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各地的蔬菜品种除南北有异外，即使同在南方，也不完全相同。如在两浙路的临安府，蔬菜品种除上面所述外，尚有苔心、矮黄、大白头、小白头、黄芽、生菜、苦荬、梢瓜、山药、牛蒡、甘露子、蕨、芹、菌等。《咸淳临安志》卷五八《物产》。在江南东路的徽州，蔬菜品种另有竹芹、水芹、胡荽、芸台、苜蓿、百合、茭白、菌、笋、苏、枸杞、苦薏、马兰、荠、藜等。罗愿：《新安志》卷二《蔬茹》。在福建路的福州，蔬菜品种有凫葵、白豆、雍菜、水靳、苦荬、东风菜、胡荽、同蒿、蕨、葫、白菱荷、紫苏、香芹子、茵陈、紫菜、鹿角菜、枸杞等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一《菜蓏》。因此，眉州人苏轼，长期游宦在外，却对家乡的元修菜念念不忘，即使就职于南方，也“去乡十有五年，思而不可得”《东坡集》卷十三《元修菜》。
值的一提的是胡萝卜和洋葱，系宋元时期从西域传入，在元时在大江南北已有广泛种植。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曰：胡萝卜，“元代始自胡地来，气味微似萝卜，故名”。《本草纲目》卷二六《菜部·胡萝卜》。
五代宋元时期对肉类和水产保存和加工，仍沿用腌、腊、糟等方法，但技术已比过去有所发展。南宋时临安城内。已有不少“下饭鱼肉鲞腊等铺”，如石榴园有倪家鲊铺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铺席》。；当时市上出售的“鲊”有胡羊、兔、糟猪头、腊肉、鹅鲊、玉板鲊、黄雀鲊、银鱼鲊、鲞鱼等。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肉铺》、《鲞铺》。在广南一带，“以鱼为鲊，有十年不坏者。其法以瞿及盐、面杂渍，盛之以瓮。瓮口周为水池，覆之以碗，封之以水，水耗则续，如是故不透风”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老鲊》。其技术已十分先进。
对蔬菜的保存和加工，主要采用了腌渍方法。如北宋时开封夜市中即有辣脚子姜、辣萝卜、咸菜、梅子姜、莴苣、笋、辣瓜儿等出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州桥夜市》。南宋临安市中则有姜油多、薤花茄儿、辣瓜儿、倭菜、藕鲊、冬瓜鲊、笋鲊、茭白鲊、糟琼枝、莼菜笋、糟黄芽、糟瓜齑、淡盐齑、鲊菜、醋姜、脂麻辣菜、拌生菜、诸般糟淹、盐芥等出售。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菜蔬》。
据传为西汉淮南王刘安发明的豆腐，至宋，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汉族人民喜爱的食品之一。北宋寇宗《本草衍义》载豆腐制法曰：“生大豆……又可磑为腐食之。”磑即石磨，即以磑将大豆和水磨成腐浆而食。元郑允端《豆腐赞》诗曰：“磨砻流玉乳，煎煮结清泉，色比土酥净，香逾石髓坚。味之有余美，五勿与传。”记述了水磨、前煮、自淀凝固的方法。宋代古籍中，谈到豆浆、豆腐、豆腐乳等豆制品的史料很多，如僧赞宁《杨类相感志》曰：“豆油煎豆腐有味”；陈达叟《西心斋蔬食谱》曰：“豆腐条切淡煮，蘸以五味”；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则有蜜渍豆腐、面筋的记载；《梦粱录》则载有血藏豆腐、螺狮煎豆腐；林洪《山家清供》载有芙蓉花掐去心、蒂，加胡椒、姜末调制豆腐的“云霞羹”；有杂以香榧子、葱油、酱料等烹制的“东坡豆腐”等。黄金贵：《饮食园圃中的国色天香——豆腐》，《文史知识》1991年第2期。元代，王桢《农书》里讲：“大豆为济世之谷，可做豆腐、酱料”。
