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属国屡遭乌桓、鲜卑的攻击。《乌桓鲜卑列传》载：“阳嘉元年，鲜卑后寇辽东属国，于是（耿）晔乃移屯辽东无虑城拒之。”延熹六年夏，鲜卑“千余骑寇辽东属国”。辽东属国的居民为乌桓、鲜卑人，属国所受的威胁也是来自乌桓、鲜卑。塞内乌桓、鲜卑时服时叛，塞外乌桓、鲜卑又不时侵扰、内徙。桓帝永兴年间，段颎任辽东属国都尉，实行武力镇压，矛盾进一步加深；永寿时改派公沙穆，实行开明政策，“善得吏人欢心”。
东汉后期，属国都尉停设，公孙瓒以辽东属国长史掌属国。刘虞出任幽州牧，与乌桓大人丘力居相善，遂将公孙瓒调离辽东屯右北平，属国建置停。
三国时，魏少帝芳复置辽东属国。《三国志·少帝纪》：“正始五年九月，鲜卑内附，置辽东属国，立昌黎以居之。”《资治通鉴》胡注认为“慕容鲜卑始此”，而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一书认为“是否慕容鲜卑，实成问题”，言之有理。
以上《郡国志》所载“别领比郡”的六个属国，从安帝设置或扩置以后，大都维持到汉末，之后因魏蜀相争而相继改郡。西汉设置的其他属国，东汉政府大都维持原状，有的委派官吏，但不比郡领县，兹分述之。
金城属国东汉初建，立即在金城恢复护羌校尉官。建武六年以温序为护羌校尉，行至襄武，为隗嚣所害。建武九年从班彪议，以牛邯为护羌校尉，住金城。东汉护羌校尉府治基本在金城郡境，但要兼管陇西、河西诸郡羌，地位非常重要，一直受到政府的重视。由于护羌校尉治金城，金城不另设属国都尉，但是湟中地区的各族牧民仍按属国吏民对待。《西羌传》载：建初二年夏，“迷吾遂与诸众聚兵，于是诸种及属国卢水胡悉与相应”。章和元年“迷唐不利，引还大小榆谷，北招属国诸胡，会集附落”。永元十三年“迷唐复将兵向塞，周鲔与金城太守侯霸，及诸郡兵、属国湟中月氏诸胡……出塞至允川”。此“属国”即指金城属国。金城湟水两岸地区是不设属国都尉的属国。
安定属国安定属国原为安置匈奴而设。东汉初年平定卢芳后，匈奴人有的汉化，有的外徙，大批羌人移居于此。永初年间第一次羌民起义时，安定郡是主要活动场所。由于大批羌人从此散处安定、北地、西河、上郡，东汉称这部分羌人为东羌，东羌的中心在安定郡。
安帝以后，政府加强了对安定属国的统治，至桓帝永寿元年张奂接任李翕为属国都尉时，说前任八都尉“率好财货”，为害属国吏民，说明安定属国都尉连续派任未停。张奂到任后，“正身洁己”，弹劾郡太守府和属国都尉下的大批官员，“收集士兵”，“招诱东羌”，安定社会秩序，很快取得羌胡的信任。《后汉书·张奂传》载：“永寿元年，迁安定属国都尉。初到职，而南匈奴左奠鞋台耆、且渠伯德等七千余人寇美稷，东羌复举种应之，而奂壁唯有二百许人，闻即勒兵而出。军吏以为力不敌，叩头争止之。奂不听，遂进屯长城，收集兵士，遣将王卫招诱东羌，因据龟兹，使南匈奴不得交通东羌。诸豪遂相率与奂和亲，共击薁鞋等，连战破之。伯德惶恐，将其众降，郡界以宁。”张奂以安定属国都尉出兵到上郡龟兹，击败匈奴台耆，说明此属国都尉比西汉时地位提高。虽不比郡，实与郡守不相上下。不久，张奂升任使匈奴中郎将，属国都尉由盖思齐接任。
建安末年，曹操送安定太守丘兴赴任时告诫说：“羌胡与中国通，自当遣人来，慎勿遣人往。善人难得，必将教羌、胡妄有所请求，因欲以自利。不从便为失异俗之意，从之则无益于事。”丘兴不听，派范陵去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请属国都尉”。这说明东汉末年，属国都尉在安定郡羌人中还有很大的影响；属国都尉的委任有时还要考虑吏民的要求。
西河属国《后汉书·南匈奴传》：建武二十五年，南单于归汉，“诏单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将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拥护之”。这时，美稷成为单于庭和使匈奴中郎将府治所在，不必设立属国都尉。
元和二年，北匈奴大乱。南单于“将并北庭”，北匈奴归降者数十万人。永元二年诏令“复置西河、上郡属国都尉官”，安置新附匈奴。
上郡属国永元二年复置。
巴东属国《华阳国志》卷一：“建安六年，鱼复蹇胤白（刘）璋争巴名，璋乃改永宁为巴郡，以固陵为巴东，徙（庞）羲为巴西太守，是为三巴。于是涪陵谢本白璋，求以丹兴、汉发二县为郡，初以为巴东属国，后遂为涪陵郡，分后属县七，户二万。”可知巴东属国是刘璋时采取的临时措施，故《后汉书》不载。
