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国家禁酒，卖酒的地方要有执照，买酒的人要有配额。但是为了欢迎我们的到来，胡哥还是准备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弄点酒水搞个接风宴。幸好胡哥开着餐厅，手上正好有配额。在缴纳完各种保护费之后，我们驱车来到了一个仓库模样的建筑前，两扇大铁门只开了一个小缝，然而走进去却完全是另外一片天地。这里和欧洲的超市比起来毫不逊色，各色各样的红酒、洋酒、饮料、零食摆满了货架，让我们十分怀疑究竟身在何处。
我和张源一人挑了瓶可乐走了出来，胡哥依旧在仓库中挑选着自己所需。
我是一个文字记者，因为爱成天背着一个相机，所以总被人误认为是摄影记者。这次到索马里能选中我，我相信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我对摄影的热爱——我至少能当半个摄影使唤。走出仓库，门外站着几个黑人青年，目光随着我们的脚步移动着，我注意到，他们一直盯着我的相机。
“来几张？”我把镜头对准了他们，于是他们嘻嘻哈哈地聚集在了我面前。我发现，但凡这个年纪的人，不分国籍人种，就没两个不喜欢使坏的，总有人会恰到好处地在我按下快门的同时，往他朋友脸上伸出一根中指……好吧，如果他们是中国人，一定会和我成为好朋友的。
我拍完的时候，胡哥也抱着箱子走了出来，“好消息，今天晚上有个新疆的艺术团到这里访问演出，刚刚大使馆的人打电话叫我去拿票。”
什么事都给我们遇上了。
作为一个娱乐记者，我看过太多太多的演出，但是这一场一定是最特别的。演出是在一个叫做“人民大会堂”的地方举行，充满了中国特色，因为这里就是中国人援建的，出席演出的除了当地头头脑脑之外，还有中国大使，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活生生的大使，我很激动。同样激动的还有吉布提人，当地的文化娱乐极度匮乏，所以当我们在那个大会堂前拍摄“到此一游”的时候，很多人都跑过来问我们有没有票，在他们看来，这是中国人的演出，中国人就一定有票。
亏得我没票，否则吉布提就会多了一种叫做黄牛的职业。
演出属于国际交流的性质，在开演前有一个奏国歌的仪式，我承认，我被深深地雷到了，因为给中国国歌伴奏的竟然是手鼓和一些说不出名字的非洲乐器，边上竟然还有非洲合唱团在配和声。很可惜，我当时忙着拍照，没能用手机录下来。
回到酒店的时候差不多九点，我讨厌这个时间，因为酒店九点的会让读者读起来很拗口，他们会骂我的。但是我敢非常肯定地说这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因为如果当他们接下来一口气把这一段读完并且到处拼命寻找标点特别是那些看书喜欢念出声来而不仅仅是看的人的话我想大约他们一定会原谅我刚刚犯下的这个小小的错误但是他们一定会打我了。
我们住的是一个靠海的房间，二楼。我不大喜欢这样的位置，如果来海啸的话基本上就跑不掉了，而且窗户是封死了的，没办法直接从房间里跳进海里去。即便是没有封死也跳不进去，楼下是个小花园，像这种地方一般都会种点仙人掌什么的。如果张源跳下去的话，那么花园里就会多一朵小菊花，然后慢慢绽放成为向日葵。不过，我依然能从窗户的缝隙里闻到一点点的咸味，以及听到一些波涛的声音，颇有几分三亚的感觉。
张源躺在床上给家里打电话，用的家乡话，好像是说他妹妹什么的。他妹妹在北大，据说色艺双绝，我们不少兄弟都以能成为张源的妹夫为荣，但是他妹妹就像永远生活在传说中的仙女，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根据张源的双绝我们推测，除非是发生了基因突变，否则他妹妹双绝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我们都看不到多大的前途。但是童沁说了一句公道话：“也有可能他爸妈藏私，把精华都留给了他妹妹。”这话我们没让张源听到，当着面揭人伤疤这种事只有禽兽才干，我们一般都在背后揭揭就算了。
