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捷李发良
一、唐贞观以前的法门寺塔及地宫
东汉至唐贞观五年，由“圣冢”形成为单层木塔，地宫尚未形成，舍利贮于石臼直接埋藏于塔基。
塔，梵文作stupa，原意指古代印度安葬诸王显贵建造的覆钵式坟墓。公元前483年，释迦牟尼佛在拘尸国逝世后，为供养佛的遗骨舍利，波婆国、遮罗颇国、罗摩伽国、毗留提国、迦毗罗径国、毗舍离国及摩揭陀国举兵相争，最终以武力达成协议均分舍利，八国各起stupa供养之。于是，stupa开始成为具有佛教纪念意义的建筑。
佛典记载，佛祖释迦牟尼逝后二百多年，有阿育王大举弘扬佛教，传说他又将佛的遗骨分葬于八万四千处建塔供养，同时，佛教徒又在释迦牟尼佛的出生地、成道地、初转法轮地、涅盘地以及当年曾经游历说法的地方建塔作为纪念。阿育王塔因此成为佛舍利塔寺的代名词。
汉、魏时期，随着佛教传人中国，“舍利东流”（道宣《震旦神州佛舍利感通序》），在各种灵异感应事迹包装下，阿育王塔寺纷纷出现在中国境内。
法门寺建自“西典东来”之时，由东汉到北周均称阿育王寺。唐代以前至东汉时期的法门寺塔，据唐大历张或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记载：“昔者汉口口齐梁鼎遭时毁歇，晦迹丘墟，营不I无祥异气往往间出，故风俗谓之圣冢焉。”所谓“圣冢”，其实正是《魏书释老志》所说的“天竺旧状”。《魏书·释老志》记载晋时洛阳佛塔：“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晋世，洛中佛图有四十二所也。”早期中国佛塔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天竺旧状”，就是古印度覆钵式坟墓，与中国民间坟丘、墓冢形象相近（图一，印度桑奇大塔示意图）。
图一印度桑奇大塔示意图因以名焉”，阿育王寺（法门寺）成为一方名寺。第二次发生在西魏恭帝二年（555)，唐大历张或撰《大唐圣朝无优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云：“岐州牧小冢宰拓跋育以为口古名同于今，削旧规，创新意，广以台殿，高其閛闳，度僧以资之，刻铭以纪之”；《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作“元魏二年岐守拓跋育初启塔基，肇申供养”。第三次乃隋文帝仁寿末岐州刺史李敏所为，唐大历张或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记其事云：“仁寿末，右内史李敏复修之，赓其铭矣。”《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作：“隋文时郡牧李敏……继开灵趾，咸荐香花”。由于史料缺乏，第二次拓跋育之“削旧规、创新意”及第三次李敏之“复修”作何形象，不得而知。
唐武德二年（619)，秦王李世民奉诏为法门寺度僧八十。然而，由于隋末诸乡民众凭寺筑城以避战乱，唐初杂住失火，西魏拓跋育、隋李敏先后重修的法门寺塔遭受重创。
新兴的李唐王朝在贞观五年（631)首次开塔供养佛指舍利时，敕令岐州刺史张亮对法门寺塔进行了恢复重建。此次恢复重建，根据唐人的记载，主要是重建塔基之上的建筑。唐道宣律师《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贞观五年（631)，岐州刺史张亮，素有信向，来寺礼拜，但见古基曾无上覆，奏敕望云宫殿以盖塔基。下诏许之，因构塔上尊严相显。”唐大历张或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云：“贞观五年（631)二月十五日，岳伯张德亮曰睹神光，及物。上章奏动天有，以望云口寝殿口施焉。”元和张仲素《佛骨碑》云：“太宗特建寺宇，加之重塔。”五代薛昌序《大唐秦王重修法门寺塔庙记》也同记此事：“文皇迁寝殿而修花塔。”