除上述外，还有“辽西属国”、“涿郡属国”之说。《三国志·公孙瓒传》：“光和中，凉州贼起，发幽州突骑三千人，假瓒都督行事传使将之。军到蓟中，渔阳张纯诱辽西乌丸丘力居等叛，劫略蓟中，自号将军，略吏民攻右北平、辽西属国诸城，所至残破。瓒将所领，追讨纯等有功，迁骑都尉。属国乌丸贪至王率种人诣瓒降。迁中郎将，封都亭侯，进屯属国。”《后汉书·公孙瓒传》：“中平中，以瓒督乌桓突骑、车骑将军张温讨凉州贼。会乌桓反畔，与贼张纯等攻击蓟中，瓒率所领追讨纯等有功，迁骑都尉。张纯复与叛胡丘力居等寇渔阳，瓒追击战于属国石门。诏拜瓒降虏校尉，复兼领属国长史。”公孙瓒原为辽东属国长史。刘虞送其屯右北平，因辽西乌桓丘力居叛，攻辽西属国诸城，瓒回军追击，战于属国石门。石门在柳城县南，柳城在辽西郡治阳乐西，石门远离辽东属国所领六城，不在辽东属国境内。属国乌桓贪至王更在西南，亦不属辽东属国。但是《续汉书·郡国志》不载“辽西属国”。《三国志·乌丸传》注引《英雄记》记此事时，只有辽东属国乌丸大人苏仆延，对丘力居只称“辽西乌丸大人”，不冠“属国”。据此，辽西属国不是正式建置，而是辽东属国的乌桓、鲜卑在东汉末年不断向西迁移，占领辽西地方，即称其地为属国。公孙瓒“复兼领属国长史”，是承袭辽东属国的长史，而设府于辽西地区，中心向西迁移了。
涿郡属国见于《后汉书·东夷传》，建光元年句骊王子遂成等攻辽东，“于是发广阳、渔阳、右北平、涿郡属国三千余骑同救之”。同书《鲜卑传》：建光元年秋，辽西鲜卑其至鞋复叛，“度辽将军耿夔与幽州刺史庞参发广阳、渔阳、涿郡甲卒分两道救之”。此虽两事，但发兵地点、时间大体相同，前者称“属国”，后者称“甲卒”。实际上，此“属国”、“甲卒”是指辽东属国，不是“涿郡属国”，当时辽东属国甲卒有的散处幽州诸郡。
五、属国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
《史记》、《汉书》叙述汉置属国情况时云：“因其故俗为属国”。所谓少数民族的“故俗”，除了语言与汉族不同外，还有几方面的不同：
一是社会组织不同。匈奴虽然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国家，但在单于、左右贤王以下的基层单位仍是部落。“异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余日逐、且渠、当户诸官，各以权力优势、部众多少为高下次第焉”，没有统一的行政区划。霍去病“降异国之王三十二人”，实际是大小不同的部落或部落联盟首领。组成部落的基本单位是氏族，是血缘关系组织。这与汉代中原地区推行郡、县、乡、里制度，按地域划分社会单位不同。
二是生产部类不同。《史记·匈奴列传》称：其俗“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而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这是匈奴的生产内容，也是匈奴的生活习惯，与中原农业地区生产内容和居民的生活习惯大不相同。
三是社会制度不同。汉朝政府统治的地区，已进入比较发达的封建农业经济社会。适应这一经济基础的政权形式是统一的封建制国家，奴隶制仅仅是残余。而匈奴国家处在奴隶制度国家的巩固和发展阶段。在匈奴国家的边境地区，生产更为落后，虽然他们是匈奴国家的奴隶部落，但内部阶级分化尚不明显，原始公社制的势力还相当雄厚，他们以部落名义向匈奴奴隶主负担贡赋，而部落内部的生产和分配还是原始公社方式，在河西地区就有这样的部落。
汉朝政府虽然不知道社会发展规律，但它从有利于统治的角度考虑，不强行改变归附部落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另择地安置。汉朝政府对归附部落实行这种制度，不论对汉朝政府，还是对属国吏民，都是有利的。特别是用这种方式对待归附匈奴，在历史上曾起了积极的作用。
首先，争取大批人民归附汉朝，分化、瓦解了匈奴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自西汉初年平城之战以后，汉朝和匈奴虽然订立和亲之盟，约为兄弟之国，汉朝每年以大批粮食、丝绢、财物厚遗匈奴，并以宗室女供单于为妾，但始终不能阻止匈奴对汉朝北边的侵扰，并、凉等州人民生灵涂炭。武帝继位后，复修和亲，但匈奴继续侵扰不止。马邑之战后，汉朝派卫青等十万骑驻五原、定襄、代郡，反击匈奴，收复河南地，但未能改变被动形势。元狩二年，霍去病出兵河西，两战败匈奴休屠、昆邪等部，出现大批降众。对于大批降众的处置，关系到以后汉朝如何战胜匈奴的问题。汉武帝一方面派霍去病前往河西迎接降众，同时命令各县出车接待，但遭到一批朝臣的反对。《汉书·汲黯传》云：“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汉发车二万乘。县官无钱，从民贳马。民或匿马，马不具。上怒，欲斩长安令。黯曰：长安令无罪，独斩臣黯，民乃肯出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中国，甘心夷狄之人乎！”