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考古发现的塔基地宫，在武则天时期出现了一系列变化。首先是安置舍利容器的场所发生了变化，最早出现带甬道的地宫，其规模虽然小于一般墓葬，但形制与结构与当时墓葬极为相似，应当是受了墓葬形制影响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舍利瘗埋过程的逐渐中国化这一事实。其次是安置舍利的容器出现了棺椁。这两个重要变化标志着舍利瘗埋中国化的初步完成。其典型代表就是甘肃泾川大云寺塔基地宫，由踏步漫道、甬道、石门、宫室组成。宫室砖筑，券顶，平面呈长方形，长约2、宽约1.5米；门向南，门板为石质，上部安置半圆形门楣，正中刻香炉，两侧刻飞天；门前有短甬道，甬道两壁绘有壁画，甬道前端为砖筑踏步。其封闭年代在武则天延载元年(694)。这是目前国内所知的年代最早的带甬道的地宫。
比大云寺塔基地宫稍早的河北正定开元寺唐高宗如意年间的塔基地宫，形制为外圆内方。这种外圆内方的地宫形制，与当地的唐墓形制非常相似，说明这种地宫形制可能是受了当地墓葬形制的影响，并没有出现带甬道的地宫形制。可见，地宫形制的重要变化的确发生在武则天时期。
(二）舍利葬具组合方式和瘗埋用具的变化
甘肃泾川大云寺塔基地宫出土舍利容器的组合方式为：石函+鎏金铜函+银椁+金棺+琉璃瓶。而比大云寺塔基地宫稍早的河北正定开元寺塔基出土的舍利组合为：石函+铜函+木函+金函，没有出现棺椁类容器。
这一时期的舍利容器的最大变化，是在隋代组合方式的基础上增加了两重容器一棺、椁，并表现出两个重要特征：一是继承隋代以来的传统，以方形盏顶铜函作为奉纳舍利的容器；二是新出现了棺、椁类瘗埋用具，它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舍利瘗埋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但核心容器依然为琉璃瓶，显然是继承了北魏以来的模式，也是印度舍利瘗埋方式的延续。
(三）棺棒概念的弓I入与舍利瘗埋的中国化问题
棺、椁等外在容器的出现，则说明不论地宫形制还是舍利容器，已经开始模拟中国的墓葬形式，从而形成了新的瘗埋方式。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棺椁的引入在吸收传统丧葬习俗的同时，佛教经典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据《佛祖统记》卷三十九记载：“麟德元年二月，奘法师令众念弥勒佛，右胁而逝。是夕有白虹四道，贯井宿直慈恩寺塔。帝哭之恸，废朝五日。顾左右曰：国宝永失可为痛心。勅用佛故事金棺银椁。”尽管这段记载是宋人对《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重复，但却加入了“勅用佛故事金棺银椁”一语，这句话非常重要的地方在于，宋代人将使用金棺银椁的使用并没有归结到传统丧葬习俗的影响，而是与佛教故事联系起来。说明舍利瘗埋中使用金棺银椁，不能单纯地看作是中国传统因素的影响，宋代人的记载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据东晋法显所译《大般涅盘经》云：“供养转轮圣王之法，用新净绵及细链，合缠其身，如是乃积满千重，内金棺中，又作银棺，盛于金棺，又作铜棺，盛于银棺，又作铁棺，盛于铜棺。”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大量的焚棺图，是对佛涅盘后进行图毗的模拟，但棺的形状和中原地区不同，保存了印度平顶长方形的箱形棺的形制。在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中，同时还可以看到安置舍利更多地采用瓶、罐等器物，而没有采用棺椁。
就实物而言，使用棺椁瘗埋舍利主要在唐代及其以后的各个时代。考古发掘资料已经充分证明，在北魏及隋代尚无使用棺椁的可能，如河北定县北魏塔基、邺城遗址北齐时期塔基、西安隋清禅寺塔基、河北正定隋代塔基、山东平阴塔基等，均没有使用棺椁。显庆五年（660)春三月，敕取法门寺舍利往洛阳供养，“皇后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镂穷奇”。又据法门寺出土的《大唐圣朝无优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记载：“二圣（高宗、武则天）亲造九重宝函”。又“（显庆）五年，诏迎岐州法门寺护国真身释迦佛指骨至洛阳大内供养，皇后（武则天）施金函九重，命宣律师送还法门寺”。同一事件在不同文献所用词语略有差异，这可能与不同时期对于同类器物的命名不同有关。但目前所知最早使用金棺银椁瘗埋舍利者，是武则天延载元年的甘肃泾川大云寺地宫。在敦煌莫高窟第332窟南壁后部捏盘经变中，开始出现盖似覆瓦、前高后低、带底座的棺的形象，年代在武则天圣历元年（698)，与甘肃泾川大云寺地宫出土的金棺银椁的年代相当。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有些情况下，“函”与“棺椁”仅是容器的一种名称而已，并不确指其形制。
