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和“西域”，现在说来，是两个概念，两个不同的地理区域，河西是指河西走廊及其两侧，西域指玉门、阳关以西，但原来并非如此。早期的文献，“域”和“国”含义相同，西域指中原王朝郡、县管辖区以西的地方。随着郡、县设置的增加，中原王朝疆土的不断扩大，西域的范围也不断向西转移。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西域，是《汉书·西域传》首先明确提出来的，“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从此才把河西地区和西域明确分开。但是在历史上由于河西与西域地界相连，地貌、土壤、气候、雨量和植物生长等情况有许多相同之处，河西地区又是东西南北民族迁移、流徙活动的场所，这样，河西和西域之间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就是汉朝政府把河西和西域分别区划，实行不同形式的行政管辖以后，其相互关系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研究河西与西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全面了解西北地区民族关系史，无疑是一个重要内容。
一、河西原来也称西域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史记·骠骑列传》，云：“骠骑将军去病率师攻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相奔。”《汉书·霍去病传》：“骠骑将军去病率师征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奔于率”。浑邪王的驻地在汉代张掖县，张掖县属武威郡，可见从今武威以西，当时就称为西域。
又《史记·大宛列传》记：“乌孙王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昆莫生，弃于野，乌赚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及壮，使将兵，数有功，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城。”王充《论衡·吉验篇》据此亦作“西城”。但“西城”实为“西域”之讹。《大宛列传》在此前数行记一事云：“汉遣骠骑破匈奴西城数万人，至祁连山。”此即上引《骠骑列传》、《霍去病传》所记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朝击败休屠、浑邪诸王事，传中都说“西域王浑邪”，而《大宛列传》作“西城”，显然是传抄中的错误。乌孙在浑邪王部西，又非城邦国，应以西域为是。
汉武帝在位时，河西四郡已建成三郡，敦煌郡辖境已达玉门、阳关，昭帝时成书的《盐铁论》就把西域的范围向西推移了。其《西域篇》记：“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属，南与群羌通，先帝推攘，斥夺广饶之地，建张掖以西，隔绝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国皆内，拒匈奴，断其右臂。”这里所说的西域，已经不包括河西走廊。至宣帝设置西域都护，领南北二道，西域的范围进一步明确了，但是此时也并非仅指玉门、阳关以西。《汉书·赵充国传》记赵充国上书云：“治湟峡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威信千里。”此“西域”的概念，无疑指鲜水（今青海湖）及其西部地区，当时汉朝尚未在此设郡领县，所以称为西域。再证之《汉书·王莽传》，王莽奏议云：“今西域良愿等复举地为臣妾……请受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王莽所设西海郡在今青海海晏县，郡领五县分布于青海湖周围，羌豪良愿部必当在此，可见西域也指湟水上游、青海湖周围地区。
根据上述，西域一词在西汉时广泛指汉郡县辖区以西汉朝力所能及之地，并没有严格界限。东汉班固撰《汉书》，才把范围分开了。置郡以前的河西，曾包括在西域的范围内。
二、河西和西域民族迁移、交往极为频繁
河西是亚洲东部和中部交通的咽喉，东西南北的民族迁徙，各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大都需要经过这里。从汉文资料的记载看，西域的许多民族是从河西迁往的，或者是经过河西迁往西域的，河西民族对西域的发展有过很大的贡献。兹分述于后：
（一）月氏人
《史记·大宛列传》记：“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汉书·张骞传》记：“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敦煌、祁连间。”又据《资治通鉴》建武十二年条姑臧县引刘昫注：“姑臧县，秦月氏戎所居”。月氏东起武威，西至敦煌，分布地区与《括地志》所记“凉、甘、肃、瓜、沙等州地，本月氏国”的记载完全相符。
月氏从秦代以前就居于河西。汉文帝三年（前177年）以后陆续向西方迁徙。其迁徙原因是匈奴右贤王的攻击。《匈奴列传》记：“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从此月氏人的大多数迁往西域，称大月氏。大月氏人到达葱岭以西后，降服大夏，重建政权，但他们与昆仑南山、河西地区的月氏遗民关系仍然密切。
