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使行诸羌，先零豪言愿时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处畜牧。安国以闻。充国劾安国奉使不敬。是后，羌人旁缘前言，抵冒渡湟水，郡县不能禁。于是两府复白遣义渠安国行视诸羌，分别善恶。安国至，召先零诸豪三十余人，以尤桀黠，皆斩之。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于是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恐怒，亡所信乡，遂劫略小种，背畔犯塞，攻城邑，杀长吏。安国以骑都尉将骑三千屯备羌。至浩门，为虏所击，失亡辎重兵器甚众。
义渠安国使行诸羌的身份是光禄大夫。《汉书·百官表》：“大夫掌论议，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大夫是执掌论议的官员，实际就是皇帝的咨询官，为帝王制定决策提供情况、建议的，而义渠安国使行诸羌，正是为汉宣帝制定对待西羌的政策去了解情况的。可是，义渠安国的视察是失败的。第一次到达羌人地区，当羌人提出要到湟水以北放牧的请求时，他未同当地郡县商议，就答应上报朝廷。而羌人就根据他的态度，纷纷渡湟水向以北放牧，郡县官吏阻止不住，双方发生了纠纷。第二次使行原是为了调解纠纷，但他轻易杀死羌人首领三十余人，又纵兵残杀无辜羌民千余，引起广大羌族人民的不满，直接造成了大规模的羌民反抗斗争。这种情况，不能说明他对西羌的语言、风土十分熟悉，而是根本不熟悉，结果造成了严重后果。
（3）关于《后汉书·西羌传》传首记述义渠之事
《史记·匈奴列传》和《后汉书·西羌传》传首记述了义渠的历史，而后者记述更详，故上述义渠为西羌说者皆以之为据，但这是不能成立的。
匈奴兴起之前，西北地区有许多“戎”活动，所以司马迁就把他们列入《匈奴列传》首。司马迁死后，西羌的势力强大起来，东汉时渭水上游地区有大量羌人活动，而这个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狄、邦、冀等戎的政权，这样，范晔在《西羌传》中就把这些戎放在传首加以概述。前已论及，“西戎八国”之说是司马迁首先具体化的，但其中的大部分确实和匈奴族无关。狄、邦、冀在渭水流域，不与匈奴相邻，就是义渠、大荔等戎，也与匈奴族无渊源关系，朐衍、绲夷被匈奴统治过，这是另一回事。狄、邦、冀诸戎后来有部分融合于氐、羌，特别是氐族，这是事实，而义渠与羌并不相邻。《西羌传》叙述诸戎，就把《匈奴列传》中写过的诸戎大都罗列出来，但不等于说这些戎与西羌都有族源关系。
传首和正文是有区别的。传首下限至周赧王四十三年（前272）秦宣太后杀义渠王子甘泉，消灭义渠政权为止，而正传又从无弋爰剑逃离秦国到达三河间羌人区开始（约为前476～前443年），时间上重复近二百年，可见两者并不相接。传首是把诸戎、狄的历史加以概述，自成体系，而正传一开始就以“羌无弋爰剑”说起，这里特别表以“羌字，就表示正传中所说的羌与前面所说的戎狄，并不是一事。而且，在相重的约二百年间，戎狄部分仅说戎狄，有各自的活动范围，西羌的部分各部落的分布及其与秦的关系，叙述基本清楚，主要以河湟地区为中心，后来向东南、西南方向发展，未见有向东北方向发展者。可见《西羌传》的作者并没有把义渠当作西羌之意。
（4）关于义渠的“渠”
《竹书纪年》所记周族所伐的义渠，同燕京、余无、始乎诸戎一样，是自己的族名，译为汉语，这是音译，不能割裂。因此，义渠也是一个完整的族名，不能分割开来，加以汉字意义的解释。至于王莽改渠为沟，纯属标新立异，不足为凭。
渠和沟，古代汉语都是水道的意思，《史记·河渠书》中就有渠，有沟。汉代以来，我国北方河、渠、沟的名称极为普遍。这是汉语本身发展而来的，还是汉藏语系互相借用的，说不清楚。同一语系民族互相借用词汇，这是正常现象，但与义渠的族名没有多大关系。
不管后来各族语言变化情况如何，但在汉代史书中西羌地区的河流、溪谷，不称沟、渠，而称水、溪。如河水、鲜水、湟水、谷水、羌谷水、弱水、呼蚕水、勒姐溪等。至于赐支河曲的曲是否为渠的别译，不得而知，但称渠、称沟者绝少，这是事实。
因此，上述四条理由，都不能当成义渠为羌人的根据。
2．义渠为戎说
义渠为戎，这本来不成问题，《史记》、《汉书》、《后汉书》都是这样写的，本毋须讨论。但是，杨建新同志对“戎”的含义作了新的解释，我认为还需要研究。他在《论戎族》一文中这样写道：
我们不能否认戎是一个单独存在的民族，不能把他与俨狁、狄、羌混同为一。先秦文献中的记载只能说明，西周、春秋时期的戎，确实是西方的一个强大的民族。又云：
