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问题。严格地讲，海德格尔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当我们在表达中使用“是”时，我们到底想的是什么？这里被问及的是表达的意义。海德格尔把这个问题和关于存在本身的意义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领悟这个问题在意义上的双重性，海德格尔居然声称，对这个问题意义的领悟根本就不曾有过。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断言。
我们可以说，关于存在的意义（不是关于表达的意义）的问题，是一个自历史之初直到今天，一直不间断地困扰着人类思考的问题。这是对人类生存的意义、目的、含义以及自然的意义、目的、含义的发问。这是对人类生存价值和取向的发问，是对世界、天界和宇宙为何原因和为何目的的发问。实践上的道德生存使人对此发问。在物理学、形而上学和神学尚且没有分离的过去的年代，科学也曾试图解答关于意义的问题。但是康德发现，我们人作为道德的实体，肯定会对意义发问，可是人作为科学家却不能对此给予任何回答。从此以后，严密的科学对意义问题退避三舍。但在人的实践中的道德生存却继续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在广告中、在诗歌中、在道德的反思中、在宗教里均是如此。海德格尔怎么能声称：人们已经对这个问题根本无所领悟了呢？只有当他认为，所有这类意义的存在以及与其相应的对意义的追问都仅止于与存在的意义擦身而过，他才可以做这类断言。这个大胆断言使他自己获益匪浅，因为他是以柏拉图以来的遗忘性和遮蔽性的重新发现者的身份登场的。
首先，海德格尔把关于对存在意义的发问（我把这个发问称之为“加强性问题”）放在一边，而从另外一个问题，即语义问题开始他的追问。当我们在表达中使用“是”的时候，我们到底想说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在谈论“存在”？这是一个和现代科学有关的问题。任何一门科学，物理学、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都是对各自确定的领域的实存的处理研究，或者它们在同一领域中工作，但使用着不同方法，关心的是不同的问题。所有对方法的思考，即对以何种方式才适合于接近其研究对象这一问题的思考，都隐含了一种区域本体论，尽管人们并不如此称呼它。正因为如此，开始人们并不理解海德格尔的下述断言：人们并不想搞清楚，他们在各自领域中，于什么意义上获取了“存在”。因为，由新康德主义发展起来的恰恰是方法论意识的特殊重视。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作出了细腻的区别。还有狄尔泰的解释学、马克斯·韦伯的理解社会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下意识的心理分析解释学等等。上述所有这些科学在方法上都不是天真幼稚的。它们均有自己的本体论问题意识，都对它们自己在现实研究的相互联系中的位置进行了考察。所以，无论在语义—方法问题上还是在存在意义的加强性问题上，情况都是一样的。海德格尔都声称根本不存在对意义问题的理解——可是实际上这类问题到处被提出：在实践的道德生活中常常提出的加强性问题，而在科学中常常提出的则是方法论—语义性问题。
海德格尔一定是想达到什么特别的目的。但他具体想要什么，人们还不清楚。他很成功地制造了一种紧张气氛，然后才提出他的论题。恰恰在关于人的研究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科学自身并不清楚，在什么意义上让人作为实存而存在。从做法上看，似乎可以像对待世界中的其他现成在手的对象那样来对待人，可以以此获得关于人的整体概观。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循着人生此在的一种自发倾向：此有倾向从实存出发去理解它自己的存在，此有本质上是不停地并且首先地与此实存之发生联系的；也就是说，此有倾向从“世界”出发理解它自己的存在。但是这实际上是人生此在的自我蒙蔽。只要人生此在一息尚存，他就不会像一个对象那样成为一个做完了的、完整的、结束了的东西，而是永远向未来开放的、充满了各种可能性的东西。“可能－是”是属于人生此在的。
与其他的实存不同，人同自己本身的存在有着一种关系。海德格尔把这种关系称之为“生存”，生存具有“及物性”意义。而人生此在的不及物性被海德格尔称之为“被抛性”：“难道人生此在自己为愿意或不愿意进入人生此在自由地做出了决断吗？”但是当我们不及物地存在在那里时，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是：及物地成为我们不及物地存在的那东西。我们不及物地已经所是的，我们就能够且必须及物地是。后来萨特为此发现了表达方式：“从人为何故而被构成的那个‘何故’处，人须再行创造。”我们是一种同自身的关系，并因此是存在的关系。“人生此在实存性的最显著的特征恰恰在于，它是懂存在的。”
“实存的”这个表达指称任何存在的东西。而“懂存在的”是用于指称那种关于实存之好奇的、惊诧的、恐惧的思想活动，对于有我、和居然有某某内容存在的思考。譬如格拉比无法模仿的名句“只来世上一次，而且恰恰是Detmold的白铁工”，就是存在之论。人生此在或者生存就意味着，我们不仅是（存在着），而且感觉到，我们是（存在着）。我们从来不会像现成在手的东西那样成为一个成品。我们不会走出去围着我们自己看来看去。在任何一点上，我们都是向未来开放着。我们必须引导我们的生活。我们把我们交给了自己。我们是我们的未来之生成。（《来自德国的大师海德格尔及其时代》）
马丁·海德格尔出身于一个天主教家庭，早年在教会学校读书。17岁时，从一个神父那里借到布伦坦诺的《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存在的多重意义》一书，对存在意义的问题产生兴趣。他在大学先学神学两年，后转入哲学，1913年在弗赖堡大学在李凯尔特的指导下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心理主义的判断学说》，他的讲师资格论文题目是《邓·司各特关于范畴的学说和意义的理论》。在弗赖堡大学任教期间，他参加胡塞尔主持的研究班。1922~1926年，在马堡大学任副教授，讲授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笛卡儿、康德等人的著作，把他们的问题转变为关于存在的问题。《存在与时间》是他为晋升教授职称而发表的尚未完成的手稿。据说，当这本书送到教育部审查时，部长的评语是“不合格”。但就是这样一本被官员判定为不合格的书日后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