按照唐道宣律师的有关记载，直到高宗显庆年间唐皇室第二次迎佛骨时，法门寺塔下佛舍利的安奉竟极其简陋，佛舍利处于塔基下一丈余深处一石臼中。道宣麟德元年（664)撰《道宣律师感通录》宣律师感天侍传：“宣律师问：诸神自在，威力殊大。至如蜀川三塔，咸名大石，人有掘者，东汉至隋，法门寺的“圣冢”共经历了三次大的开发。第一次是北魏文成帝恢复佛教时有“太白二三沙门”“摄心住持”、“奉以身命”，经他们之手“验其铭曰育王所建，莫测其源。至如秦川武功一塔，古者相传名曰育王。三十年中一度出现。贞观以来，两度出现。光瑞殊壮。而舍利如指骨，在石臼中。如何狭陋若此？答曰：诸鬼神中贫富不定，各是往业，如人不殊，天中亦尔。随其所有而供养此塔云云。”
道宣（595-667)律师曾于高宗显庆四年（659)奉敕亲赴法门寺迎礼佛骨，为皇室任命的行道高僧之一。“舍利如指骨”，“在石臼中”乃道宣奉命开塔时亲身经历。
法门寺用极其简陋“石臼”安奉佛舍利，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佛舍利瘗埋制度史上仅见的一个特例。基于以下三条理由，我们认为，这个特例可能是比较魏、晋以后用宝瓶、石函安奉舍利的传统更早出现的一种舍利安奉方式。
理由之一，据《魏书·释老志》载：“佛既谢世，香木焚尸，灵骨分碎，大小如粒，……胡言谓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宝瓶，竭香花，致敬慕，建宫宇，谓为塔”北魏时中国佛教界已经确立用宝瓶安奉舍利的传统。
理由之二，道宣所着另一部名着《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搜罗宏富，书中采集晋、宋至唐初神州大地有据可依的各处佛塔圣迹普遍采用宝瓶、石函或金、银、铜函安奉舍利。
理由之三，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经科学发掘的北魏到明清近40处舍利塔基考古资料证明：最早从北魏开始，各地舍利塔基巳普遍采用石函、盏顶石函和舍利瓶安奉舍利，如河北定县北魏兴安二年（453)石函、北魏太和五年舍利石函，而且都有一定数量的钱币或金、银、琉璃等七宝类供养品随葬；隋代则开始采用鎏金铜盏宝函、铜质函盒以及精致的石函安奉舍利，随葬供养器物更玄。
既然显庆年间开塔时“舍利如指骨”仍“在石臼中”，简陋到如此地步，可以知道贞观五年张亮修塔时，塔基之下一仍其旧，没有安奉佛舍利的石室，舍利石臼直接埋在塔基下一丈余深处夯土中。
见诸报道的考古资料证明，北魏时期采用宝瓶、石函安奉舍利的塔基普遍没有地宫石室，舍利石函直接埋人塔基夯土中（图二，北魏定县塔下石函安目二北魏河北定县舍利塔基石函安放示意图放示意图）。
关于唐贞观五年岐州刺史张亮重修之法门寺塔的形制。从前述“但见古基曾无上覆，奏敕望云宫殿以盖塔基”，“加之重塔”，以及道宣律师《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显庆年间重修宝塔寺僧以塔上“旧材多杂朽故，遂总换以柏”，可以推知贞观五年张亮重修之塔为单层木塔。
又据《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高宗“显庆四年九月，琮即人塔内，专精苦到，行道久之，未有光现。至十日三更，乃臂上安炭，就而烧香，懔励专注，曾无异想。忽闻塔内像下震裂之声，往观乃见瑞光流溢，霏霏上涌。塔内三像足各各放光，赤白绿色缠绕而上，至于衡桷，合成帐盖。琮大喜，踊，将欲召僧，乃睹塔内g塞，僧徒合掌而立，谓是同寺”？可见单层木塔内有相当大的空间作佛事活动。