……《史记》、《汉书》、《后汉书》则均认为义渠应属戎。这三部书中，都有关于氐、羌的记载，他们未将直至战国时犹存并有很大影响的义渠列入氐羌，而列入戎，其可信程度，当然要比后人的推断大得多。戎的丧葬习俗，与氐羌的丧葬习俗相同。从他们与氐、羌的关系看，他们似应属于汉藏语系的民族。
首先，杨氏把西周、春秋时期文献记载中的戎，说成是“西方的一个强大的民族”，是需要商榷的。
“戎”字虽见于甲骨文，但广泛用于族称，则在西周后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战国以前史书上所见的戎，至少也有数十种，又说百有余种，略考其方位，几乎遍布今黄河流域各省，个别还到长江流域。作为一个民族，应该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共同的文化和思想意识，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交通极不发达，相互交往十分困难，又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为相互交往提供条件，要在这样辽阔的土地上形成一个强大的民族，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就在战国时期的文献中，这些戎部也没有共同的语言、经济联系，还是自成部落，各自发展的，因而就无法形成一个强大的民族。
战国以前，我国北方、西北地区活动的主要是两大语系的民族，其中狄和羌是较大的民族。周族在商代，杂于戎狄之间，还行戎狄之俗，至于其中的戎究竟指什么，除《竹书纪年》所记周族所伐的诸戎外，还有什么，就不清楚了。而《竹书纪年》所记诸戎，也是后人加上去的。
“戎”原来可能也有一个实体，大概是一个小的部落，西周后期开始变为泛称，把许多不同语言的部落都称戎。春秋时四夷之说盛行，于是，“西戎”就成了西方各少数民族的泛称了。从语系上说，无疑包括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的许多民族部落（少数还是印欧语系民族）。从《匈奴列传》和《西羌传》首所记载戎狄部落中，就可说明这个问题。如“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内固、洛之间，号日赤狄、白狄”，这里的戎就是狄。又如“周襄王欲伐郑，故娶戎狄女为后”，这里并非既娶戎女为后，又娶狄女为后，实际只有狄后，戎与狄是指一事，戎是泛称，狄是实体。因此，在戎的泛称下的各族，只能按语言系属加以区别，而不能说成是西方一个强大的民族。义渠的族属问题，不是阿尔泰语系，就是汉藏语系，不能说成是“戎语系”。
其次杨氏说戎“似应属于汉藏语系民族”的论断，也未必妥当。固然，姜氏之戎、羌戎是汉藏语系民族，但山戎、赤狄、白狄，应是阿尔泰语系民族，不是汉藏语系民族。
3．义渠为狄说
李白风《东夷杂考》一书附《义渠考》一文说，义渠为白狄种：
甘肃平凉一带，殷称犬方，周称獯猷、狁，后称犬戎，亦称昆戎、西落鬼戎，汉称匈奴，遂与羌方相混。究其地望，即《史记》之义渠也。是义渠本白狄种，当始于殷代。自殷逮周，屡被征伐，战国时始灭于秦。其境在今甘肃之安化、合水、正宁、环宁、泾川诸县。秦始置县，东汉乃废。
李氏的这种论述，有许多不妥之处，如把犬戎、西落鬼戎、俨狁、匈奴等混为一谈，缺乏科学分析；居地问题也欠当（详见后），但有一条是正确的，即“义渠本白狄种”。遗憾的是他未加论证，因而未能引起人们充分的重视。下面就此问题提出一些论据。
义渠部落，西汉时仍然存在，其中的一部还有相当势力。《汉书·匈奴传》记：
明年（汉昭帝元凤二年，前79年），单于使犁汗王窥边，言：“酒泉，张掖兵益弱，出兵试击，冀可复得其地。”时，汉先得降者，闻其计。天子诏边警备。后无几，右贤王、犁汗王四千骑分三队入日勒、屋兰、番和，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大破之，得脱者数百人。属国千长义渠王骑士射杀犁汗王，赐黄金二百斤，马二百匹，因封为犁汗王。
张掖为河西四郡之一，日勒、屋兰、番和是其属县。匈奴欲夺取张掖，分三队入郡属之日勒等三县，张掖属国都尉下的千长义渠王奉命击匈奴，骑士射杀匈奴犁汗王得封赏。千长即千户长，说明此时义渠仍有数千人，其首领称王，证明他们的部落组织还存在，归汉后受张掖属国都尉管辖。此时，张掖郡南有羌人，北有匈奴，义渠介于羌与匈奴人中间，独立存在，说明与羌、匈奴不同。
除西迁进入河西的一支外，西汉前期北地、安定郡，也有一批义渠人。《汉书·晁错传》记晁错上书云：
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
晁错上书在文帝初年，文帝、景帝采用他的建议用义渠人防边抗匈奴，曾起了积极的作用。数十年后，汉武帝手下出现了一批义渠人将领。如公孙昆邪、公孙贺、公孙敖等。