但是想起来，似乎我还没和家里报个平安，于是一个电话打回家里。让我感到愤怒的是，电话居然还没有人接，我老妈一定又去忽悠别人跳舞骗外快去了，我放弃了打老头子电话的企图，他的手机基本上是当传呼机使的。偏偏他对手机这种科技产品还情有独钟，如今已经收集了不下五个各种年代、各种型号的，我怀疑很多年后的一天当他会突然把我叫到身边，然后掏出来一个神秘的小盒子，上面还挂了一把古色古香的锁，然后颤巍巍地对我说：“孩子，我们家没什么钱，这点东西，就是爸留给你的，以后，你再给你的孩子，一代代传下去。”打开一看，一盒子的古董手机，其中还有俩山寨的。都是我在上海给他买的。他对山寨机的热爱已经到了一种境界，已经让他足以无视诺基亚的存在了。
终于，张源挂了电话，我把他拖着，去了大堂吧。
“明天去蜈支洲吧。”我指着窗外，海的那一头，“听说那里可以潜水，还有最新鲜的海鲜。”
张源愣了一下，然后又给我一嘴巴。
如果说汶川是我和张源结识的开端的话，我和他的故事在三亚得到了升华。所有参与了奥运报道的记者编辑得到了一个共同的假期，去了三亚旅游。在那三天时间里我们喝遍了大排档上能找到的三种啤酒，也就此建立了坚定的无产阶级酒友关系。次年，我们一起当上了首席记者，还有一个首席摄影，陈征。陈征是一个执著的人，他不会游泳，去三亚的时候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会，于是每天天不亮就跑海里去泡着，抱着一个橙红色的漂浮球。等到我们中午起床下海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晒得和漂浮球没什么区别了，活生生一只煮熟的大龙虾。他不理会我们的笑话，冷静地说：“想红，是要付出代价的。”
“你说，我的行李能找回来吗？”我说了，我从来不当面揭人伤疤，但是他既然自己提出了如此变态的要求，我也没办法。
“我记得区楚良是第二天就拿回来了。”我安慰他。
“那你的意思是我明天就能拿回来？”
“你不能指望吉布提人民的觉悟和意大利人一样高。”
“那要后天？或者我们到了索马里以后？”
“我的意思是……明年能找到就不错了。”
我们的对话总是会以一阵鸡飞狗跳作为段落终结，边上几个正装笔挺的老外看着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状况。
张源说，想去军港看看，我也想。下午在胡哥家里，他给我们看了一家子在吉布提军营里拍的照片，装甲车坦克什么都有，还有传说中打飞机专用的高射炮。任何男人对于武器都有一种天生的热爱，前提是，当它们没有拿在你敌人手里的时候。他答应第二天去帮我们问问是不是开放日。
对于一些有一定地位的当地人来说，军营是友好而又开放的。但是大多数的时候，军营毕竟是军营，更多时候那里是危险的。法国的海外兵团、美军基地、欧盟部队的沙漠训练基地，无处不是荷枪实弹。甚至每次在接近美军基地之前，都会接到胡哥善意提醒：“把相机收起来，小心被当做间谍给突突了。”这样的情况并非没有发生过，之前的某个深夜，习惯了四处闲逛的吉布提人，摆弄着收音机，慢慢走近美军基地，黑暗中，收音机的指示灯忽闪忽闪。美军卫兵提出了警告，却被这个当地人忽略。他抱着收音机在黑暗中坐了下来，结果……他被突突了。据当地人说，这样的情况，不只发生过一次。
说实话，我不大记得那天晚上我和张源都聊了点什么了，时间过去太久。其实这也和时间没多大关系，这只能说明我们当天的谈话实在是很没营养，时间很倒霉。
