文学尝试，1956-1957上半年，关于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成为争论的重要问题。批评家往往归咎于大部分作家不熟悉生活，不能深入农村发现新人物的先进性，或者把原因归结于作家没有掌握写作新生活的技巧。其实,这是一种文艺运动在文学观念上的偏差造成的普遍性文学创作"失误"。权威文艺执行者自然不愿意承认文艺政策的错误，对于公式化的创作现象，他们主要把问题归咎于作家的生活准备、思想改造等等还不足。面对一个全新的时代，大部分作家没有工农兵生活体验或者有体验的又缺乏足够的文学修养，而此时，浩然这样一个土生土长、有着充足生活体验准备的新生作家，带着纯净的语言、单纯的作品思想、积极向上的政治追求，在1956年乍暖还寒、风吹草动的紧张时期，为此时风向不稳的文坛带来清新的轻缓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