关于公孙贺的出身，《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附《公孙贺传》记：
将军公孙贺。贺，义渠人，其先胡种。贺父浑邪，景帝时为平曲侯。
这两条资料，一说义渠为“降胡”，一说义渠“其先胡种，又说其饮食长技与匈奴同，汉代称匈奴为胡，称西域人为胡，称东北诸族为胡，但从未见称氐、羌为胡者。其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就是说他们的习俗特长与匈奴相似，和氐羌不一样。匈奴与西羌的区别，《史记·匈奴列传》和《后汉书·西羌传》都有具体记述。义渠的族属问题，应劭《风俗通义》说得更为清楚。云：“义渠，狄国，为秦所灭，因氏焉。”
义渠为狄人之国，商周时活动于晋西。晋文公（前636一前628年）攘戎翟居于河内固、洛之间，即今洛河流域至陕北东部，号赤狄、白狄，秦穆公以后（前623年），西戎八国服于秦，狄族的义渠部即其一种。
（二）义渠戎的居地问题
自应劭注“义渠，北地也”以后，历代注释家、史地学家，都把义渠戎的居地定在北地郡。
《括地志》宁州条记：“宁、原、庆三州，秦北地郡，春秋及战国时为义渠戎国之地。”这仅仅把义渠居北地放在春秋战国时。但同书又说，“宁州、庆州、原州，古西戎之地，即公刘邑城，周时为义渠戎国。”这又把义渠戎居北地的时间上推到周代。
这种解释，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后汉书·西羌传》记：“明年，秦伐义渠，取徒泾二十五城。”《史记·秦本纪》把秦取义渠二十五城的时间记在惠文君更元十年（前315年）。此徒泾所在，对确定当时义渠的居地有很大关系。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在“取徒泾二十五城”下有一段考证，兹引于后：
（李贤注）徒泾，县名，属西河郡。《集解》：泾误，当作经。李兆洛以为在山西境。《校补》：柳从辰曰：秦伐义渠，因取徒泾，其地当与义渠接近。义渠今地既为甘肃庆阳府宁州西北界，其州东南即接今之泾州。传所谓徒泾二十五城，疑即在今甘肃泾州境。至前汉西河郡之徒经，今地虽不可考，然汉西河郡为今鄂尔多斯左翼前旗地，相距远矣。且泾经字异，章怀此注，显误。谨案：前志西河郡有徒经，而无徒泾，就郡求县，则泾字之误，所当先正。然注误而传文必不误，以义渠本泾北之戎，其地宜言泾也。又前志北地郡虽有义渠道，而在七国时，义渠戎地既屡为秦削，及后，秦灭义渠，犹开置陇西、北地、上郡，其大可见。章怀乃以汉之义渠县，释秦之义渠戎，亦明有不合。但西河地连塞外，孝武时始置郡，如谓义渠戎前已兼有徒经之地，亦必无此理，故仍以柳说为最得其近也。
这段考证的要点，就是否定唐李贤徒泾为汉西河郡徒泾县的说法，把它置于泾川以北今庆阳西北地区本来秦汉郡县名称往往以秦以前的地名或族名命名，西汉西河郡的徒经（泾），可能就源于义渠戎城之徒经。但是有的注释家为了把义渠戎的居地和《括地志》所说一致起来，硬把这个地名作它种解释。实际上《括地志》的作者李泰和《后汉书》的注者李贤是同时代人，都能看到当时的资料，至于谁的判断正确，后人可以通过史料来鉴别。
为了考察义渠的方位，这里把《史记·秦本纪》中有关的条目罗列出来。
厉共公十六年（前461年），堑河旁，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二十一年（前456年），初县频阳（汉属冯翊，在蒲城西）。三十三年（前444），伐义渠，虏其王。
躁公十三年（前430年），义渠来伐，至渭南。
灵公十三年（前412年），城籍姑。（《括地志》：在同州韩城县北三十五里。）。
简公六年（前409年）……堑洛，城重泉。（《括地志》：在同州蒲城县东南四十五里。）
惠文君十年（前328年），张仪相秦，魏纳上郡十五县。十一年（前327年），县义渠，归魏焦、曲沃（《括地志》：曲沃在陕州陕县西南三十二里，因曲沃水为名）。义渠君为臣。更名少梁日夏阳。
更元十年（前315年）；韩太子苍来质。伐取韩石章。伐败赵将泥。伐取义渠二十五城。
从以上所引资料看，秦在一百五十年间向北方的活动主要在洛河流域及其以东的黄河地区，与韩、魏争夺激烈。而义渠之戎正是在秦伐韩赵魏的斗争中逐步为秦击败，成为秦国属民的。从义渠“至渭南”，“义渠君为臣”和“取义渠二十五城”看，义渠和韩、魏接壤。魏向秦纳上郡十五县，次年秦即在义渠地设县。上郡在洛水以北的无定河流域，秦治上郡地区，必然经过洛水流域，此时立即县义渠，正是为了打通通往上郡的交通线。伐义渠徒泾二十五城，也是为了加强对上郡地区的统治。由此可见，这时的义渠戎主要分布在洛河流域至无定河之间。徒泾在汉西河郡，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