由此可见，瘗埋舍利中使用棺椁作为舍利容器，虽然在中国出现最早，但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完全是中国传统丧葬用具的弓入，而是传统葬具与印度火葬时所采用棺椁相结合的产物。而且棺椁也只是在核心容器之外套装而已，并没有直接将舍利安置在棺椁之中，直接安置舍利的核心容器仍以琉璃瓶、金银瓶等为主。
(四）以衣物包裹舍利容器或舍利
在武则天时，还有一个细节上的重要变化，就是以各类衣物特别是一些明器化了的衣物包裹舍利容器或舍利，在甘肃泾川大云寺、扶风法门塔基地宫等均有发现。这种做法与当时墓葬之中随葬衣物的做法是一致的。虽然两京地区的唐墓中还没有发现衣物，但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之中所随葬的《衣物疏》来看，一般墓葬中随葬有大量衣物，唐代也继承了这一做法。这种做法在印度的舍利瘗埋中是没有的，可以视为舍利瘗埋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反映。临潼唐庆山寺塔基地宫出土的碑铭对这种做法评述到：“衣之以锦衾，形之以信也。”
结语
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舍利瘗埋出现了很多特点，是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变革的一个重要时期，不仅是对此前舍利瘗埋的发展，也为以后的舍利达埋奠定基础。与佛教的发展变化相一致，总体表现出中国化的趋势。现将这些特点总结如下：
1.出现了与墓葬形制相类似的地宫形制，这在印度的舍利瘗埋方式中是没有的，是舍利瘗埋中国化的一各重要标志。
2.将棺椁引入到舍利瘗埋之中是另一个重要变化，但又不是单纯的传统文化的吸收。棺椁概念以及棺椁葬具的引入，反映了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是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史发生剧烈变化时期，与佛教的中国化密切相关，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传人之后，在方方面面为了适应传统文化的需要发生的变化，舍利瘗埋制度在高宗、武则天时期发生的变革，不仅与佛教中国进程相一致，也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尽管这一时期的舍利容器发生了变化，引入了棺椁形式，但直接安置舍利的容器即核心容器仍以各类玻璃瓶为主，还没有彻底改变印度传来的这一习惯，反映了舍利瘗埋中国化的历程仅仅完成了第一步。而中国化的彻底完成要到9世纪初叶，其典型代表就是就是李德裕在瘗埋长干寺塔基地宫中使用的瘗埋方式，即将舍利直接安置于金棺之中，这种安置方式与传统的将尸体安置在棺木中的做法相一致。
3.从安置舍利场所来看，在出现安置舍利的塔基地宫的同时，也在唐代佛塔中出现了天宫，它相当于印度式佛塔的覆钵部分。其典型代表就是玄奘模仿西域制度修建的慈恩寺塔，不仅层层安置舍利，而且在塔上部修建石室安置舍利。每层及石室中安置舍利，显然是对印度在佛塔覆钵部分安置舍利的模仿。这种外来因素与传统因素的并存，可以视为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反复，使得舍利瘗埋趋于复杂。而这一反复与唐代僧侣西游印度将印度原有的瘗埋舍利方式带回中国有关，并对后世的舍利达埋产生了深刻影响。
4.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以往所没有的现象，即文献中所记载的“九重”宝函或棺椁。在中国古代，以棺椁的重数来表示等级的高低。据《庄子杂篇天下》载：“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荀子礼论》记载：“天子棺椁十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佛教文献处处强调“九重”，反映了舍利瘗埋也深刻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烙印，可以看作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例证。隋代舍利瘗埋的重数并不复杂，只有两三重。但武则天则将其推到了九重，显然是模拟天子一级的，从而将佛的地位也推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
5.棺椁概念的引人以及棺椁的使用是舍利瘗埋中国化的重大转变，而以各类衣物包裹舍利及其容器则是将舍利拟人化，这样做的目的如后来的碑铭所云“以形其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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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万里，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