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转折，一方面废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后党和国家工作徘徊前进的局面；另一方面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从而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强国之路。
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党和国家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当时，九亿中国人民面对十年动乱造成的深重灾难，迫切要求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但是，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少数中央主要领导人，却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由此形成一股妨碍拨乱反正的阻力，造成了伟大历史转折实现之前党和国家工作步履维艰、游移不定的徘徊局面。
一、“文革”结束时的国际国内形势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党内外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迅速医治动乱创伤，改变国家面貌。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既为我们实现这个要求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又使我们不得不在转折伊始，先要面对十年动乱造成的深重灾难和严峻局面。
就国际政治形势而言，70年代末，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虽然仍在继续，但其实力对比和战略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在1975年的印度支那战争失败之后，为确保战略重点，着重加强了对西欧的防务。与此同时，苏联随着其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明显增长，虽然称霸世界的野心急剧膨胀，在远东地区派驻重兵，威胁远东安全，支持别国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在中越边境制造事端，但其战略重点仍放在欧洲，仍放在和美国相抗衡。总之，美苏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对峙，基本上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一定时期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这就为刚刚从长期政治动乱中走出来的中国集中力量从事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了较长时间的和平的国际环境。
就国际经济形势而言，当中国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被拖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的时候，以原子能、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发展利用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已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兴起，并且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面貌。尤其是与中国毗邻的日本，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号经济大国；中国大陆周边的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也已发展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地区和国家，被称作“亚洲四小龙”。而此时的中国，面对身边发生的重大变化，颇为自己浪费的时间和蒙受的损失感到痛惜。本来是在经济、技术、文化异常落后的基础上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过近30年的艰苦奋斗，国家面貌已经大大改观，但此时不仅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没有缩小，而且同周边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显得大大落后了。在这样的形势下，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已经成为时代的使命，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就中外关系而言，虽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的外交工作曾一度受到冲击，但在中后期，却打开了新的局面，取得了重大突破。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从此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得到普遍承认。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中美关系进入新的时期。在此前后两年的时间里，中国与90多个国家建立和恢复了外交关系，国际环境趋于正常化。70年代后半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内外市场骤然缩小，生产设备大量闲置，他们强烈希望能够扩大与中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往来，由此打开中国市场，转嫁国内危机。至于中苏关系，虽然在整个70年代都无明显改善，但中苏边界谈判一直在进行，中国顶住了苏联强大的军事压力，长期保持住了边界的相对平静。与此同时，中日邦交实现了正常化，双边交往日益密切，贸易总额逐年上升。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参与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参与到广泛的国际事务中，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就国内形势而言，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党和国家所面临的是十年动乱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百业待兴，冤案成堆，问题成山，就是当时中国的准确写照。
从经济上看，十年动乱造成国民生产总值的损失达5000多亿元，国家财政状况严重恶化，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在农村，许多地方出现了“辛辛苦苦干一年，只够柴米油盐钱”的状况；在城市，职工的人均收入十年间不仅没有增加，反而由1965年的625元下降到1976年的605元。
从政治上看，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特别是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相继肆虐，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受到残酷迫害，留下了大批冤假错案。十年间，全国17.5%的国家干部曾被立案审查过，其中中央国家机关副部级以上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中，被立案审查的就高达75%；仅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列举的受诬陷、迫害的就有729511人之多，迫害致死的达34800多人。落实政策的任务极其繁重而艰巨。
从思想理论上看，林彪、“四人帮”一伙十年来肆意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严重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导致教条主义盛行，唯意志论和形而上学猖撅。同时，长期的“左”倾思想和个人崇拜，也深深地影响着广大干部和群众，造成不少人思想僵化，不能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加之“文革”中倡导“造反有理”，盛行“大民主”和无政府主义，这也对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所有这些，都严重削弱和干扰着党的领和人民民主专政。
从科教文艺上来看，这些方面更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由于林彪、“四人帮”提出教育战线“两个估计”论和“文艺黑线专政”论，全国绝大部分学校、科研院所、文教机关和群众艺术团体不能正常运转。他们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九亿人民只能看几出样板戏，只许听有限的革命歌，文化生活极其单调贫乏。与此同时，他们把数百万的知识分子从整体上列入了“臭老九”的另册，给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教授、作家、艺术家等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致使其中不少中华民族的精英因此而含冤于九泉之下。
