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亦都护的势力大大削弱，重建政权的条件已不存在了。
高昌回鹘政权是在唐末五代中原王朝无力统治西域，高昌地区经济衰败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建立的。回鹘汗国灭亡后，不论吐蕃统治下的当地突厥人和回鹤人还是从漠北西迁来的回鹘人，都希望建立起政权保护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因此这个政权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但自亦都护归附成吉思汗起，大批高昌回鹘臣民相继参加蒙古汗国，为蒙古汗国的建立和壮大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还积极参加元朝统一中国的斗争，后来落户于全国各地，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亦都护的统治。纽林的斤领兵火州，复立畏吾儿城池时，这个地方不仅统一于元朝，而且元朝在当地的军事、政治统治力量已经相当强大，居民大都是元政权直接统治下的居民了。纽林的斤即便是带上元朝政府颁发的亦都护高昌王金印，也没有多大号召力。事实上，元朝政府设在那里的官员，根本不会允许废除北庭都护府，恢复高昌回鹘王国这样的政权。
纽林的斤亦都护家族拥有的力量，最多不过探马赤军万人。随亦都护的部众有的已安于新居，不愿返回火州。在这种情况下，纽林的斤的努力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他返回武威后不久死去，永昌就成了亦都护家族的新居地。
继承纽林的斤亦都护位的是长子帖睦儿补化。帖睦儿补化于武宗时在宫廷“备宿卫”，仁宗延佑五年以巩昌等处都总帅达鲁花赤赴永昌参加父丧，从此接受了亦都护兵。以后不论官至甘陕，或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亦都护兵一直归他节制。“且治其部”就是兼管亦都护家族部众。后来任职中枢，拜中书左丞相、御史大夫，才把亦都护高昌王称号和亦都护兵的领导权交与其弟篯吉。从纽林的斤开始，亦都护的家族在永昌，亦都护死后也葬于永昌。
三、亦都护家族在永昌的居地及其下落
篯吉传位其弟太平奴，太平奴以后月鲁帖木儿、桑哥相继传袭，他们都是元朝政府的重要官员。桑哥以后，亦都护及其家族的情况在史书上就很少记载，只是到了清代，才有一点线索可寻。
根据两块碑文所在地的线索和清代张澍着作中提供的资料，我于1983年、1988年夏在武威地区博物馆梁新民馆长的协助和支持下，两次前往永昌府城附近考察，初步弄清了亦都护家族后裔的情况。
清乾隆《武威县志》记：“今永昌堡有高昌王碑。”清武威人张澍在其所着《养素堂文集·先安人母氏遗事述》中记：“澍八岁时，舅妗病亡，侍安人往吊，共居在北门外于家湾，去城二十里所。既至，哭奠毕，舅氏留宿。一日，偶与安人至后院，见中室设祖宗像，貌皆高鼻大颧，危冠珥貂，有书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中书左丞相者，有书佩金虎符大将军者，有书佩珠虎符大将军者，有书佩三珠虎符大将军者，如此凡数十。适舅氏幼子趋过，安人呼而止之。语澍曰尔舅氏家或前朝通显，多以武功着，所藏诰命尚多。今尔舅氏业农，田日废，诸子窳惰，家益落，虑年老且抑郁奈何？言之泪缅缅下。”
高昌王碑在永昌堡，首先就到永昌堡。出武威城正北门行一里许，折向西不足半里，向北略偏西行14公里，就到永昌堡城遗址所在。据当地人李鼎文教授说：解放初期堡墙尚保存完好，他多次请求政府保护。1985年以后，就开始砍挖，最后仅剩南墙西部一段，因被王姓农民借作庄墙，才得以保留下来。东墙的碉楼墩，西墙的皇始墩，北墙的月牙墩，如今仅能从遗址较高的土堆才能辨认出来。城墙是用周围的黄土夯筑，至今取过土的地方仍低于城基。城内房屋建国后一直为当地公家所用，周围是一片绿色农田和栽植于水渠两岸的树木，居民村庄就点缀在农田当中。由于这里土质肥沃，水利灌溉条件良好，庄稼长得十分出色。
府城南门遥对武威县城，今日的公路基本上是在元代大路的基础上修筑的，从凉州城到永昌府当时有官道通行。府城南门外约二里，有村名石碑沟，现沟已为新修的渠道代替。顾名思义，石碑沟就是因此处立过石碑而得名，路东是《高昌王世勋碑》出土处，路西是《大元敕赐追封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出土处，后者刻于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较前碑晚28年。石碑立于府城门外，说明高昌回鹘亦都护同元朝的关系非同一般。
石碑沟路东居住的农民姓杨，有四十来户人家。67岁的杨长润老人领我们参观了村庄，讲述了本家的历史。他说，据老人相传，杨家是这里的老住户，什么时候来的，已不清楚了。石碑就是在他们的耕地上挖掘出来的，挖掘情况他还能讲述清楚。杨家与亦都护家族的血亲关系我们没有得到任何证据，但杨姓老人身体高大、魁梧、颧骨突出、鼻大、唇厚的相貌，与今维吾尔族人确实有很相似之处。
