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议定书
几乎人人都在抱怨北京的空气质量，下面这些都是真实的数字：在英国，因为汽车尾气污染，每年约有7000人过早死去；在美国，由于柴油机等源头排放的颗粒物质，每年有1.5万人过早死去；在中国，由于水质变差，许多地方的土壤中铅、砷、镉等含量过高，种出来的蔬菜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使得呼吸道疾病已经成为北京的第四大杀手。
人们希望所有的国家能够制定一个共同的标准，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最初，人们对所有的国家设定统一的标准，无论排放多少都降低同样的比例。这样的做法显然极不公平，发达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已经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但由此带来的全球气候变暖的恶果却由所有国家承担；对于那些发展中国家，它们也有发展经济的权利，不能因减排而剥夺它们的发展权利。因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如何界定减排责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过程。
事实就是最好的答案。2005年2月16日，经过不懈的努力，旨在抑制全球变暖的世界性环境法案——《京都议定书》终于生效了，它规定了发达国家的减排任务。然而，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其占全球3%－4%的人口排放了25%以上的二氧化碳，却退出了《京都议定书》，这对于减缓全球变暖的努力而言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不过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京都议定书》的达成就如同建立要求所有同学达成一个削减学习时间的联盟一样，最终会以失败而告终。当然，用产权和交易成本可以做出更加清晰的解释：首先，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不可能明晰，空气是一种流动性很强的气体，排放方便，很难界定排放的主体。其次，即使理论上界定了排放权，其执行的交易成本不菲，虽然各个国家规定了减排任务，即使理论上界定了各国的排放权利，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环境上的差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参差不齐，使得我们无法具体地进行处罚。
虽然不能对别的国家进行限制，但是对企业的排放进行限制却是切实可行的做法，尽管这样的结果是，每个企业都竭尽可能仅处于刚好低于污染线的要求，但这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减小排放的目的。
汽车的使用大大方便了我们的出行，然而尾气的排放会带来环境的污染，似乎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汽车带来的空气质量的下降，为此人们提出限制对汽车的使用，最初的做法是，无论什么样的汽车，每年征收同样的费用。
可这样做的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经济学家蒂姆·哈福德惊奇地发现，这样做的结果非但没有鼓励人们少用车，反而会鼓励人们更加频繁地使用，他曾经用自助餐厅的例子为我们给出了有趣的解释：如果使用固定的汽车使用税，每位司机也会像自助餐厅的暴饮暴食者一样，在出发号吹响之后就开足马力进发，原因是他们并不担负实际的费用，每一脚油门并不会增加新的成本，因此在一次性交了一大笔钱之后，就可以开始“免费之旅”。
自助餐厅的定价策略给我们很大的提示，如果我们对每位客人的鸡翅单独计价，那么人们就会根据需要购买鸡翅，浪费的现象自然会消失，如果根据每辆汽车的排放量进行缴费，这样就能激励每位司机节省用车，那么就能达到减少排放的目的。
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确实有效，通过每年检查汽车的里程数，并以此估算排污量并进行收费，这样的方法的确能够保证人们面对的是污染所造成的真实费用，并鼓励他们对社会的污染量承担责任。
征税的实质是对“违规行为”进行罚款，通过增加成本的方式来鼓励人们“约束”自己的行为。似乎这样的做法还有些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那些排量比较小的汽车获得了人们更多的青睐，并且，汽车制造商们也有动力开发混合动力车或者不需要燃油的汽车。
拍卖污染许可证
1968年，一个名叫戴尔斯的美国人首先提出了这种奇特的概念——污染权。
