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P.4660乾符六年都僧统唐悟真撰《沙州释门勾当福田判官辞弁邀生赞》篇首撰写者题名后署“沙州释门法师沙门恒安书”。
10.P.4660《前河西节度都押衙兼马步都知兵马使令狐公邈真赞》篇目正文前题署“沙州释门法师沙门恒安书。”篇末题“广明元年庚子盂夏蓂生十一日题记”。
11.P.4660河西节度掌书记苏撰《河西都僧统唐悟真邀真赞并序》题记“沙州释门法师恒安书。广明元年岁次困顿律中夷则蓂生七叶题记”。
12.P.4660河西都僧统唐悟真撰《都知兵马使康通信邈真赞》末题“大唐中和元年岁次辛丑仲冬蓂生五叶。从弟释门法师恒安书”。
13.P.4660河西都僧统唐悟真撰《入京进论大德都僧政邈真赞》尾题“中和三年岁次癸卯五月廿一日听法门徒敦煌释门法师恒安书”。
14.北图裳字18号《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七末尾题记“河西节度门徒兼摄沙州释门法师沙门恒安与亡孔侍御写此金光明经一部，兑此(纸)一张记”。
15.S，6405《僧恒安谢司空状》，状文作于861年至867年之间。
16.P.2854《释门范文》中收有国忌行香文、亡文、竖幢伞文、行城文、天王文等，在卷背纸缝处有“恒安”签署七处，由是得知，这卷释门范文应是恒安的作品或者是恒安的搜集品，从文中“我河西节度使张议潮”、“我副使安公”、“我河西节度使吏部尚书”等看，这卷范文作于大中五年至大中十二年之间。
17.P.3770《悟真文集》背面有“恒安”签署数处，亦是恒安收藏品。
从以上有关恒安的敦煌文献题记和记载得知，大中十年前后，恒安曾跟随吴法成学习《瑜伽师地论》，《灵图寺藏吴和尚经论目录》称知藏恒安所记吴和尚经论中就有《瑜伽藏论》壹百卷及《瑜伽论》肆拾叁卷、新写白纸《瑜伽论》叁拾伍卷、《瑜伽论分门图》捌卷等，这都是吴法成在沙州诸寺讲授时所用或恒安跟随吴法成学习《瑜伽论》抄写的经卷，后来这些经卷连同经目一起展转流传至敦煌三界寺被保存下来了。此外康恒安还跟随吴法成学习了《释论》、《成唯识论》、《大宝积经》、《金刚旨赞》等。至后来曹法镜主持沙州讲坛，恒安又跟随曹法镜学习《瑜伽论》、《百法论》、《净名经》等，自喻为法镜的“听法门徒”。
敦煌文书S.6405《僧恒安谢司空状》记载：“僧恒安：右恒安二月廿日敦煌县令宋智岳使回，伏奉委曲匹段等，跪受警惕，无任战惧。且恒安生自边土，智乏老成，才业荒残，学无所承……仁端，天与孤贞，愧……口。伏蒙司空猥录蠢虫禺，远寄缣细。愿持酒之功臣，答丘山之福。限以变阻，不获陈谢，谨录状上。”从中得知恒安于张议潮称司空时(861-867)曾奉命出使，至于这次出使的具体地点和时间，因文书残缺失载而无法知道，但由文书中恒安自称“生自边土，智乏老成，才业荒残，学无所承”推测，恒安是奉命出使唐朝中央的。因为状文的口气与唐悟真大中五年酬答长安右街千福寺三教首座入内讲论赐大德辩章词的口气一致，敦煌的僧人在见到唐朝长安的高僧时才自谦为边土、边城。从司空给恒安的赏赐来看，恒安这次出使是成功的。
恒安的俗姓与香号相连者敦煌文书中没有记载，仅于《康通信邈真赞》后署“从弟释门法师恒安书”看，恒安当俗姓康，是居住敦煌的粟特人。唐五代敦煌的康姓是敦煌的大姓，无论是在归义军衙门，还是在敦煌佛教教团中，康姓的粟特人都担任着重要职务。张氏归义军时期，归义军府衙有都知兵马使康通信、瓜州刺史康使君、肃州防戍都营田使康使君等，在《瓜州刺史康使君邈真赞并序》中称其为“族氏豪宗”僧界有788年前后任僧统的康智诠，895年前后出任都僧统的康贤照，高僧中康姓担任了教授、僧政、法律、寺主等职。敦煌莫高窟第387窟就是释门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康维宥开的康姓家窟。P.2912《某年四月八日康秀华写经施入疏》记载：“写《大般若经》一部，施银盘子叁枚，共卅五两，麦壹佰硕，粟伍拾硕，粉肆斤。右施上件物写经，谨请炫和尚收掌货卖，充写经直，纸墨笔自供足，谨疏。四月八日弟子康秀华疏。”由此得知唐五代敦煌康氏势大财足，崇信佛教，康恒安为敦煌康氏后裔，成为敦煌佛教名僧显然是受其家族传统的影响。
康恒安的僧官，根据敦煌文书的记载，咸通十年以前自称弟子比丘，自大中十年起有了法师的称号，直到中和三年没有变化。又根据《灵图寺藏吴和尚经论目录》恒安自咸通六年左右担任灵图寺知藏，主管灵图寺大藏经，从《灵图寺藏吴和尚经论目录》所列诸经就是康恒安担任灵图寺知藏时灵图寺收藏大藏经的基本情况。