后匈奴降众至长安，汉朝重赏厚赐，待以殊礼；有市民与匈奴以禁物交易者，坐当死五百人。汲黯又问武帝：“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举兵诛之，死伤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赐从军死者家；卤获，因与之，以谢天下，塞百姓之心。今纵不能，浑邪率数万之众来降，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若奉骄子，臣窃为陛下弗取也。”汉武帝称黯言为“妄发”。
当时，汉朝政府如果按照汲黯等人的意见，将匈奴降众分赐为奴婢，并将其财物没收“以谢天下”，必然引起广大匈奴民众对汉朝的不满和恐慌，继续受匈奴贵族的奴役，参与匈奴贵族掠夺性的战争，这对汉朝的安全是极为不利的。汉武帝高瞻远瞩，不仅优待归降首领，分封侯爵，还将大批匈奴民众迁至塞外，因其故俗，择地放牧。以后归附的匈奴，也分别安置于西河、上郡等地，设立属国，生产生活得到保障，这对争取匈奴民心，起了很大的作用。
至昭、宣二帝，匈奴归汉接连不断。特别是五单于争立，匈奴内乱，左大将乌厉屈、左伊秩訾王等皆愿率众归汉，进一步瓦解了匈奴贵族统治集团。左秩訾王归汉前，劝呼韩邪单于“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并对呼韩邪单于及其大臣说：“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呼韩邪单于归汉，是匈奴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此“汉与匈奴合为一家”，汉朝政府统一了大漠南北。这种局面的形成，与汉朝置属国的政策有很大关系。
其次，设置属国起了安定边疆秩序，促进生产发展的作用。西汉初年，匈奴骚扰北边，居民不堪其苦。武帝时，大批边疆民族归服于汉。对归附部落的管辖问题，是汉朝政府面临的新问题。当时除对匈奴降众采取置属国的政策外，其他均设郡、县（道），边郡设都尉，保护边疆民族。但是，当时中原与边疆生产发展很不平衡，加上言语不通，风俗习惯不同，按统一的方式进行管理是很不适宜的。汉宣帝神爵元年，金城郡湟中先零羌的起兵，就是因为汉朝政府处理事情不当激起的。汉朝平定后，置属国以处降羌，对屯户和部落实行分别管理，使社会秩序初步安定。
河西四郡原为匈奴统治。自汉开河西，在设立郡县的同时，就注意安置少数民族。张掖设郡后，即设置张掖属国，对农、牧业民族进行分别管理，既稳定了河西地方的社会秩序，使中西交通畅行无阻，又使农、牧业生产大大发展。
东汉安帝初，国内民族矛盾逐渐激化，东汉政府在原郡县管辖区的少数民族地方设置了一批属国，由汉朝官员直接管辖改为在汉朝属国都尉领护下的部落头人管理部众的政策。这种改变不仅有利于安定边疆局势，同时对东汉政府稳定整个形势都有极大关系。在设置属国的地方，生产有所发展。蜀郡属国农牧业生产提高，居民为都尉立碑。安定属国都尉张奂任职期间，不仅保卫郡境，争取民心，而且境内生产发展，“威化大行”。
再者，设置属国有利于引导各族人民改变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适应先进的生产水平。汉代中原地区是高度发展的封建农业经济，而属国地区是落后的奴隶、半奴隶制的牧业经济。改变属国地区的落后状况，必须通过本族人民自身生产的逐步发展。汉朝政府一方面通过法令、政策帮助属国发展生产，同时鼓励和组织中原汉族人民向属国地区迁移，发展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交流。张掖地区的数万汉族人民虽然属郡县管辖，但同属国人民自由交往，对属国人民生产的发展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起了促进作用。属国吏民后来陆续归属郡、县，同汉民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接近。东汉后期，张掖属国、居延属国等改为郡县，说明已经不需要设置另外的政权形式了。安定属国卢芳诈称是武帝曾孙刘文伯，失败后“胡入还乡、里，苦县官徭役”，说明他们已经由部落变成乡、里百姓，与汉民同样负担徭役。卢芳编造自己为汉武帝之后，也是一种要求汉化的反映。当然，汉朝政府设置属国的目的，是便于对归附民族进行统治。但就当时来说，这种方式是比较开明的、进步的，有利于民族关系的发展。
（原我《文史》第二十辑，中华书局，198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