3．俗重烹饪
从文献记载的各种食点菜肴看，宋元时期的烹调方法已十分丰富，有氽、蒸、炒、烤、脍、腊、焙、煎、腌、烧、糙、炙、冻、蜜、托、签等20余种。烹调技术日趋精湛，象鱼就有30多种作法，羊也有20来种作法。烹调佐料也很多，除盐、酒、醋、糖、蜜、奶、姜、芥末、辣椒及花椒等香料，还有豆豉、酱。
食品的制作技艺，宋代也达到极高的水平。如宋高宗亲幸大将张俊府的御筵，为我们提供了中国今存最早的御筵清单。其中光是“下酒十五盏”就是三十道菜，如“第一盏”是“花炊鹌子、荔枝白腰子”，“第二盏”是“奶房签、三脆羹”，“第三盏”是“羊舌签、萌芽肚眩”。此外，还有炒白腰子、炙鹌子脯、润鸡、润兔等“插食”，周密：《武林旧事》卷九。真可谓是山珍海味，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此外，象当时社会流行的名馔“雕花蜜煎”，用杨梅、冬瓜、金桔、鲜姜、嫩笋等，雕成甜酸的花梅球儿、清甜的蜜冬瓜鱼、微辣带甜的花姜，且在金桔、枨子、木瓜上雕出花及大段花、方花，青梅上雕出荷叶儿等。当时在一条三尺的冬瓜上，可以雕出假山、龟、鹤、寿星、仙女，异常精妙。当然这类高级花样食品，只有王府贵第才能享受。但从东京食肆上有雕刻的“花瓜”和用油面糖蜜造成的“笑靥儿”果食等肴馔看，烹制精细的美味佳肴已开始走向民间社会。伊永仑：《宋代城市风情·诸食饮食诸食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宋代佛教盛行，佛徒众多，素食流行，素食荤做的烹调技艺，已基本成熟。如素蒸鸭，系“蒸葫芦一枚”；玉灌肺，以真粉、油饼、荥麻、松子、核桃、莳萝为原料，加“白糖（饴）、红曲少许为末，拌和入甑蒸熟，切作肺样”；假煎肉，“瓠与麸薄切，各和以料煎，麸以油浸煎，砖以肉脂煎，加葱、椒、油、酒共炒”林洪：《山家清供》。从文献记载看，当时冠以“假”字的形象菜，如常二腰子假炒肺、假团圆燥子、油惵假河鲀、江鱼假虫咸、虾蒸假奶、小鸡假花红清羹、小鸡假炙鸭、五色假料头肚尖、假炙江瑶肚类、假熬鸭、野味假炙、假炙鲎枨、假熬蛤蜊肉、假淳菜腰、假炒肺羊熬、下饭假牛冻、假驴事件、假蛤蜊、假熬鸭等，均系以面筋、豆腐、山药和菇类等全素食为原料，巧制而成。这类“假荤菜”，出现在一般市民均可进入的食店里，足以标志着南宋的烹饪手段和技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4．果品日丰
五代两宋时果品的数量、质量和品种都相当丰富。北宋西京洛阳的桃有冬桃、蟠桃、胭脂桃等30种，杏有金杏、银杏、水杏等16种，梨有水梨、红梨、雨梨等27种，李有御李、操李、麝香李等27种，樱桃有紫樱桃、腊樱桃等11种，石榴有千叶石榴、粉红石榴等9种，林檎有蜜林檎、花红林檎等6种。周叙：《洛阳化木记》，《说郛》卷二六引。在南方沿海的台州，其水果品种包括梅、桃、李、杏、梨、莲、安石榴、枇杷、橘、金柑、橙、朱栾、柚、杨梅、樱桃、林檎、葡萄、栗、榛、椎、银杏、枣、柿、杨桃、瓜、木瓜、榧、菱、芡、荸荠、藕、甘蔗、葛、茨菰等。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六。福州出产的果品有荔枝、龙眼、橄榄、柑橘、橙子、香橼子、杨梅、枇杷、甘蔗、蕉、枣、栗、葡萄、莲、鸡头、芰、樱、木瓜、瓜、柿、杏、石榴、梨、桃、李、林檎、胡桃、柰、杨桃、王坛子、茨菰、菩提果、新罗葛等。《淳熙三山志》卷四一《果实》。