《灵图寺藏吴和尚经论目录》反映的问题很多，而在这里我们仅对其中部分问题作了一些研究，通过这一研究使我们认识到晚唐五代时期，处在归义军统治之下的敦煌佛教，其发展有着独特的地缘特点。第一藏汉佛教的交融，敦煌佛教对吐蕃佛教有着巨大的影响，关于这方面法国学者戴密微在其所着《吐蕃僧诤记》一书已经作了详细的阐述，吐蕃佛教对敦煌的影响体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吴法成和尚一生的巨大贡献，他把敦煌汉文佛经翻译成藏文的同时，还把藏文佛经翻译成汉文及把梵文佛经翻译成汉文和藏文，作为一个藏族佛经翻译家，长期以来活动在归义军管辖下的敦煌等并受到了很高的礼遇，一方面表明归义军政权对吴法成和尚在敦煌佛教上所做的贡献给予了肯定，对藏汉佛教交融的重视；另一方面说明在归义军统治下的敦煌有大量吐蕃人生活在这里，在吐蕃时期敦煌地区除了有吐蕃驻军之外，还有大量吐蕃僧侣活动在敦煌地区，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吐蕃时期敦煌汉文释门杂文中得到证实，吐蕃在敦煌的统治结束后，敦煌地区还有大量的吐蕃人生活在这里，归义军政权为了团结这批吐蕃人，树立吴法成和尚作为他们的代表，以稳固归义军政权蕃汉结合这一基础。胡人在敦煌佛教教团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胡蕃僧侣结合把持敦煌佛教教团的局面幵始出现。敦煌佛教教团中粟特人占的比重在归义军时期越来越大，关于这一点在《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佛教》一文中已经作了论述，同时我们在前面论及曹法镜、康恒安时也论及了晚唐居住敦煌的粟特人曹氏、康氏在佛教教团的任职情况，粟特人在归义军佛教教团中担任了上至都级僧官如都僧统、都教授、都僧录、都僧政、都法师、都法律等僧官，下至教授、僧政、法师、法律、寺主及一般僧侣中都有粟特人。而粟特僧侣与吐蕃僧侣结合，反映最为明显的就是吴法成和尚在敦煌的讲经说法活动，吴法成和尚在敦煌通过讲经，不但将大量汉族僧侣变成了他的弟子，而且把许多粟特僧侣变成了他的弟子，形成了胡蕃结合主持敦煌佛教讲坛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有利于敦煌佛教的世俗化与大众化的形成，也有利于敦煌归义军政权的稳固。吴法成和尚病逝之后，他的事迹为敦煌佛教界长期称颂，他所弘扬的佛教事业得到了他的弟子们的继承和发展。
附记：孙修身先生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兼职教授，生前曾为兰州大学的本科生、硕士生及外国留学生作过多次敦煌学讲座，对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和发展给予很大支持。由于工作关系，我与孙修身先生交往甚密，他既是我研究敦煌学的师长，又是我的挚友。孙先生在敦煌佛教艺术、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西北区域历史地理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是国内着名的敦煌学专家。孙先生于2000年在日本病逝，这无疑是敦煌学界一个巨大的损失，也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一大损失，谨以此文纪念孙修身教授。本文写成于1994年，一直放置，仅用于对敦煌学专业研究生上课时用，现将原文作了部分整理，其中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参1994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提要方广铝《关于敦煌遗书北新八七六号》，《九州学刊》第6卷4期，1995年，第83-84页。
王尧《藏族翻译家管法成对民族文化交流的贡献》，《文物》1980年第7期，第50-57页。
上山大峻《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研究》，《东方学报》(京都），第38期，1967年，第133-198页、第39期，1968年，第119-222页；吴其昱《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法成传考》，《讲座敦煌》7《敦煌与中国佛教》，东大东出版社，1984年，第383-414页。
P.4640《吴和尚赞文》，录文见参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的2年，第85页oP，4660《译经三藏吴和尚邈真赞》，参部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188页。
P.2913《译经三藏吴和尚邈真赞》，参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311页。
参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90年，第3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