图三1.汉白玉阿育王塔2.卷金铜浮图贞观五年法门寺单层木塔的形制，可以从地宫前室出土安奉佛指舍利的汉白玉阿育王塔及其内部鎏金铜浮图得到佐证。鎏金铜浮图造型精制，通高53.5厘米，塔基平面为方形，塔基三重均设勾栏，上层作须弥座形式，束腰部分壸门处透空。各层塔基上下于各面正中设拱桥形飞梯，桥头立二望柱，柱顶蹲兽。塔身面阔、进深均为三间，当心间设双扇门，门中部有插杠，门外置金刚力士一对。顶似“攒尖顶”，柱头斗拱、补间人字拱、攀间枋、栏额、蜀柱俱全。塔顶表现出筒板瓦屋面及屋脊端头三叠翘头筒瓦的形式。塔顶中心置覆莲、宝匣、覆钵、六盘相轮及刹顶宝珠等。这种面阔三间的方形单层木塔在敦煌盛唐壁画中多有出现，应该是比较接近唐初法门寺塔的造型（图三，地宫出土汉白玉阿育王塔及鎏金铜浮图）。
二、唐法门寺四层木塔及地宫造年代探讨唐高宗显庆四年（659)至龙朔二年（662)，按照“三十年一开”的传统，唐王朝如期举行第二次迎佛骨盛典，法门寺真身宝塔由贞观五年的单层木塔改建成四层木塔，并在塔下首次修筑安奉佛指舍利的石室，按照帝王陵墓的规格建成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塔下地宫。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九月，距贞观五年（631)第一次开塔示现佛舍利将满30年，开启法门寺塔供奉佛骨事再度列入唐王朝的议事日程。
根据道宣律师《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述，唐高宗朝开塔供奉舍利不同于贞观五年由地方官岐州刺史主持其事，而是唐高宗李治直接部署内道场僧实施。高宗朝此次援引贞观五年旧例开塔供养佛骨，标志着“三十年一开”正式确立为有唐一代国家祭祀的基本制度。
高宗朝此次开塔供养佛骨，正值唐王朝经历“贞观之治”以后步人盛世的重要发展阶段。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政治文化的稳定繁荣以及整体国力的逐步强盛，使得此次有皇权政治强力介入的开塔供养盛举有可能完成对法门寺塔、地宫进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改制。经过此次改制，法门寺塔及地宫一举成为中国佛舍利安奉制度至尊等级的象征。
高宗朝开塔供奉法门寺佛骨舍利，自显庆四年（659)九月至龙朔二年(662)二月历时三年之久。
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载：
显庆四年九月，内山僧智琮、弘静见追入内，语及育王塔事年岁久远，须假弘护。上曰：“岂非童子施土之育王耶？若近有之，则八万四千之一塔矣。”琮曰：“未详虚实。古老传云名育王寺，言不应虚。又传云三十年一度出，前贞观初已曾出现，大有感应。今期已满，请更出之。”上曰：“能得舍利，深是善因。可前至塔所，七日行道，祈请有瑞，乃可开发”。即给钱五千、绢五十匹以充供养。琮与给使王长信等十月五日从京旦发，六日逼夜方到。琮即入塔内，专精苦到，行道久之，未有光现。至十日三更，……忽闻塔内像下震裂之声，往观乃见瑞光流溢，霏霏上涌。塔内三像足各各放光，赤白绿色缠绕而上，至于衡桷，合成帐盖。琮大喜，即召来使同睹瑞相。琮等以所感瑞具状上闻。敕使常侍王君德等送绢三千匹，令造朕等身阿育王像，余者修补故塔。仍以像在塔，可即开发出佛舍利以开福慧。僧以旧材多杂朽故，遂总换以柏，编石为基，庄严仑奂，制置殊丽。
