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其他分裂的症状吗？”斯坦因语气平淡地问弗里德道。
“除了可能有记忆混乱之外，我没有发现任何现实解体、人格解体或者人格识别混乱。”我抛出些术语，做着重新找回自己的绝望尝试。
弗里德听后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我们必须要获得更多的信息，试着找到他的家人或者朋友。如果有必要可以重新联系警察，问问他们是否有线索。我们一定要找出这个家伙究竟是谁。”
“说不定他是在神游状态，”罗恩·皮瑞插话道，“他可能是在抑制从前生活的地方的人格，也许是因为一些外伤。警察找到他时可能他正在前往另一个镇子或城市的途中，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他们是在高速公路上找到他的。特别是处于神游状态的人会在迁徙到新地点后适应新的人格，因为他还没有达到新的目的地，所以他的人格仍未形成系统，还在转变中——还在路上，因此这么说。”
“我不这么认为，罗恩，”我答道，“警察找到他时他并没有向特定的地方前进，他只是在路上闲晃捡着什么——呃，只是在四处闲晃。”
“他在捡什么？”弗里德没有漏听一个字。
“呃，死去的动物。”
“死去的动物？他要那些东西干什么？”
“他埋掉它们。”
“埋掉它们！哦，这家伙要么喜欢葬礼要么就是个彻底的疯子，我打赌是后面一个。”
罗恩克制不住自己了：“说不定死掉的动物是他过去人格的象征，他想要死去然后埋起来。”事实上，他的评论让我很惊讶，罗恩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象征感兴趣了？
弗里德给了罗恩个“拜托这有可能吗”的眼神，接着重新聚焦到我身上：“推迟他的用药，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而且没有他的名字我们都不能录入系统。先确定他是谁，既然他没有自杀或者杀人倾向——因为你没有提到这方面的事情我就假设他没有——我们就不能违背他的意志强行将他留在这里……好了，我们继续下一个议程吧。”
弗里德扫了眼他的单子，然后皱起了眉头：“我们的一个病人——伊丽莎白·巴索——上周出院，昨天死了。”他瞥了我一样，“看来又轮到你的回合了，霍顿博士，你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吗？”
“她被一辆邮车撞了，警察认为那是件事故，但他们也不是非常确定。伊丽莎白在这里时对药物和精神治疗的反馈很好，她出院时我看不出任何自杀意念的迹象，所以我认为这纯粹是场意外。”
斯坦因再一次抬头对弗里德说道：“谁是主治医师？”我知道他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他并不愿听我讲。这个杂种不相信我的判断！我日复一日与我的病人在一起，但是斯坦因竟然更加倾向主治医生的判断，每周只花两分钟的主治医师。
“呃，是我。”弗里德回答道，细微的汗珠在他的上唇上冒了出来。现在不仅仅只有我了，弗里德也感觉到燥热了吧，“我在她出院时也看不出任何自杀意念的迹象……嗯，她的死一定是场不同寻常的意外。”
“有没有任何针对我们的法律诉讼？”斯坦因追问道。我能看见不安从弗里德的脸上划过，他看向了我。
“现在还没有。”我答道。
斯坦因重新将注意力放到了他的指甲锉上，这个病例结束，现在。弗里德看上去松了口气。
“我同意她的死亡是意外，”玛丽安打断道，“我觉得我们还应当将这件事上报到团体会议上，很多病人和职员都很喜欢伊丽莎白，她的死亡会给每个人带来影响。”
“好的，我会那么做的。我们继续下一个项目吧，理查德·摩宾昨晚入院。”他环顾了屋子，寻找着当事人。
“他也是我的病人。”我喊出声来，试图听上去自信些。屋子变得非常安静，我能从职员们的眼睛里看出他们对我都很同情，晨会报告变成了霍顿博士的受难日。但是我事实上还是感到有些乐观的，这是我再次重拾自我的机会。
