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通过《红楼梦》质疑立功立德立言的仕途经济之路，批判功名利禄之徒，续书延伸他的思想让甄、贾宝玉相逢，让甄宝玉又发了一通“立德立言”的酸论，可见曹雪芹对“立言”是看得多么透。但是，正是这个看得最清最透的曹雪芹，在东方，为中国也为世界立了一部千古不朽的大言，如山岳星辰永恒地立于天地浩瀚之中。这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功名利禄之徒的所谓功、德、言，不过是色与相，他们不仅没有看透，而且为之争得头破血流。而曹雪芹却悟到这功、德、言的虚幻，看穿它不过是些泡影。《红楼梦》正是看透“言”之后所立的“大言”，看透“有”之后所创的“大有”，于是，他的性情之言便与功名之言天差地别，自创伟大的美学境界。这正是空空，这正是高度充盈的空，也正是真正空的充盈。《红楼梦》的最高哲学境界，既呈现于作品的诗词与禅语中，也呈现于曹雪芹伟大精神创造的行为语言中。
5哲学的相容与哲学大自在
刚才已经说过，《红楼梦》是悟性哲学，是艺术家哲学，除了这一哲学特色之外，如果从哲学的内涵上来说，《红楼梦》又有自身的哲学主体特色。这一特色可以说，它是一种以禅为主轴的相容中国各家哲学的跨哲学。它兼收各家，又有别于各家，是一个哲学大自在。
因为《红楼梦》具有巨大的文学内涵，因此用单一流行的文学概念甚至大文学“主义”都无法涵盖它。例如说，很难用单一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伤感主义”来概括它和描述它。说它是现实主义并没有错，它确实非常写实，不仅是一般写实，而且是“追踪蹑迹”，极为逼真，一丝不苟。《红楼梦》一开篇就说“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他写这些亲自见过的“当日所有女子”，以她们为生活原型，对她们“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所以鲁迅说它“因为写实，转成新鲜”。巨着所呈现的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生活细节，其同时代的作家和之后的作家没有一个可以企及。但它又不仅写实，又明明是超现实。
大荒山、无稽崖、赤瑕宫、通灵宝玉、太虚幻境、空空道人，哪样属于现实主义？这明明是大浪漫，是上天下地、天人合一、情感宇宙化的大浪漫（不是《牡丹亭》、《西厢记》式的情爱小浪漫，更不是才子佳人式的老套小夜曲）。然而，把《红楼梦》界定为浪漫主义又不准确，因为它的天马行空完全是现实的折射，何况还有上述的对现实的忠实描写。用单一的现实主义与单一的浪漫主义不足以概说，那么，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说法去描述是否就妥当呢？也不妥当。因为除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艺术精神和艺术方法之外，《红楼梦》又有接近现代意识的荒诞内涵。它不仅是大悲剧，而且是荒诞剧。它既写出现实的悲情，又写出现实的不可理喻。与文学的情况相似，《红楼梦》由于它的巨大哲学内涵和自家的哲学特色，因此很难用释、易、老、庄、禅、儒的任何一家中国哲学来概述。如果说佛为弃世、厌世，庄为避世、遁世，禅为观世、省世，儒为入世、济世，那么可以说，《红楼梦》哲学是一个弃世、厌世、避世、遁世、观世、省世、恋世等各种哲学观的大张力场。
《红楼梦》的主要哲学精神是看破红尘的色空观念。儒、道、释三家，曹雪芹哲学观的重心在于释，尤其是禅宗。而对于儒则有许多嘲讽。但能否就做出本质化判断，说《红楼梦》是绝对反孔反儒反封建？恐怕不能。《红楼梦》确实有非儒倾向，第五回让警幻仙子教示贾宝玉应当改悔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是一个象征性的反讽隐喻。之后，贯穿于《红楼梦》全书的确有一种对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济世主旨的质疑，也确实与儒家的重伦理、重秩序的思想基调格格不入，因此，其主人公贾宝玉对一切关于走仕途经济之路的劝诫才深恶痛绝。
但是，浸透于《红楼梦》之中的大情感，即那种对情的执着，对丧失美好生命的大悲哀与大痛苦，却不是庄，不是禅，而是儒。前边的文字已说过，基督教有天堂的慰藉，死亡便失去锋芒，佛教看破红尘，死亡也失去锋芒；庄子鼓吹破对待，齐生死，认定“万物一府”、“生死同状”，死亡更是失去锋芒，难怪妻子死了他要鼓盆而歌。唯独儒重情感，重今生今世，坚信亲人死亡之后再也难以相见相逢，因此他们感到死的真实，死的沉重，为亲者的死亡而悲伤。中国的挽歌特别发达，就因为有儒家的影响在。如果说，贾宝玉是百分百的禅，百分百的庄，他会对秦可卿之死、晴雯之死、鸳鸯之死，如此悲伤，如此痛哭吗？恐怕不会，因为贾宝玉在意识形态上虽然非儒，但在深层文化心理上还是儒，至少是还有他自身未能察觉到的儒的潜意识。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红楼梦》与儒家的关系，这里不妨借用一下李泽厚先生关于儒家双重结构的学理。他在《初拟儒学深层结构说》一文中把儒家分为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他说：
