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涉及时间。没有一个成熟的时间观念，叙事是难以成熟的，正如我们在讨论古代话本小说时所说的那样，人虽然处于时间中，但若缺乏一个关于时间的完整的观念，就无法在各种生活片断之间发现它们的联系，也无法构筑一连串事件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观念渗透在它对人类历史的描述和分析中，这种不断进步和有最终归宿的时间观与佛教的因果观念的时间观是颇为不同的。在因果观念里，只指出不同时间发生的事件有因果联系，时间在前者为因，时间在后者为果，而因与果之间并无任何价值高低之分。但历史唯物主义的时间观却不同，它包含了西方自启蒙以来形成的“进步”观念。
以人类历史来说，每一个后起的阶段都比前一个阶段包含了更进步因而也更有价值的内容，例如，资本主义高于封建主义，共产主义又高于资本主义等；历史像一个序列，或者说像一个阶梯，人类历史的社会形态的更替，就是沿着序列前进，沿着阶梯往上攀升。在历史唯物主义那里，人类社会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低级走向高级，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残缺走向完美的进步过程。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阶级的划分，既是对其根本性质的判断，也是对其价值高下的划分。总之，进步的观念、以今胜古的观念完全融化在唯物史观里面。本来，进步的观念，并不是唯物史观特有的，它是启蒙时代的遗产。启蒙时代的思想家觉得历史从他们生活的那个时刻开始，人类就从蒙昧走向理性。于是人类的历史，自然就是现在优胜于过去，未来又优胜于现在。进步的时间观引入小说叙事之中，并不显示在强调不同时间发生的事件的因果联系，而是显示在不同时间发生的事件的价值高低上面。因不同时间而有价值高低这一点，造就了小说叙事的根本风貌。
因为人类事务是在时间中进步的，那种代表即将过去的社会制度和跟不上历史潮流的阶级人物，就成为时间过程中落后甚至反动的东西；那种代表即将出现的未来社会制度、符合历史潮流的阶级和人物，就成为时间过程中正面和革命的形象。同时，唯物史观也给叙事带上了历史批判的眼光和乐观主义的风格。因为分辨事件的价值高低其实就是一种历史批判，而不停顿的进步，当然意味着时间过程本身就是乐观的。没有人能够阻挡时间过程本身，这是不言而喻的。只要作者认同唯物史观，其叙事无不带有历史批判的特点，亦无不带有乐观主义的特点。革命文论中讲的暴露过去和歌颂未来就是这个意思。暴露和歌颂其实就是历史批判，将过去与未来对举其实就是浪漫式的乐观主义。1942年，毛泽东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把暴露和歌颂并列为文艺作品的基本内容和文艺工作者的基本立场。所谓暴露，就是历史批判，就是对过去（落后、反动、逆历史潮流的同义语）进行清算；所谓歌颂，就是对未来（进步、美好、革命的同义语）进行肯定。这些理论焦点和主题，乃是唯物史观在文学理论领域影响的产物。
我国古代话本小说家在涉及人物关系的描写和评价时，是按照儒家的伦理价值观为基点的，儒家的价值观是他们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的准则。但在“五四”过后，又换上了一套新的准则，左翼作家被新的准则武装起来，在叙事中形成描述和评价人物和事件的叙述视角，这套新的准则就是唯物史观及其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同它的时间观、历史观一道，彻底地改变了小说叙事的基本风貌。按照阶级划分的观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阶级归属，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不是贫农就是地主富农。人既然不是单个的存在物，就必须给人物贴上一个阶级的标签。这样，我们认识一个人物，就不再需要从他的个性、品行入手，而需要从他的阶级背景、出身和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入手。阶级划分的观点只是一种近似社会学性质的分类方法，但实际上，它是一种新的价值准则。因为阶级划分的目的并不是纯粹为了分析。各阶级被决定之后，并不具有同等的存在价值。确定阶级归属和决定它们相应的存在价值是为了改造社会。换言之，确定其特定阶级的存在价值之后，便可以决定采取扶持、依靠、团结，或利用、消灭、铲除等不同的策略。这样，归属于不同阶级的人，自然就产生了良莠之分，敌我之分。所以，阶级划分的观念，不仅是叙述者虚构故事情节、组织人物关系的方式，而且也是他们对这些人物关系的价值判断的准则。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除了促使作家划分笔下人物的阶级之外，还存在一个对故事性质的影响，这就是故事必定要写各阶级之间展开的殊死搏斗。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来，不同阶级不是既妥协又进行有限斗争而共存于社会里的，而是必然要进行最后的较量；这种较量越血腥，就越有“最后斗争”的意味。当然，终归先进战胜落后，新生战胜垂死，这是没有疑问的。这种搏斗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并且也是一个新社会诞生的必要条件。斗争尽管非常残酷，但却不可避免。