“理查德·摩宾，18岁，男性，和母亲一起生活。近几个月他在学校里显示出健康和保健功能的急剧降低，他将自己隔离在自己的房间里盯着鱼缸，这显示出了紧张性精神症患者的状态。他听到声音，而且有被穿着雨衣男人追杀的幻觉。在他的大家族里有精神错乱的病史，他的母亲在理查德出生时也患上了产后抑郁症。他对精神状态测试的拒绝程度一般，在方向感、判断力、短时和长时记忆力以及抽象思考能力上都表现不佳，对有些问题的关联想法不同寻常。我的诊断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并且他昨晚离开了美国医学协会单元。”
成功了！我顺利说完了，只要他们不问美国医学协会，我就大功告成了。
“他回来了。”弗里德说道。
我一下子目瞪口呆了：“他回来了？”
“他的母亲今天早上带他来的。”
“他是怎么回家的？”
“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家半路上还停下买了汉堡。很显然，他并不是如某人想象的那样没有判断力。我听说他入院时有点小意外，他很暴力吗？”
见鬼的！现在形势真是急转直下。
“会勃然大怒，但是我一结束接员会面他很快就冷静下来了。他将提问视为是种打扰，而且对来到这里肯定不高兴。除此以外，他没有暴力史。”我的思绪里闪过一幅溺水的幼鸟挣扎的景象。
“不管怎么说，这个家伙还真是生龙活虎的，”弗里德说道，“给他做一个15分钟测试，有任何暴力迹象就安置到中心圆台，如果他的情况再严重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将他送到隔离室去了。维德纳州立中心的床位已经满了，要是我们无法处理他的话会没有地方可以送。你有没有请你团队的住院医师评估用药？”
“呃，还没有。”
“这个病例谁是你的后援住院医师？”
“呃……”
“是我，”谢克打断道，“我今早见过理查德了，给他先用了奥氮平[1]。”
“很好，”弗里德说道，“还有人对这个病人有其他的看法吗？”他说着看向了老板。
斯坦因从指甲锉上抬起了头。他竟然要第三次发言！新的世界纪录！
“看着这个病人，”他说道，“确保住院医师在这个病例里保有优先权利。”
我感到被打败了，受到屈辱，此时此刻我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憎恨被评论，多么厌恶被发现错误。它在我的脆弱的全能感上戳了个洞，还将所有藏于其中的不安与无助统统展览开来。我开始担心，我将我自己的病例搞得乱七八糟，每个人都失去了对我的尊敬，即使他们让我结束我的实习我也不会惊讶的。也许我应该自己先行辞离这个职业，免得最后在屈辱中被轰赶出去。而且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日记究竟在哪里，说不定它永远都找不回来了，留下缺失了自动防故障装置的我独自一人。可能我最终会在街上像个流浪者那样四处游荡，在吃了一半的糖块和丢弃的破鞋子里挑拣着、寻找着我的日记。我的人生完了！
上帝啊，看看我！我已经杞人忧天到好似没有明天了。亚伦·贝克，当你需要他时他又在哪儿呢？
我感到头晕目眩，昏昏沉沉，抗充血药剂正在起效。事实上，我觉得非常怪异，我的思维、感觉，还有身体行动并没有很好地同步。在我小时候，有一次自己制作谜题，用的是裁开的骑着马的男人的杂志照片。我随意地裁着左边右边的纸张，如此一来男人和马的身体就变得混乱的分离开来。这正是我现在的感受，失常，状态极差。
我的大脑滤过了房间里所有的声响——人声，翻动的纸页，咳嗽，拖曳的脚步，苏打机的呼呼声。我的大脑是在寻找什么，最终所有的声音都变成了扁平的一条线，再也没有孰轻孰重之别。我的思想寻找着它们的共性，寻找着藏于那些声响之下的什么。终于，我找到了。窗外，一棵树的枝桠轻轻敲打着玻璃窗格，那是来自风的信息。我静静听着——等待着密码明朗的时刻。
“回神霍顿博士，你在听我说吗？”
我回过神来——从不知何处归来——发现弗里德正站在我旁边，其他人都走了，晨会报告已经结束了。“那个，怎么了？”他用字字清晰的声音道。
“呃，没什么。”
“很显然你看上去不像是没事，你病了，是吗？”他的声音转换成了一种柔软，甚至敏感的声调，“你有个很难处理的病例，所以要是今天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告诉我。”
这让我很吃惊，我原本想着的是面临酷刑逼供，至少也是失望的摇头和父亲般的建议。我很感激他的友好，但是从更深层面我觉得有点儿不安，这可不像平时的弗里德。