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得很早，五点不到就已经梳洗停当，胡哥的车已经准时等候在酒店门外。因为航班原因打乱了我们的采访计划，吉布提和索马里接壤，我们决定先到边境先上去看看，那一边，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我们得在天亮之前回来。”胡哥跟我们说，“虽然这边不算什么正规的国家。”这话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但是因为有大量的索马里难民越过边境逃到了这边，所以政府对这个问题还比较重视，天一亮就开始设卡。”原来这就是所谓的重视。其实，现在的索马里难民数量已经远不及以前，但是由于吉布提的情况较为稳定，就业与赚钱的机会也多，一些索马里北部居民会偷渡入境，但一被吉布提的宪兵队发现，一般都会处以约合人民币40元-80元的罚款，随后将其遣返索马里领土。当然，如果你脑子足够灵活的话，你可以直接把这笔钱作为贿赂，直接塞给宪兵，偷渡入境。前文我们所说过的和当地妇女结婚则是另外一种“合法”逗留的途径，前提是，你依然要先偷渡进入吉布提。
胡哥的语言能力已经算不错，现在会讲中文、法语、吉布提语，但是越靠近边境地区，讲索马里语的人就越多，所以我们还另外聘请了一个本地人作为翻译，由他把索马里语翻译成吉布提语，再由胡哥翻译成中文。四个人一台车就这么出发了。
从市中心出发去边境，仅仅有22公里的路程，行程中，我终于体会到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世界上本来是没有路的，走的人多了，自然就有了路。越野车奔驰在荒芜的戈壁上，中间一条不足五米的泥土印子便是公路，可能这才是真正的马路，给马走的路。20多公里的距离，我们走了接近一个小时。我们是一路向东的，天空从头顶的黑色渐渐过度成了远处的深蓝色，再慢慢变成了天边透着一丝红色的浅蓝色，到达边境的时候，日出已经不远了。
吉索边境的哨所就在我前方200米的地方，似乎只有吉布提这一侧的，索马里并没有设卡。似乎也确实没有这个必要，谁会没事偷渡到吉布提去？我们停了车，熄了灯，我提着相机静静地走过去。
很近了，我站在了离哨所不到100米的地方。
“嘿！什么人！你们在这里干什么！”我猜测，当时那个人冲我说的话大意如此，接下来是：“不许动！再过来我就开枪了！”
正当我准备举起相机的时候，从哨所的房子里走出来一个黑人，当然，在这种天色下，什么人都是黑的，除非他是超人。我依稀可以看见他端着一支步枪，枪口正对着我的方向。我茫然地站在了原地，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而这个时候，胡哥飞速地从我身后冲了上来，他高举着双手，不停说着什么，同时，向导也高声地喊着，两人一个粗犷一个见礼的嗓门，在吉布提凉爽的早晨里，好像一曲并不那么动听的二重奏。
“我们马上回去，他们不让我们接近边境。”胡哥一边拉我，一边说。
我们后退的时候，向导开始往前走，一边解释我们是来自中国的记者，只是想拍几张照片。但是这没有得到士兵的谅解，相反，他慢慢把抢抬了起来。
“上车！”胡哥一把拉着还在边上看戏的张源，打着了火，而向导则飞奔了回来。躲在车上，我悄悄按下了快门。
“不行，照片不行。”我看了看，跟胡哥说。我们的车缓缓向后倒去，“我甚至都没有拍到索马里的土地。”
“有什么好拍的呢？还不是跟这边一样一样的，戈壁，上面零零碎碎地长了些树丛。”
“那么我们躲远一点再拍几张吧，我再试试。”
就这样，我们把车向着来时的方向开出了几百米，停在了一大丛灌木的后面，我爬上车顶，换上了焦距400mm的镜头，从取景器里看去，一轮红彤彤的太阳正从地平线上升起，边境哨所小小地隔在前面，在哨所的前面，还有一个黑影，我半按快门对了下焦，嗯，应该是刚刚呵斥我们的那个士兵，他正做着和我几乎一样的动作，手上平端着枪，也瞄着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