《养素堂文集》所记的于家湾，在城北偏东近四十里处，方向与里程均不符。后来张澍在其《养素堂诗集·于家槽访舅氏后裔》一诗中说他舅氏家在于家槽子，于家湾为误记，或湾为“漕”字之误。
于家漕子在武威城北去永昌堡公路上里程碑五公里处的东侧。张澍舅家居住的村庄当地人称为“张府”。张府的府宅约五六亩地，后来因子孙众多，迁出分居，堡外又盖了一些房子。这几年，府城的东、南、西三面土墙已全部拆除，按居民点修筑规格建起一家一户的院落，成街巷布局。只有北墙还留着一段残垣，墙基部分约六尺多宽，墙高据说近三丈。张澍文中所说“偶与安人至后院”的后墙，也有遗迹，紧靠着府城北墙，中间是通道。府墙的破坏是张氏后裔们近年来修房、打土坯和垫牲畜圈挖用造成的。
在于家漕子开了两次小型调查会，一次全是张姓后代，一次有张姓、邻村的于姓、王姓等老人参加。从调查会上提供的内容可知，张府确为张澍所说其舅氏的府第，府院内后院上房当地人称堂屋，是专门供奉祖先神位、祭祀用的，张澍所见的画像就陈设于此。这批画像现在活着的人都未见过，但张府还有一批书画一直保存于解放后。这批书画裱卷由族内长辈保管，谁家过婚丧大事都可借去悬挂，两间房子可以挂满，但上面写的什么东西已经不知道了。1966年以前这批卷轴由“小爷”保存着，这年他跑了新疆，在米泉县找到落户处，1966年回来搬家，要把卷轴交给别人，本家的人谁都不要，他就塞在火炕洞里烧了。另外还有一些零散的文书，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四旧”堆在街上烧了。
建国前张家除零星迁往外村的人外，府上还有三四十户人家。困难时期有一批人走了新疆，后在那里落户，现在又发展至四十户上下，住在村里，与迁居外村和外地的人，平常几乎没有什么往来。
于家漕子的漕就是过去的一条小河床，河岸的遗迹至今仍然可见，但由于人口的增加，村界草地已不存在了。张家与邻村于家、王家等都从事农业生产，地界相连，但据老人相传，土地的来源不同，于家、王家等农民种的土地叫“屯田”，而张家耕种的土地称“王田”，田赋也有区别。这就证明张家种的土地是原高昌王的封地，是王田，而其他各姓是明代来此屯田的屯户，土地与“王田”不同。高昌亦都护家族的王田当年是多少，已无法考知，但从人口推算，不会少于数万亩，如今已经很少了，仅数百亩，而且就分布在张府周围。耕地的减少，与明代实行屯田有关。
高昌王的后裔何以更姓张氏、杨氏，现在的人已经说不清楚了。张澍在他所着《养素堂文集·先府君行述》中仅写了这样一句话：“浩封儒林郎配张安人，家藏诰敕，本元高昌王阿而的斤亦都护之后，入明改姓张氏。”强迫色目人改姓，是明初实行过的一种政策。
亦都护家族的宗教信仰仍为佛教。1983年武威县博物馆展出过武威南山一座佛寺遗址出土的一批元末窖藏铜器，主要是祭祀用品。其中有一件大香炉，炉壁外围铸着捐献人的姓名。姓氏很复杂，其中有几名姓“维吾”氏的。《元史》中常见的西僧、西番僧，仔细研究，有的就是河西畏吾儿人。元代以后，武威城内就出现了伊斯兰教徒，明末凉州回回人数已经不少，但亦都护后裔没有信仰者。调查中得知，张府周围有佛寺、道观，武威城内外有清真寺，距离都差不多，但亦都护家族后裔遇婚丧大事喜庆，都请和尚、道士念经，从未有请阿訇的说法。现在他们已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
在风俗习惯、饮食等方面，与附近的汉人完全一样，节日、衣服、婚嫁、建筑、农具等，没有任何差别。主食以粮食为主，当地出产的小麦糜谷是基本口粮。副食除自种的蔬菜外，羊肉、猪肉都吃，没有乳食的习惯。这是长期与汉族杂居的结果。文字方面通用汉文，不仅没有懂回鹘文的，据说现在的人见都没有见过。
亦都护家族到明代仅仅是势力削弱了，并没有完全败落，这从“王田”部分被保留可以得到证明。张澍八岁时（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至其家，家中还供奉着元朝亦都护家族名将画像“数十”幅，说明明清两代没有对他们进行摧毁性的打击。张氏家族的衰败，此时已经开始出现征兆，原因是“农田日废，诸子窳惰，家益落”，但还没有到大破产的地步。到了嘉庆四年（1799年）张澍再去探亲，已是衰败不堪了。他在《于家漕访舅氏后裔》一诗中说：“重来不见水云庄，竹树摧残屋舍荒。都护家声成幻梦，将军世业付寒鳖。（原注：予幼时曾见大柜藏元时封敕诰命，今无存者。）偷生不避壶蜂毒（原注：子孙卖田宅尽，窜散西域），娱老还炊豆腐香。（原注：有舅氏疏侄名国发者，年六十余，卖豆腐为生，曾以食我。）嗟我谓阳何落落，西风吹泪九回肠”。短短十一年时间败落得如此惨状，真可谓家败如山倒。破产的原因很清楚，不是天灾人祸，而是子孙懒惰不劳动，靠出卖家产为生，坐吃山空。败落后有的流徙西域，有的靠劳动在原地居住下来。坚持从事劳动的人，后来兴旺发展，如今更加昌盛，“水云庄”更以新的面貌重现。
（原栽《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