我跟着他离开了房间然后匆匆赶往了护士站，但是哪儿也看不到我的笔记本，也没有人看到过。我又被牵引着奔向了住院医师的休息室想要去那儿找找看，可是障碍这时出现了，理查德·摩宾走向了护士站，他拿着便盆还将手指头放在了里面。
“里面有虫。”他生气地说道。
我看向了便盆，里面尽是屎尿。一开始感觉就不太舒服，现在我觉得肯定要吐了。幸运的是卡罗尔听到了摩宾的话，走过来接手了这个状况。“让我看看，”她说着盯着看了下，“我没看见什么虫。”
“那里！”他迅速回答着，一边把手指戳进了黏答答的东西里，我的胃一下子抽紧了。他吼道：“有虫子在我的身体里！”
“那不是虫子，”卡罗尔冷静地回答道，“看上去就是一根带子，别担心。”摩宾把便盆嘭地放在我面前的柜台上，然后就冲了出去。
“我受不了了。”我说着把手放在了胃上。
“试着把这个仅仅当做是临床来看，”卡罗尔边回答着边将便盆拿开了，“他是个偏执型精神分裂者，任何人太靠近他都会让他惊恐，特别是你，因为你是他的治疗师。所以他会竭尽所能来赶走你的，就算在你面前挥舞他存在中最恶心的部分。这很有象征意义，你不觉得吗？他向你展示了他灵魂里的垃圾。”
“当你有个铁打的胃时作出这种心理分析确实容易，但是我不行。抱歉。”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向了最近的洗手间，然后对着厕所一阵狂吐。这可真是不愉悦的过去24小时饮食回顾课程，其中最容易分辨出来的就是昨天午餐的意大利面。
“你好，意大利面男人，”我在喘息间嘟囔道，“真高兴在这儿见到你。”
“你看着不太好。”他答道。
“你自己也一样看着不怎么样。”
有这么几分钟我只是呆坐在地板上，感受着屁股下面凉凉的瓷砖。也许我该回家，我已经病得不能再工作了，但是我内心深处有什么拒绝我这么做——我自讨苦吃的一部分，殉教者。但是是为了什么而受难？我觉得我今天必须找出答案来，找出此处为何会紧捉住我的理由。
当我蹒跚着回到单元里时职员正在将椅子摆成一个圆圈，我一时间困惑了，然后瞬间明白了。今天是团体会议的日子。单元中间的区域非常小，所以椅子被排放得很紧，在职员试着集拢其他的椅子时一些病人自愿供出了他们自己的来。凯西·玛蒙开玩笑般开着轮椅追着另一个年轻的男病人，而瓦特夫人则坐在一边，周围放着她的手提包，她正拆包打开着里面的东西。有些病人坐着，接着被什么吸引了注意力，然后就站起来走开了；另一些病人一定是想这有什么理由，所以他们也站起来徘徊起来。最后职员把他们所有人都捉住，再重新让他们坐回椅子上。
随着坐下的病人和职员越来越多，圆圈渐渐地稳定下来，不再一片混乱而变得有秩序起来。但是我的病人们，除了凯茜之外都还没有来。我几乎希望他们都别出现了，因为我害怕着，甚至是宿命般相信着他们一定会说出什么或是做出什么让我尴尬的事情来。其实所有的职员都暗暗地担心这样的事情发生，只是今天对我而言特别得不祥。终于，坦诺斯蒂安先生出现了，挂着一脸一如既往的迷茫困惑表情，用一小时一米的极危险速度拖着脚步走向了圆圈。就在我帮他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时，理查德·摩宾笨重地进入了视野里，他把自己塞到了一张椅子里然后便将自身投入到了躁动不安，孤独症的恍惚中。
我们都到了，除了无名氏杜伊，他该死的在哪里？我环顾着圆圈寻找着他的脸。职员们在病人间穿插坐着——但是他们所有人都是两三人成群的，只有我例外。一个人让我反而更有安全感，结对是在群体中对抗不安感的最基础的下意识行为，但是如果每个人都穿着便衣时又能分出谁是病人谁是职员呢？
依旧哪儿也见不到杜伊，我开始担忧，他难道是没告诉任何人就偷偷溜出单元了吗？就在我要起身去找他时，我注意到在离我很远的左边的椅子上有人坐着，和在我右边的摩宾正好对应。那是杜伊，非常的平静，简直是面无表情。见鬼的他是从哪里出现的？他刚才还不在那儿，我很确定不在。或许他其实在，变色龙男人。不管如何，现在圆圈坐满了，我们准备开始了。
弗里德掰了掰指节，清了清喉咙——这是他即将开始发言的信号。我跟着他低声喃喃着，这是一个完全一样的发言，每一字每一句，每一次会议都是这样。
“我们每周一次聚集在一起召开团体会议，这是一个我们互相交流的机会，请畅所欲言。如果你有任何需要，或者要求，或者任何烦恼，请告诉我们。我们都在这儿聆听、学习，准备着施以援手。所以，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