上述各方面的情况都表明，我们在走向新时期之初，必须首先集中精力，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场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彻底清算他们的罪行，分清理论上、路线上和方针政策上的大是大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拨乱反正，及早走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
二、拨乱反正中遇到的困难
面对国际形势提供的新的机遇和挑战，顺应广大人民群众集中力量、搞好现代化建设的强烈要求，从1976年12月开始，中共中央连续三次批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罪证》材料，发动了一场亿万人民参加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由此拉开了伟大历史转折前拨乱反正的序幕。
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人们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倾错误也是党的工作出现失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迫切要求纠正这种错误，恢复党的正确路线和优良传统。这种要求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集中表现在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和给天安门事件平反两件事上。但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却背离人民的意愿，采取了继续坚持“左”倾指导思想的错误态度。在粉碎“四人帮”不久的1976年10月26日，他在听取宣传口汇报之后，针对广大干部群众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一事，明确表态：1.要集中批判“四人帮”，连带批邓；2.“四人帮”的路线不是极左，而是极右；3.凡是毛主席讲过的话，点过头的事，都不能批评；4.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这就是华国锋同志“两个凡是”思想的最初表露。
1977年1月8日，全国各地又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悼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群众性活动，并再度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和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对此，华国锋同志采取了压制态度，并且指示写作班子把他的“两个凡是”的思想写进为他准备的一个讲话提纲里。这样，在1月21日的讲话草稿中，就出现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的言词。1月25日，中央宣传口的一位负责人传达华国锋同志的意见说：要写篇社论，把人们对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扭转开来。还说，现在的矛头对着谁呀，是对着党中央的。要引导大家学习文件，不谈这些问题。根据华国锋同志的这个意见，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社论认为：“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社论针对性极强地表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它在当时以最具权威的中央“两报一刊”社论的形式出现，明白无误地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这是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主张和意见，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华国锋同志对待人民群众要求拨乱反正的呼声、以至治理整个国家的态度和方针：一切都不允许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党和国家还要按以前的路线走下去。
“两个凡是”的方针出台后不久，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强调，要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充分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完全必要性，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在对待天安门事件问题上，他不仅继续认定是“反革命事件”，而且还指责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是完全错误的。在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上，他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为了论证继续批邓的必要性，他硬把邓小平的工作问题同“四人帮”余党妄图翻案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联系到一起说：“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等等。他再次要求全党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两个凡是”方针的推行，使全国迈向新时期伊始又出现了徘徊不前的局面。
首先，恢复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受到了阻碍。按照“两个凡是”，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难以出来主持工作，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大量冤假错案得不到及时的平反昭雪，人民群众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尚无法调动起来，整个社会仍然处于沉闷的氛围之中。
其次，原有的个人崇拜得到维护，新的个人崇拜不断加强。按照“两个凡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只能继续维护，不能有任何削弱，对于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也只能继续坚持，不能有丝毫动摇；与此同时，华国锋同志又凭借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和作为毛泽东同志指定接班人的合法资格，备加推行对他的个人崇拜，以期由此巩固他的领导地位，获得与这一地位相称的领袖权威。这样，1977～1978两年间，“英明领袖”、“统帅”等闪烁着神圣光芒的桂冠都戴到了华国锋同志的头上。“你办事，我放心”的条幅作为对联贴在了中国老百姓的门上，华主席的画像与毛主席的画像并排挂在了众多中国人的厅堂里，歌颂华主席、热爱华主席、忠于华主席、保卫华主席成为群众大会必选的标语口号。新的一轮个人崇拜初露端倪！
再次，国民经济恢复，出现“洋冒进”的新的失误。由于“两个凡是”的错误推行，党未能及时完成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致使在“文革”中表现得极为显著的经济建设中的“左”倾思想不但没有受到批判，反而以其更为强劲的作用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抬头，使这个时期的经济工作出现了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倾向。从1976年冬季开始，华国锋同志就提出要在4年内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1977年4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纲治国推进国民经济新跃进》，其中提出：“一个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具体阐述了华国锋同志提出的“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的观点，强调要“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争时间，抢速度，大大加快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步伐”。12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下达的《关于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中，又提出要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现代化，各个生产技术领域多数接近、少数赶上或超过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按照这个规划，到1985年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原油产量达到25亿吨，粮食产量达到4亿吨；规定十年中工业方面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有10个大型钢铁基地、8个大型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30个发电站等。这些显然都是不合实际的高指标。按照这个《纲要》执行下来，1978年的基建投资成为“大跃进”之后20年中基建投资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一年，大大超出了当时国力的允许范围，造成了国际收支中严重的逆差，进一步加剧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局面，加重了国家财政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