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百官志》记载：“契丹旧俗，事简职专”，“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国官制，分南、北院，北面治宫账、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南面官的性质近似十六国时期的尚书丞相府，北面官的性质近似单于台；属国和唐的羁縻府州相近，并略有发展。由于契丹贵族不断向南深入，占有中州以后，“城郭相望，田野益辟”，政治中心逐渐摆到南部，财赋的来源主要转向州、县。辽皇室不仅以汉制治州县，而且由于本身的汉化，也以汉诗书礼乐感化游牧部落，诏令学士讲《五经》、《尚书》，颁行《史记》、《汉书》，还把《易》、《诗》、《书》、《春秋》、《礼记》等赐给铁骊部。实际上，辽朝不仅在政治上继承唐朝，把中国北部统一起来，而且还发挥了把中原政治、经济文化通过自己的消化吸收，再传布到其他部落的作用，为祖国的不断统一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元朝统一中国，是又一次的大统一，它结束了自唐以后的分裂局面，在政治军事上实现了更加广泛的统一。现在行省的设置，起源于元朝。唐代以来羁縻府州属下的民族、部落，大都统一在元朝行省制度下，《元史·地理志》云：“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及元。”“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不仅领土统一比汉、唐广大，而且管辖的性质和形式也向前发展了一步。上引书又称：“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日岭北，日辽阳，日河南，日陕西，日四川，日甘肃；日云南，日江浙，日江西，日湖广，日征东。”“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之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元朝蒙古族起源于漠北，但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划分行政管辖率先把本身所在的羁縻州改为行省，这比辽、金二朝前进了一大步。把西南川、云、贵地区的大批羁縻州改属行省，赋役比内郡，强化了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当时全国只有西域原为察合台封地，不列行省，名称上略有区别；卫藏地区因属新管辖之地，归中央宣政院领属，不征赋役，其他地方的政体基本划一了。
元朝政府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作了积极的努力，贡献是伟大的。现在我国的疆域大致上是元代的版图，多民族的民族成分也和元代的民族成分基本上差不多。蒙古贵族在统治全国的过程中实行过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政策，但他们仍然是以中国传统的典章制度为依据，以中原地区的经济为基础实行统治的。最后，不仅蒙古人，还有其他漠北民族，西域各民族，同中原文化、中原经济和中原人民的关系更加紧密、更加不可分离。元朝努力的成果。还要它的后继者继续发展巩固。
综上所述，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发展，形成了这样一种传统的观念，不论任何一个民族统一中国，它的目标是统一整个中国疆土，它要用最大的努力争取完成这个使命。有的完成了，有的因主客观条件所限没有完成，但他们的目标、思想是从全中国这个大局考虑问题的。就是一些地方割据政权，他们的代表人物都是尽量与中原王朝建立联系，保持臣属关系，使自己作为合法的中国政权的一部分，争取得到公众的承认。掌握统治权的任何一个民族，不论他们原来居住在什么地方，都要在发展过程中把统治中心向中原地区发展，这一方面是与物产、统治便利、气候等有利条件有关；同时，在传统观念上也认为只有建都中原才是中国政权的合法继承者。
由于各代王朝统治范围不断发展变化，他们的统一形式也因时而有所发展，除中原地区沿袭周秦以来的制度外，对新发展的边疆民族地区通过属国、单于台属部、羁縻州、北院等形式进行统一。这些形式有利于各族自身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各族之间的接近和交往，有利于各族关系的日益亲密。中国就是通过这样一些形式，不断发展国内各民族的关系，不断巩固和加强祖国大统一。
三、清代我国各族人民在同资本主义列强侵略政策的斗争中，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17世纪初，我国东北的女真族兴起，逐渐向南发展，后来建立了政权，初为后金，后改为清。清朝政府前后用了大约一百年的时间，才把全国统一起来，任务非常艰巨。
在此以前，中国历代王朝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都是中国各族人民内部的事务，是国内各民族之间谁掌握统治权的问题。但是，从17世纪，也就是从清朝统一祖国的活动开始，在统一事业中增加了新的阻力；为了实现统一，不仅要同国内的各种反统一力量进行斗争，还要同国外的侵略势力进行斗争。
十六十七世纪时，欧洲一些国家开始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他们纷纷向中国进行海盗式的商业侵略活动。1557年葡萄牙人占领了澳门，接着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相继而至，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港口进行商业贸易。