宋代名果，北方有语儿梨、凤栖梨、金凤梨等，“最佳者鹅梨，江南所产大不及”；大原产的葡萄“名重天下”；福建兴化军的“陈紫”为荔枝中的极品蔡襄：《荔枝谱》。；广西诸郡的“龙眼”，“大且多肉，远胜闽中”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八《荔枝圆眼》。此外，岭南名果尚有石栗、龙荔、木竹子、冬桃、罗望子、人面子、乌榄、方榄、椰子、蕉子、芽蕉子、红盐草果、菠萝蜜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果》。
五代宋元时期设酒筵待客，都要铺陈果品。果品的进食，往往是饭前。宋高宗亲幸大将张俊府中的御筵“节次”，最初是“进奉”干果、“雕花蜜煎”、“砌香咸酸”瓜果、“切时果”和“时新果子”等，然后再进菜“下酒”周密：《武林旧事》卷九。这种习俗在《水浒》中也有所反映。
宋元时期果品除鲜吃外，大多制成干果保存，如荔枝、圆眼、香莲、梨肉、枣圈、林檎之类皆有干果；另外，也有腌渍成各种蜜饯、砌香、珑缠的，如蜜冬瓜鱼儿、雕花金橘、雕花枨子之类“雕花蜜煎”，香药木瓜、砌香樱桃、砌香葡萄之类“砌香咸酸”和荔枝甘露饼、珑缠桃条、酥胡桃、缠梨肉之类“珑缠果子”等。《荔枝谱》介绍荔枝的加工技术有：一是红盐，“以盐梅卤浸佛桑花为红浆，投荔枝渍之。曝干，色红而甘酸，可三四年不虫”；二是白晒，用“烈日干之，以核坚为止，畜之瓮中，密封百日，谓之出汗”；三是蜜煎，“剥生荔枝，榨出其浆，然后蜜煮之”。
5．“凉水”和汤饮
五代两宋时期的饮料除茶、酒之外，宋代出现了许多消暑的冷饮，俗称凉水。常见的饮料，北宋时有甘草冰雪、凉水荔枝膏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南宋时有甘豆汤、椰子酒、豆儿水、鹿梨浆、卤梅水、姜蜜水、木瓜汁、茶水、沉香水、荔枝膏水、苦水、金桔团，雪泡缩脾饮、梅花酒、五苓大顺散、香薷饮、紫苏饮等周密：《增补武林旧事》卷八。从名称上看，有的当属药物饮料。
元代饮料进一步丰富，从文献记载看，不少是强身健体、滋补营养的疗膳饮料。《饮膳正要》载有五味子汤、人参汤、仙术汤、杏霜汤、四和汤、枣姜汤、茴香汤、破气汤、白梅汤、木瓜汤、桔皮醒醒汤等多种《饮膳正要》卷二。《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易牙遗意》等也载有不少疗膳饮料。如须问汤，“半两生姜（干用）一升枣（去核干用），三两白盐（炒黄）三两草（甘草，去皮），丁香木香各半钱，约量陈皮一处捣（去白），煎也好，点也好，红白容颜直到老”；御方渴水，以“官桂、丁香、桂花、白豆莞仁、砂仁（各半两）、细曲、麦曲（各四两，右为细末），用藤花（半斤）、蜜（十斤，炼熟）。新汲水六十斤，用藤花一处，锅内熬至四十斤，生绢滤净，用小口瓮一个，生绢袋盛前项七味下入瓮，再下新水四十斤并已炼熟蜜，将瓮口封了。夏七日，秋春七日，冬十日熟”；香橙汤，以“大橙子（二斤，去核，切作片子，连皮用）、檀香末（半两）、生姜（一两，切半片子，焙干）、甘草末（一两），右二件用净砂盆肉碾烂为泥，次入白檀末、甘草末，并和作饼子，焙干，碾为细末，每用一钱，盐少许，沸汤点服”，如此等等。
6.“点茶”和“茶会”