假定政府作为社会的代表及环境资源的拥有者，把排放一定污染物的权力像股票一样出卖给出价最高的竞买者，这样就能够建立一个特殊的市场。经济学家称，排污权交易是指在一定的区域内，在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过允许排放量的前提下，政府将排污权有偿出让给排污者，并允许排污权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内部各污染源之间通过货币交换的方式相互调剂排污量，从而达到减少排污量、保护环境的目的。
发放许可证的目的在于，污染者可以从政府手中购买这种权力，也可以向拥有污染权的污染者购买，污染者相互之间可以出售或转让污染权。通过污染权交易，有助于形成污染水平低、生产效率高的合理经济格局，同时也避免了征收排污费制度中存在的一些缺陷，保证排污费超过减少排放的极限成本，最终促使环境质量随经济增长而不断改善。
然而，尽管美国1990年颁布了《空气洁净法》，这种希望通过私人协议自发产生的市场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事实上，如果许可证的定价过低，会有很多投机分子溜进来以赚取利益，而且也容易形成“寻租市场”，然而如果定价过高，那么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从2001年开始，中国开始在企业之间推动排污权交易制度，2003年出台的《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规定，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单位或个体户，应当按规定缴纳排污费，此即“付费即排污”的污染控制办法。一些排污企业为了片面追求利润，宁愿缴纳排污费。另一方面，由于90%的排污费可作为地方财政收入，一些地方还存在政府默许排污的现象。
排污权交易制度是政府将排污权有偿出让给排污者，排污者购买到排污权后，可在二级市场上进行排污权买入或卖出。区域内排污总量一旦确定，排污权就成了稀缺资源，有限的排污权必然带来价格不菲的交易，企业在利益驱动下，自然会珍惜有限的排污权，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排污权交易制度真正意义在于将政府对环境的治理方式，由行政方式转变为市场方式。这似乎代表了一个美好的愿望：政府只通过排污权的买进和卖出，掌握排污总量，而不再干涉企业具体技术细节和治理安排，从而有效简化管理过程，提高效率节省成本。
理想的理论未必能带来理想的现实。实际的情况是，尽管2007年11月，国内首个排污权交易平台——浙江省嘉兴市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揭牌成立，但至今却未能有效建立起来，排污权交易在实践中遇到了来自行政、企业、法律、环保观念等许多方面的阻力。人们所要建立的不只是符合理论要求的市场，还必须建立中国国情相融合的体系，这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更是要全社会共同努力面对的问题。
无论怎样，在人们的努力下，梦想正在照进现实。
现实的经济学
喷雾器的使用会破坏臭氧层，过度的捕捞会造成鲸鱼的灭亡，过度的砍伐会造成沙漠化，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所有权没有得到很好的界定，因此上述活动无法达到最优化，每个人按照自身的利益独立选择其行动，这与总体利益并不一致，有利于个体的行动未必有利于其他人，因此每个人所获得的剩余利润与总剩余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
我们在测量一家企业对社会的价值时，通常看不到它所产生的噪音、拥塞以及其它各种麻烦。事实上，企业所获得的净收入很难全面反映该企业对社会福利的正面贡献和负面影响，因此企业管理者往往得不到正确的激励，因此无法采用最有效的手段降低对环境的损害，而污染权制度的改变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科斯之前的经济学家都将经济运行的过程作为思考的核心问题，而科斯则深刻地注意到经济运行背后的财产权利结构，他的产权理论发端于对制度涵义的界定，通过对产权的定义，对由此产生的成本及收益的论述，从法律和经济的双重角度阐明了产权理论的基本内涵。这位产权理论的创始人，他用一生的时间为我们解答了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他用产权制度剖析了经济运行规律。
科斯以法学家的态度分析财产法案例，但又以微观经济学理论来指导这一分析，他的研究证明，习惯法的经济学分析取得了丰硕成果。关于科斯的产权理论对社会的影响，我们可以用一句精辟的谚语来形容：
把沙漠租给我100年，我能把这里变成花园。
有更完美的规则吗？
3个人到你那里找工作，你只有1个岗位，他们的个人能力和工作表现都一样，你的目标是希望通过雇佣使得社会更加美好。
第一个人是这三个人中最穷的，如果提高人类福利是你最主要的目的，那么你该雇佣他。
第二个人是最不快乐的，这份工作能够使他更加快乐。
第三个人既不是最穷的，也不是最不快乐的，但他有慢性病，这种病会影响他的一生，这份工作能够为他治病提供经济保障。
谁该得到这份工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