（二）乌孙人
《张骞传》记：乌孙王“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大宛列传》记：昆莫既壮，单于“使将兵，数有功，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城（域）。昆莫收养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数万，习攻战。单于死，昆莫乃率其众远徙，中立，不肯朝会匈奴。”乌孙与大月氏共居于敦煌、祁连间，约在秦至汉初。汉初，月氏强盛，图吞乌孙，乌孙人逃往匈奴。当时匈奴西部的势力仅仅到达河西东端，乌孙逃往匈奴也只能是向东北部迁移。冒顿单于在位三十六年（前174年）死，匈奴右贤王灭月氏在汉文帝三年（前177年）或次年，昆莫配合右贤王击败月氏后，曾一度成为匈奴在西域的掌兵者，此西域实指河西西部地区。数年，冒顿单于死，乌孙王乘机率众远徙，击败月氏，占领准噶尔盆地和伊犁、纳林河地区。《汉书·西域传》所指乌孙国，是指乌孙最后在赤谷城建立政权以后的状况。由此可知，乌孙在汉文帝初年以前，一直是在河西居住的民族，冒顿单于死后，才最后离开河西。
（三）塞种人
《广弘明集》梁苟济《论佛教表》引《汉书·西域传》云：“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所迫，遂往葱岭南奔。”今本《汉书·西域传》记“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又同传厨宾国条记：“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根据上述，塞种原与乌孙、大月氏俱在敦煌一带。大约在秦汉之交，月氏第一次败塞种，其人或远走葱岭，或附于月氏、乌孙。西汉文帝时，月氏西迁，再次击败塞王，从此塞王南君罽宾，其人民散处于西域诸国。塞种人初居敦煌的时间无考，但他们至少在秦代是河西西部的居民，后因月氏夺其地，才迁往西域的。
（四）大夏人
《大宛列传》记：“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着，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王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
“大夏”一词，《左传》昭公元年即有“迁石沉于大夏”的记载。此大夏在晋地，可能与夏禹的后代有关。《管子·封禅篇》记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黄文弼《西北史地论丛》认为此大夏在河州、凉州间，今甘肃临夏大夏河一带似为大夏人居住之所。《山海经·海内东经》记：“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等国。”此四国中，月支即月氏，居于河西；居繇即居延，为西戎八国之一朐衍之戎的一部迁于河西者；竖沙待考，大夏即由临夏迁居于河西的大夏人。流沙并非如有人所说，一指居延海之流沙，一指罗布泊流沙，实即指大沙漠，这里是指大河以西之腾格里大沙漠。流沙外即腾格里大沙漠以西，大夏、竖沙、居繇、月支等国当时分布于此。战国后期，大夏人已不在河西，可能向西迁移了。大夏人居住有城屋，与漠北匈奴不同，这在原居于临夏时已流行这种居住方式。
月氏西迁后能够迅速击败大夏，迫使其臣服，这与大夏“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有关。大夏人西迁后未能建立统一的政权，所以被它原来的邻居轻易臣服。
（五）羌人
《史记·匈奴列传》叙述冒顿单于初继位时匈奴的辖地云：“西接月氏、氐、羌”，当时匈奴的西部势力尚未深入河西，与其为邻的月氏还占有今武威地区。此氐、羌是指今兰州附近的氐羌部落。
秦代以前，羌人在河西的势力相当强大，走廊南侧主要是羌人的势力范围。《汉书·地理志》：张掖郡羌谷水，酒泉郡呼蚕水，敦煌郡的南籍端水和氐置水均出自羌中，这虽然是汉代的情况，但也可以看出羌人分布地区之广，西部一直与婼羌相连。
婼羌是西域最大的羌人部落群。《汉书·西域传》记：“出阳关，自近者始，日蜡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畜牧水草，不田作。”又记：小宛，东接婼羌；卢戎，南邻婼羌；渠勒，西连婼羌；于阗，南界婼羌；难兜，北有婼羌；“西夜、蒲类、依耐、无雷，其种类氐羌行国”。纵横数千里，可见其分布之广。又据《三国志·魏志》裴注引《魏略·西戎传》云：“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媾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