宋元时期，饮茶习俗达到鼎盛阶段，不分城乡，不论老幼，饮茶之风已影响到每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宋徽宗《大观茶论》曰：“天下之士，励志清白，竞为亲暇玩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虽下士于此时，不以蓄茶为羞。”元曲《玉壶春》曰：“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可见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已据重要地位。
宋元时期饮茶习俗比之唐代，已有了许多新的内容。首先，宋元时期除饮用传统的茶品外，又出现了许多新的茶品种。如福建建州茶，在陆羽的《茶经》中尚未入品，到宋时才大放异采。建州进贡的龙凤团、小龙团，被视为茶中珍品，“既蒸而研，编竹为格，置焙室中，最为精洁，他处不能造。有龙凤、石乳、白乳之类十二等，以充岁贡及邦国之用”。《宋史·食货志》。苏轼《寄周安孺茶》诗赞之曰：“小龙得屡试，粪土视珠玉”，“贵人自矜惜，棒玩且缄椟。”此外，宋代江南西路和荆湖南、北路出产的片茶“仙芝、玉津、先春、绿芽之类”，淮南、江南、荆湖等路出产的散茶龙溪、雨前、雨后等品，及及四川“广汉之赵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顶”《宋史·食货志》。等，皆为当时名茶。同时，北宋时已出现花茶。蔡襄《茶录》曰：“茶有真香，而入贡者微以龙脑和膏，欲助其香。建安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若烹点之陆，又杂珍果香草，其夺益甚。”到了元时，更是出现了金子茶、范殿帅茶、紫笋雀舌茶、川茶、藤茶、夸茶、燕尾茶、枸杞茶、香茶、玉磨茶、炒茶、兰膏、酥签等茶品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二。
其次，宋元时期除沿习唐代“淹茶”法外，又创造了“点茶”法。唐代“淹茶”法，是一种碾饼成粉，煎煮去沫的饮茶方法，煎时十分讲究水质。点茶，以沸水冲泡，即今之泡茶，这是宋代新出现的饮茶习俗。《梦粱录》载曰：“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或朔望日如遇凶吉二事点送邻里茶水，倩其往来传语耳。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乞觅钱物。”吴自牧：《梦粱录》卷六。这里所说的点茶就是用开水沏茶。陆游《安国院试茶》诗曰：“我是江南桑苎家，汲泉闻品故园茶。只应碧缶苍鹰爪，可压红囊白雪芽。”自注云：“日铸（绍兴日铸山）则越茶矣，不团不饼，而曰炒青，曰苍鹰爪，则撮泡矣。”可见，茶的炒青技术和冲泡方法南宋时已出现。到了元代，点茶法进一步推广，《饮膳正要》载曰：兰膏，“玉磨末茶二匙，头曲酥油同搅，沸汤点之。”酥签，“金字末两匙，头曲酥油同搅，沸汤点之。”此外，唐代以姜、盐煎茶的习俗，宋时已弃而不用，苏轼《东坡志林》曰：“唐人煎茶用姜”，“又有用盐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辄大笑之”。苏轼：《东坡志林》卷十。