当时破坏中国统一事业最大的外国侵略势力是沙皇俄国，1643年正当清朝的统治者入关接替明朝政府的时候，沙俄乘机派遣以波雅科夫为首的武装侵略集团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接着向黑龙江中、下游深入，残杀我赫哲、鄂伦春、达斡尔等族骨肉同胞，占领中国的神圣领土，在中国的尼布楚等地修筑寨堡，严重侵犯我国主权。1652年（清顺治九年），清朝军队正在奋力统一江南，不得不抽调兵力向北讨伐沙俄哈巴罗夫匪帮，进行反击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
1681年（康熙二十年），清朝平定了云贵地区的“三藩”之乱，加强了对云、贵、两广、福建等省的行政管辖；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台湾重新统一于祖国的怀抱。清朝对东南地区的统一事业刚刚完成，便立即组织力量，对付北方来自沙俄的侵略。
清朝政府曾经多次通过和平交涉，要求沙俄停止侵略活动，均遭拒绝。清朝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实行自卫。沙俄在1685年遭到清军还击后，表示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冲突，但是又提出领土要求，企图以黑龙江为界把江北的大片中国领土和各族居民划归俄国管辖。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中国代表揭露了沙俄的侵略阴谋，并且在做出巨大让步之后，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基本上解决了黑龙江流域的边界问题。清朝政府根据条约规定的界线，加强了对东北边疆的管辖。
接着是统一蒙古的斗争。元朝灭亡以后，中国版图上主要是明朝政府和元蒙后裔两大政权分别实行统治，蒙古统治的地区又不断出现分裂，女真族兴起的时候，漠南蒙古归附，接受后金政府管辖；设立盟、旗；漠北蒙古也向清廷（后金）遣使贡献；大约在清军入关时，都向清朝政府表示臣服。
康熙继位以后，漠西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统一四部，自立为汗，占有中国西部地区。这时，清康熙已经基本实现了统一中国的事业，而准噶尔汗要破坏清朝的统一，兴兵与清朝争雄。沙俄以为有机可乘，就积极支持，在清朝进一步统一蒙古的斗争中，掺进了来自沙俄的阻力。
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即《尼布楚条约》签订的次年，噶尔丹扰袭漠北喀尔喀蒙古至内蒙乌珠穆沁境。当时喀尔喀蒙古已归附清朝，驻地离北京仅九百里。康熙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保护喀尔喀蒙古，下令反击，并三次亲自领兵大战大漠南北；沙俄见形势不利，立即收敛，噶尔丹统治上层内部开始分裂，其侄子策妄阿拉布坦从伊犁派人至清廷，相约共攻噶尔丹。最后噶尔丹自杀，清朝统一了蒙古各部。
沙俄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继续派人同策妄阿拉布坦勾结，并煽动策妄阿拉布坦的使臣波罗柯尔干“劝导策妄阿拉布坦正式臣服”俄国，俄国侵略分子继续在蒙古地区活动。清朝政府为了制止沙俄的侵略，提出正式同沙俄划分边界要求。经过多次交涉，沙俄才同意派出比萨瓦·务拉的思拉维奇为首的使团谈判划分中国北方与俄国的疆界。1727年（雍正五年）双方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次年签订《恰克图条约》，确定了以恰克图为分界点，划分东至额尔古纳河、西至沙宾达巴哈的中俄疆界，还规定了中俄关系的若干准则。根据条约，中国北部边疆比唐、元诸朝缩小，沙俄“不仅使中国在边境上割让有利之地带，且从未属于俄者亦获领而有之”，而且把该地的中国居民亦随地归属于沙俄。清朝斗争的结果，明确了北方边界，便于制止沙俄新的蚕食侵占。
接着是统一新疆的斗争。
《布连斯奇条约》签订的同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位，并对清朝持敌对态度。1745年（乾隆十年），噶尔丹策零死，内部分裂，阿睦尔撒纳率领一部分部众降清，清军进驻伊犁。但是阿睦尔撒纳在清朝平定其敌对势力后，地位巩固，又企图建立分裂政权，并为此与沙俄勾结，对抗清朝。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军与当地各族人民一起进攻阿睦尔撒纳，后者在沙俄病死，清朝政府统一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接着出兵天山以南，统一南疆各地，设伊犁将军府于惠远，分派都统驻乌鲁木齐，加强行政管辖，实现了统一西北边疆的事业。
西藏地方早在清代初年就在清朝政府管辖之下。1652年（顺治九年）达赖喇嘛入觐，清朝政府领发金印，赐予封号，从此西藏达赖、班禅的册封都由清朝政府决定。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准噶尔部的策妄阿拉布坦派兵进入拉萨，企图控制西藏，康熙立即派兵驱逐准噶尔的势力，建立政权机构，设立驻藏大臣协助和监督西藏地方各级政权的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管辖。
清朝政府通过以上的斗争，巩固和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管辖，明确了中国的版图和边界，这对保卫边疆各族人民免受外国侵略者的宰割起了积极的作用。清朝政府的统一事业，是继承我国的历史传统，再次把中国的疆域巩固下来，使中原与边疆民族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这对保卫中国各族人民，防止外国侵略，是非常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