……所谓儒家的“表层”的结构，指的便是孔门学说和自秦汉以来的儒家政教体系、典章制度、伦理纲常、生活秩序、意识形态等等。它表现为社会文化现象，基本是一种理性形态的价值结构或知识／权力系统。所谓“深层”结构，则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态度，思想定势，情感取向；它并不能纯是理性的，而毋宁是一种包含着情绪、欲望，却与理性相交绕纠缠的复合物，基本上是以情—理为主干的感性形态的个体心理结构。这个所谓“情理结构”的复合物，是欲望、情感与理性（理智）处在某种结构的复杂关系中。它不只是由理性、理智去控制、主宰、引导、支配情欲，如希腊哲学所主张，而更重要的是所谓“理”中有“情”，“情”中有“理”，及理性、理智与情感的交融、贯通、统一。我以为，这就是由儒学所建造的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它不只是一种理论学说，而已成为实践的现实存在。李泽厚：《波斋新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9年版，第177—178页。
以儒家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这一视角来观看《红楼梦》，就会发现，贾宝玉对儒家的表层结构，即儒的政教体系、典章制度、伦理纲常、意识形态等等，确实是格格不入的，尤其对这套体系、秩序、意识形态所派生来的知识者的仕途经济之路和变形变态的谋取功名利禄之思，更是深恶痛绝。在这个层面上，说贾宝玉以至说《红楼梦》反儒，是完全正确的。贾宝玉在这个层面上与儒学毫不含糊地决裂，是《红楼梦》的精神主旨之一，这是没有疑问的。然而，在儒家的深层上，即儒对人际温馨、日常情感、世事沧桑的注重以及赋予人和宇宙以巨大情感色彩的文化心理特征，却也进入贾宝玉的生命与日常生活之中与伦理态度中。最明显不过的是这个反对儒家言忠言孝和立功立德的贾宝玉，在实际上却又是一个孝子，一个对父母十分敬畏和尊重的孝子。在他身上，有深厚的血缘伦理，不仅有父子伦理，而且有深厚的兄弟亲情、兄弟温馨。他被父亲打得皮破血流，伤筋动骨（贾政对他下“死笞楚”），他竟然没有一句怨言，更谈不上记仇。
打了之后，他照样敬重父亲，其父在面前如此，不在面前也如此。第五十二回，写他出门去舅父王子腾家，由李贵、周瑞等十个仆人前呼后拥着出府。出门有两条路，一条从贾政书房经过，当时贾政出差在外，并不在家，但宝玉坚持路过书房时一定要下马。周瑞对他说“老爷不在家，书房天天锁着的，爷可以不用下来罢了”。宝玉笑着回答：“虽锁着，也要下来的。”第五十四回，写荣国府元宵庆家宴，贾珍贾琏分别奉杯奉壶按序在贾母面前跪下，而平日最受宠爱的宝玉也连忙跪下。史湘云悄悄推他取笑道：“你这会又帮着跪下作什么，有这样，你也去斟一巡酒岂不好？”宝玉悄笑道：“再等一会子再斟去。”史湘云的意思是说，像你这么得宠的人根本用不着多此一举，但宝玉还是觉得爱归爱，礼归礼，还得遵循大家庭的礼仪。贾宝玉这一跪拜行为语言，说明他的情感态度还是尊儒的，或者说其日常生活的行为模式和情感取向，还是属于儒家的。
贾宝玉对待其他亲者与兄弟姊妹的态度，包括薛蟠这个呆霸王，也是充满亲情，甚至连仇视他的赵姨娘，他也从未说过她一句坏话。从以上这些例子可以看到，贾宝玉既是“情不情”，又是十足的“亲亲”，儒的“亲亲”哲学和以情感为本体的伦理态度也进入他的生命深处。《红楼梦》之所以感人，正是它看破色相之后仍有大缅怀，大忧伤，大眼泪，即放弃一切身外的追求，但仍有对“情义”的大执着：不仅有爱情的执着，还有亲情的执着。因此，笼统地说，《红楼梦》反对儒家道德和反对儒家哲学，就显得过于简单了。至于说贾宝玉是“反封建”，那更是“本质化”了。曹雪芹对儒的态度非单一化，对庄对佛也不是简单地全都照搬。前边已讲了贾宝玉对庄子《胠箧》篇的质疑。这里还想说，《红楼梦》的罪感与佛释又有区别。基督有罪感，特别是有原罪感，而佛则没有。佛家认定世界的虚无虚幻，人生没有实在性，因此，人生下来便会产生虚无感。这种虚无感，是错误感，并非罪感。而曹雪芹却不仅有虚无感，而且有罪感，有负债感，有忏悔意识。关于这点，林岗与我合着的《罪与文学》，已有专章分析，此处不再重述。这里只是想说明，曹雪芹的哲学乃是独一无二的仅属于他名字的哲学。
《红楼梦》非常伟大，不仅其文学内涵说不尽，而且其哲学内涵也说不尽。仅就这部小说与中国哲学各流派的关系，就有开发不尽的意蕴。我今天只是开个头，真正是“初步解说”，但愿这个开始，会对《红楼梦》的哲学研究产生一点推动。
选自《红楼梦悟》
（二）《红楼梦》与西方哲学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