再次，宋代饮茶不再是单为止渴、醒睡、待客清谈，而且已发展出各种形式的“茶会”、“茶宴”、“茶百戏”和“斗茶”等活动。朱彧《萍州可谈》载曰：“太学生每略有茶会，轮日于讲堂集茶，无不毕至者”朱彧：《萍州可谈》卷一。茶会中往往有一种叫茶令的游戏，与酒令类似。宋王十朋曰：“予归与诸友讲茶会，每会茶指一物为题，各举故事，不通者罚。”《梅溪文集》前集卷四。斗茶，属评选鉴别茶的活动，借以比较茶的优劣。斗茶时不仅要看茶的好坏，也讲究用水。宋人以煎出的茶水呈白色为上等，若碧绿者，皆为常品。斗茶时要比泡沫溶化在茶杯上留下水痕的早晚定胜负，“水痕先者为负”蔡君谟：《茶录》。喝茶已成为宋带幽士逸夫的一种闲情雅趣。
7.烧酒出现
五代宋元时期，酒也是消费量很大的饮料。当时的酒可分黄酒、果酒、药酒和白酒四大类。黄酒以谷类为原料，“凡酝用粳、糯、粟、黍、麦等及曲法酒式，皆从水土所宜”《宋史·食货志》。由于宋代南方经济的发展，糯米已取代黍秫等杂粮，成为主要的造酒原料。宋元代果酒包括葡萄酒、密酒、黄柑酒、椰子酒、梨酒、荔枝酒、枣酒椹子酒等，其中以葡萄酒的产量较多，《五总志》曰：“葡萄酒自古称奇，本朝平河东，其酿法始入中都。”元时，山西安邑葡萄酒已成朝廷贡品。史书载曰：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六月，“敕平阳路安邑县蒲萄酒毋贡”《元史·世祖纪》。可见，此前一直进贡。药酒有酴酒、菊花酒、海桐皮酒、蝮蛇酒、天门冬酒、葛蒲酒、紫苏子酒、地黄酒、枸杞酒、麝香酒、虎骨酒、五加皮酒等，约近百种。白酒当时称之曰蒸酒、烧酒、酒露、阿刺吉酒等。阿刺吉，为阿拉伯语，意为汗、出汗，可见系蒸馏而成。至迟在元代中期，阿刺吉酒已出现在宫廷中，《饮膳正要》载曰：“阿刺吉酒，味甘辣，火热，有大毒，主清冷坚积，去寒气。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刺吉”《饮膳正要》卷三，《米谷品》。到元代后期，白酒已在民间传播。许有壬《咏酒露次解恕斋韵》曰：“其法出西域，由尚方达贵家，今汗漫天下矣”《至正集》卷一六0。
宋时各地的名酒，有北京大名府的香桂和法酒，南京应天府的桂香和北库，西京河南府的玉液和酴釄香，相州的银光和碎玉，定州的中山堂和九酝等。宫中则有“蔷薇露”，宋孝宗时，“禁中供御酒，名蔷薇露，赐大臣酒，谓之流香酒”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下。到南宋晚期，着名酒品还有如军队殿前司的凤泉、浙东提举常平司的爰咨堂、浙西提举常平司的皇华堂、江东转运司的筹思堂、苏州的双瑞、越州的蓬莱春等，都由官府生产。又有秀王府的庆远堂、宋高宗吴后家的蓝桥风月、宋宁宗杨后家的清白堂等，属达官贵人家酿造。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诸色名酒》。
三、居住风俗
宋元社会居室有制，居住风俗的礼制性特征明显。当时朝廷对人们的居室规模、式样甚至称呼等都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如宋代规定“臣庶室屋制度”曰：“宰相以下治事之所曰省、曰台、曰部、曰寺、曰监、曰院，在外监司、州郡曰衙”，“私居，执政、亲王曰府，余官曰宅，庶民曰家”；“凡公宇，栋施瓦兽，门设梐枑”，“六品以上宅舍，许做乌头门。父祖舍宅有者，子孙许仍之。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庶人舍屋，许五架，门一间两厦而已。”《宋史·舆服志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