海德格尔（1889~1976）1928年，海德格尔接替胡塞尔，任弗赖堡哲学讲座教授。早年在大学任教期间，海德格尔经历了时至今日仍是人们难以理解的一段情感。很显然爱情的双方是不平等的，也许在人类能感知的所有感情中，这是唯一从来就不平等的一种。成熟的思想家、大学的教师海德格尔对青春妙龄、情窦初开的阿伦特的爱是极度自私的，并且有始乱终弃之嫌，但阿伦特始终爱着她的老师和第一位心上人，即使在她终于成为著名的思想家并且有了自己情投意合、宽容大度的丈夫之后，她仍然主动去找这位老师情人。在他们之间，思想上、观念上的根本性差异已经变得毫无作用。海德格尔承认《存在与时间》的写作归功于阿伦特的激情。戏剧性的是这本书带来了成功也终结了他与阿伦特的爱情。在他看来写作是第一位的，他不会把阿伦特的爱置于他的写作生涯和世俗成功之上。于是一封信打发了她，不知他能否记得当初自己就是用同样的方法追求到阿伦特的。无论我们怎样想象爱情的魔力和思想家的宽容，都会为阿伦特黯然神伤甚至愤愤不平。有人说他们的传奇故事是对人类理智的挑战，我们无法用谈论“男女绯闻”的常人思路和语言来叙述他们。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这段感情的旅程与他们的写作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这个世界因文生爱、因爱生文者有之；婚外恋、师生恋或者持续终身的初恋者有之。凡此种种街谈巷议、餐前饭后，都流于口耳、逝于岁月。而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故事何以被人们如此长时间的关注？或许在于他们水火不容的思想立场；或许在于阿伦特的勇敢睿智；又或许在于她的多情执著，时间在她的身上永远停在了18岁。
纳粹运动兴起后，海德格尔参加了纳粹党，并出任弗赖堡大学校长。他与那时的青年运动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并和某些德国青年的发言人保持某种亲密关系，如恩斯特·荣格尔。他曾宣称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时代已终结，新的德国社会主义正在到来。在就任弗赖堡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他曾经把“劳动力服务”、“军事服务”说成是和“知识服务”一样具有同样的合理性。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为纳粹宣传提供了某种手段，借此可以利用他的演讲来为某些政治目的服务。海德格尔也曾热情地参与那种与“新领导原则”相一致的该大学体制的改革，并把希特勒主义的某些外在形式（比如，所谓“德国式的致敬”——嗨！希特勒！）引入学术生活，解除或揭发具有反纳粹倾向的人，甚至借助报纸来直接参与国社党的选举宣传。
因为他与纳粹的这段牵连，战后法国占领军当局禁止他授课。海德格尔对于他与纳粹的关系，似乎也没有多少反省，他在1952年出版的《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还宣称，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运动的内在真理与伟大之处”。海德格尔与纳粹之间的联系，在西方哲学界和新闻界多次成为热门话题。尽管海德格尔参与纳粹运动是他的历史污点，但不能因此说他的哲学就是纳粹思想的反映。后来的反纳粹的存在主义者也能从海德格尔的著作中受到启发和鼓舞。这些事实表明，一个伟大的哲学家的思想往往要比他在某一阶段的政治观点有更远的意义。海德格尔后期讲授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及莱布尼茨、尼采等人的著作，研究语言、艺术（诗）以及技术等问题。除了上面提到的著作和讲稿之外，他的主要著作还有：《什么是形而上学》、《现象学基本问题》、《真理的本质》、《林中路》、《演讲与论文集》、《走向语言之途》、《技术与转向》，还有一些从他的观点研究哲学史的著作，对赫拉克利特、康德、尼采的研究最为精彩。
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关注从《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开始便很明确：这里讨论的基本问题可以说只有一个：存在。故而哲学在这里被定义为“关于存在的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探问存在的意义和根据”。在第一部分中，海德格尔列出并分析了关于存在的四个命题：1）康德的命题：存在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2）可以回溯到亚里士多德的经院哲学命题：存在者的存在状态可以区分为实存与实质；3）近代存在论的命题：存在的基本方式是自然的存在和精神的存在；4）最宽泛意义上的逻辑学的命题：所有存在者都可以在无碍其存在方式的情况下用“是”来言说：系词的存在。
海德格尔真正成熟的语言观集中体现在他发表于1959年的《走向语言之途》中所收的几篇论文之中，在那里，他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对语言问题的基本观点。在其中的《语言的本质》一文中，海德格尔指出，我们与语言的关系绝不是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元语言学问题，而是我们不得不在语言中感受语言，他的意思是说，不要把语言看做某种外在的东西加以研究，我们就生活在语言之中，认识语言就是认识我们自己，而认识我们自己就必须认识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