因为这是一个阶级斗争的时代，人类生活在一个嗜血的时代，不管是阶级兄弟的血还是敌人的血，一定要有血去冲刷历史的污秽。阶级较量的观念暗示，那些正在没落、垂死的阶级要为现存社会的黑暗承担全部的罪过，而那些新生的、代表未来的阶级则为新世界的诞生承担全部光荣使命。因为社会黑暗是没落阶级造成的，是他们剥削、残忍、不道德使得社会依然处在黑暗之中。这种观念造成了革命文学在小说叙事上的清算意识和革命英雄主义。清算意识是历史批判意识的进一步的发展；而革命英雄主义则是乐观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比如，我们在浪漫派的作品里也可以见到历史批判，但却看不到阶级清算；可以见到乐观主义，但却看不到充满悲壮的革命英雄主义。因为浪漫派接受进步观念，但却还没有阶级搏斗的观念。唯物史观不但接受进步观念，还发扬了阶级搏斗观念，所以，唯物史观中的进步具有极端的性质，而它影响的左翼文学的小说叙事也就带有极端性质。总之，清算意识使得作者对历史的恩怨、人事的恩怨有一个简单明了的归结。这就是，发现了“历史的罪人”，并由历史罪人承担全部罪过。这种看法，便远离了忏悔意识。忏悔意识把责任看成是普遍的、无所不在的，没有无责任的局外人；清算意识则把责任看成是具体的，不但具体到一个阶级，而且具体到个人。在清算历史罪人的时候，也就是在阶级搏斗较量的时候，免不了要有牺牲，免不了要付出代价，搏斗中的牺牲也是必要的。这些代价是新世界诞生的铺垫，所以具有崇高的道义色彩。这种理念是革命文学的悲壮英雄主义的来源。唯物史观所具有的时间观和价值观，使得接受它影响的革命文学把崇高与残忍混为一谈，作品在描写崇高斗争的表象之下展示了残忍和冷漠的东西，完全离开了文学的本性。
由清末谴责小说到20世纪30年代革命文学，中间经历了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数十年间小说叙事经历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循环：一种支配叙事的思想模式崩溃了，一种叙事的世俗视角解体了；但另一种支配叙事的模式又建立起来了，另一种叙事的世俗视角又形成了。虽然两者不完全相同，它们对社会的看法，对世界的看法和他们所主张的价值准则都不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这就是叙事的世俗化。
（三）叙事对意识形态的转述 (1)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唯物史观逐渐取得思想、理论领域的霸权地位，它对小说叙事的渗透，也随着这种霸权地位的取得而加深。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的重新建构形成了压倒性的气势；另一方面，这种真理化身的强有力的显示，促使追随者谋求更广泛领域的运用。唯物史观对小说叙事的渗透，就是在这种思想文化氛围下进行的。作者自觉地把唯物史观的某些观念融化在故事情节和人物的行为的叙述之中，成为整合叙事的视点，或者直接简单地套用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观念去虚构故事和人物。大体上，故事的自我解释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模式的演变，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30年代左翼文学是一个阶段，延安文学又是一个阶段，50年代以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第三阶段。由于作家越来越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观念驾驭故事的叙事，所以文学的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强而文学性则逐渐减退。茅盾是30年代左翼文学的代表人物，他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是这方面很出色的作品。在延安文学中，则有赵树理、丁玲、周立波等代表人物。解放后，这方面的作品不胜枚举，作家几乎按照同一个套子去创作，像《红旗谱》、《青春之歌》、《金光大道》等作品，都是很自觉地在叙述中转述马克思主义观念的作品。下面我们各分析一下作品，说明三个阶段作家如何把意识形态观念转化为故事的叙述。
茅盾成熟时期的作品都有很强烈的“解决”问题的色彩，这和文学史上“问题小说”、“问题戏剧”的有问题无答案的情况很不一样。他的“解决”不是哲学的“解决”，而是社会性的“解决”。他的故事揭示的问题，也不是形而上的问题，而是形而下的具体社会问题。《子夜》是这样，《林家铺子》是这样，《春蚕》也是这样。
《春蚕》发表于1932年11月的《现代》杂志。整个故事情节像这篇小说的题目一样简单：一个养蚕的老农抱着丰收的希望，辛勤劳作，果然收成不错，但却因此欠下更多的债务。这个故事的基本意义在于暗示一个反常的事实：越付出劳动的代价，越辛勤地争取好生活，你就会越得到相反的回报。因为这个社会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从前的小说也写违反常规的现象，也写人们对社会负面的感受，例如描写家族的没落，叙述人生的不幸等；但是，他们的笔法和茅盾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意识，更没有要“回答”什么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