初开塔日，二十余人同共下凿，及获舍利，诸人并见。其舍利，形状如小指初骨，长寸二分，内孔正方，外楞亦尔，下平上圆，内外光净。余内小指於孔中，恰受。便得胜戴以示大众，至于光相变现，不可常准。于时京邑内外道俗连接二百里间，往来相庆，皆称佛德一代光华。显庆五年春三月，下敕取舍利往东都入内供养。时周又献佛顶骨至京师。人或见者高五寸、阔四寸许，黄紫色。将往东都驾所，时又追京师僧七人往东都入内行道。敕以舍利及顶骨出示行道僧，曰此佛真身，僧等可顶戴供养。经一宿，还收入内。皇后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镂穷奇。以龙朔二年送还本塔。至二月十五日奉令僧智琮、弘静京师诸僧与塔寺僧及官人等无数千人共藏舍利子石室掩之。
其中，道宣所记高宗朝重修法门寺塔：“敕使常侍王君德等送缗三千匹，令造朕等身阿育王像，余者修补故塔。僧以旧材多杂朽故，遂总换以柏，编石为基，庄严仑奂，制置殊丽”。大历张或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作：“绢五百匹口复益令增修。有禅师惠恭意方等遵睿旨购宏材，征宇县之工，写蓬台之妙，咨匠而藏制，献全摹以运斤，不日不月，载营载葺，且口谷隈口口口襟带UI山之口隐面太白之群峰，阳乌矫其翅，由是危槛对植，曲房分起，栾柄叠拱，枕坤轴以盘郁。梁栋攒罗，拓乾冈而抱斗适将口会口口宗师佛之记口域中之最上之因，岂口乃瓌琦蓄口丰丽穹崇岳，立杖一柱以戴天。蜿蜒霞舒，揭万楹而捧日”。此外，1987年法门寺考古发掘清理塔基时出土有永昌元年（689)《法门寺惠恭大德之碑》、《慧恭禅师支提之塔铭》，前者也有“显庆首年施绢三千匹修营塔庙”的记载。禅师惠恭，即《慧恭禅师支提之塔铭》所载之“大唐岐州岐阳县法门寺检校佛塔大德禅师慧恭”，据《法门寺惠恭大德之碑》，唐初人，俗姓韦，山东邹县人。十四岁从慈门寺道场审禅师入道，二十三岁居法门寺，供养灵塔。贞观末，沐浴舍利并烧二指供养。显庆中，高宗施绢三千修营塔庙，奉敕主持修造，尊称检校佛塔大德禅师。
关于舍利形状，“其舍利，形状如小指初骨，长寸二分，内孔正方，外楞亦尔，下平上圆，内外光净。余内小指於孔中，恰受”。唐大历张或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作：“迎护舍利，观其口玉润，皎洁冰净，灵不可掩，坚不可磨，寸余法身”。1987年地宫出土《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作：“长一寸二分，上齐下折，高下不等，三面俱平，一面稍高，中有隐迹，色白如玉，少青，细密而泽，髓穴方大，上下俱通，二角有文，文并不彻7这些记载与地宫考古发掘出土之四枚佛指舍利对照，基本吻合。
道宣所谓“皇后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大历张或撰《大唐圣朝无优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作：“二圣亲造九重宝函”。“九重宝函”与“金棺银椁九重”都是比较笼统的称呼，依据唐代佛塔地宫考古发掘的实例判断，应属同一组器物，是宝函与金棺银椁的组合，可称为九重宝函、棺椁。
综合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唐高宗朝开塔供奉舍利时对法门寺塔进行了大规模重修，法门寺塔在安奉佛舍利的方式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最可值得注意的变化有三：一，大规模重修法门寺塔，可能将贞观五年的单层木塔变身为后世所称的“唐四层木塔”；二，法门寺开始用九重金银棺椁（宝函）安奉舍利；三，法门寺塔下新筑安奉佛骨舍利的石室（地宫）。兹结合相关考古、文献资料对髙宗朝法门寺塔及地宫的变革形势作进一步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