羌人为什么不分布于绿洲，而分布在西域南山？这里面原因固然很多，其主要原因是他们西迁的时间较晚，当时城邦诸国已经占有了肥沃绿洲，羌人又是“不立君臣，无相长一”的部落群（《后汉书·西羌传》），没有力量战胜他们的对手，所以是分散迁移，各有豪酋。这些羌人是何时、从什么地方迁来的呢，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婼羌的“婼”，从若，若与弱并而灼切，若音同弱，婼羌，实即弱羌。《禹贡》：“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山海经·大荒西经》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环之”。合黎即今张掖北的合黎山，昆仑之丘即张掖、酒泉南之昆仑山，后称祁连山。根据以上记载，秦代以前的弱水，指祁连山北、合黎山南所有诸水，尚不包括合黎山北诸水汇合后的一段。为什么称“弱水”，古人曾有解释。郭璞注：“其水不胜毛”，《玄中记》说是言其水弱，鸿毛不能载。这都是从汉文弱字的意思妄加穿凿。试问弱水之名在前，至少在战国时已有，而中原华夏文化进入河西在后，实为汉武帝时期，如何能用数百年以后汉字的意思解释前者！可见弱水的弱，应是汉字的音译，从当地居民语言中音译而来。当时称弱羌所居之地为弱，称其水为弱水，婼羌原居地就在祁连山以北、合黎山以南的诸水流域。弱羌人大批西迁，大约在秦统一六国时期。当时月氏强盛，兼并河西诸部，弱羌人在月氏人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住地，向西域南山迁徙。婼羌西迁后羌人在河西的势力大为削弱，但是弱羌的影响依然存在。《汉书·韦元成传》记：“起酒泉、张掖以隔婼羌，断匈奴之右臂”。此时酒泉、张掖久已没有媾羌，但仍以婼羌称之，说明汉代人仍认为张掖、酒泉的诸羌，可以弱羌为代表。反过来又证明了婼羌的原居地就在张掖、酒泉间。
（六）敦薨人
《山海经·北山经》记：“大咸之山，无草木，其下多玉。是山也，四方，不可以上。又北三百二十里，日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渤泽。”证之《水经往》，敦薨之水出焉者北敦薨之山，经焉耆，流人敦薨之渚、之浦、之薮，流注于渤泽。据董事占诚、黄文弼等考证，此敦薨之山水包括的范围，北起天山，从山上流出的裕勒都斯河，一直到达罗布泊。这么大的一片地方山名、水名都以敦薨称之，说明当时有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居住在这里。以族名命名地名，这是古代的常例。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回来，带来“敦煌”这个地名，后来汉朝又在河西西部置敦煌县、敦煌郡。敦煌一名在张骞的报告中是指一个地方的名。然而应劭注云“敦者大也，煌者盛也”，《元和郡县图志》又说是“敦者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这都属无稽之谈。敦煌之名在前，置郡开西域在后，何能言大、盛？
今敦煌县东之安西县东有名“兔葫芦”的地方，出土的文物很多，孙修身先生考察后认为“兔葫芦”为吐火罗的别异，此说极为确切。张骞报告中的敦煌或即指此地，至少包括这个地方。这样，我就可以还原敦煌一名的来源，就是吐火罗，初期译为敦薨，汉代译为敦煌，后来译为吐火罗，今有遗址兔葫芦，上下两千多年，线索明显，敦煌就是因吐火罗人曾居于此而得名。
吐火罗人原在西域，战国时曾以焉耆为中心活动于开都河、孔雀河流域广大地区，其中一部分东迁，进入河西，在今安西以西活动。西汉初年复西迁，离开河西，可能有少数遗民流在这里，保留着敦煌这个地名。这样，敦薨（敦煌、吐火罗）族就是活动于玉门、阳关内外的一个民族。
（七）居延人
上引《山海经》记流沙外有居繇之国，汉霍去病西征经过居延，汉以其地置居延县，名其水为居延水，其泽为居延泽，可见居繇国人应是一个较大的部落。
居延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与义渠戎相邻的朐衍之戎。秦穆公时，西戎八国服于秦。后来，义渠复叛，攻秦，秦多次出兵反击，直至秦昭王时才彻底消灭义渠。但是，自春秋以后，再不见朐衍戎之名，汉代北地郡有义渠道，而朐衍称县不称道，“县主蛮夷日道”，说明秦、汉在北地郡设县时，朐衍仅存地名，而无朐衍人，义渠人还有。朐衍戎大约在战国时畏秦之威，向西迁移，进入腾格里沙漠地区。《山海经》所记之居繇，正是朐衍之戎的别译，他们又在流沙外建立了政权。
汉开河西时，霍去病、李陵都先后到达居延地，此居延即因居繇人所居而来，汉居延县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汉代设县时，居延人又离开这个生活多年的地方，向西迁移了。西汉昭帝末年，匈奴进攻乌孙，企图夺取乌孙车延、恶师地。车延地实即车延人居住地区，车延应是居延之别译。从当时汉朝与匈奴战争的地理看，车延地似在今哈密西北。此地在居延海以西，相距不远，说明居延人又从河西迁到新疆北部。
（八）单桓人
《汉书·霍去病传》：元狩二年夏，霍去病“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得，得单于单桓、酋涂王。”注引张晏曰：“单桓、酋涂，皆胡王也。”祁连山即今酒泉南山，得为汉得县地，在今张掖县西，说明当时这一带地区有个民族称单桓。
自此以后，单桓族在河西地区不见出现，而在西域出现了。《汉书·西域传》记：“单桓国，户二十七，口百九十四，胜兵四十五。”又记“其国西与乌贪訾离国相邻”。单桓国实际上只是一个小的部落政权，元狩二年原来的首领被汉军俘获后，部落遭到很大损失，余部向西迁移，后来在天山以北定居下来，建立了部落的政权。
（九）龙勒人
汉代敦煌县西是龙勒县，着名的玉门、阳关就在该县境内。龙勒县是在原来龙勒人居住的地方设置的。但汉代置县以后，这里就不见龙勒人，而在《汉书·西域传》中记有楼兰国，云：鄯善，本名楼兰，王治抒泥城，去阳关西千六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驼，能作兵，与婼羌略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