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通了一位在羊城某工地打工的朋友的传呼，他在电话里获知我想跟他一起去建筑工地上打工时，当即在那头乐得哈哈大笑：“我说石野呀，你在开什么玩笑呀，你是一个文化人，又是特种部队出来的，虽然一时找不到记者做，但你随便在广州找个什么工作都要比在建筑工地里强得多呀？你不要吃这苦头了，民工是什么，你还不知道吗？民工是最被人瞧不起最苦最累而又最危险的职业呀！如果不是出于无奈，我想这世界上还没有人真的会愿做民工……这样吧，我手头还有几百元钱，你先拿去花，以后等你做记者赚到了钱再还给我吧。”
朋友当然无法理解我的心情。我谢绝了他的好意。我现在就想找一家建筑工地做事。我不相信做一个建筑工地的民工也要找什么熟人。我携带着简单的行李，带着几本爱看的书，就坐车来到了白云区的新市镇。那个时的新市还没有现在这么繁华，正处于大兴土木阶段。这儿四处都是高高耸立的高脚架子，到处是轰轰烈烈的建筑场面。此时正是九月份，南国的天气还是炎热的时候。下车后，我随意拐入路边不远的一家机器轰隆的建筑工地。这里四处尘土飞扬，呛人的灰土卷着热风扑面而来。建筑工地的楼房已建了一半，几百个头戴安全帽的工人正在烈日下热火朝天地忙碌着。听说我是来找工的，几个满面灰土的民工操作四川口音说：“前面那个门口挂着木牌子的就是老板的办公室。”我来到那个用砖木搭起来的简易屋子，里面正有几个人在说话，其中一个留着短发的青年人看到我进来，连忙直起身子问我的来意。他个子不高，满面和气，穿着一件样式新颖的衬衫，领上满是黑乎乎的灰尘，尽管如此，他的前胸还打着一条红色领带。当他得知我是来这儿找工作做时，似乎有些惊讶，因为尽管我也是身体结实，肌肉发达，这个时候也被南方的太阳晒得黑乎乎的，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我不是那种在建筑工地干活的人。
我见他态度和蔼，立即把自己的经历和目前的情况做了一番介绍。他翻看了我的有关证件后，说：“瞧你这结实的肌肉，你有力气不用怀疑，只是这建筑工地的活儿，是最苦的，不是一般的人能受得了的……”我笑着说：“我也是从农村里出来的，现在又当了几年兵，什么苦活儿我都做过，以前我就做过泥工的学徒。什么样的力气活我都能做。”对方看到我这么大的决心，也不好再说什么，就递给我一支烟，与我攀谈起来。在交谈中，我打听到这位小个子老板姓罗，四川农村人，以前也是靠在建筑工地上做泥工为生，后来在广州的建筑工地里混的时间长了，也就认识了一些包工头和老板，自己就做起了小老板来。从事建筑的投资，动则是百万千万的，小罗当然没有这么多钱投资，但他从那些大老板手中承包一些活来干，自己再从家乡或外面找人来做，这样所得的钱远比卖力气来得多了。
我还了解到，这个建筑工地有大大小小的老板十几个，他只是其中专门负责粉刷内外墙的，比起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面做墙的泥工师傅，这儿还算是轻的活。如果在这儿做小工的话，一天也就15元钱，主要工作就是筛沙、运沙、和泥、提灰桶。每天至少工作10个小时，有时夜里还要加班。我问：“这儿什么样的活儿最累，什么样的活工资高？”罗老板挠了挠头皮，说：“在我们这种地方再多也多不到哪儿去呀，挣的都是一些苦力钱哟！要说最累的活儿，我看只有扛水泥了，一包水泥可是整整100斤呢？”我连忙问道：“你这里是计时工，还是计件工呢？扛一包是多少钱？”“这种活儿太累，都是计件的，扛一包水泥5角钱。”1包5角，10包5块，100包就是50元钱。如果我能扛上一个月，就可以挣到1000多元了。虽然累一些，可这样做挣的钱多，比起每天15元的计时工来说，强多了。尽管我此时不只是为了挣钱，但能多挣一分钱，对于我这穷光蛋而言终究是一件好事。我拍了拍胸部，对罗老板说：“你就让我扛水泥吧。你放心，人家能扛多少，我也能扛多少。”
就这样，我从当天下午开始，就在这家工地上扛起了水泥。当了几年兵后，我从保安到文员，从文员到保镖，现在又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靠出卖汗水和苦力的民工。
我本来就是农民，我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鄂东南大冶大箕铺的那个叫石应高的贫穷村子里。他们老实本分，任劳任怨，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在乡村劳作。从我懂事起，我就开始跟随着父母在土地上翻滚。我的出身和我所生活的环境早就决定了我从小就得吃苦耐劳的秉性。不说日晒雨淋的辛苦，不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其实早从十多岁开始，我就下地做农活；读高一那年，因为家中失火，使本来就贫困的家里更加一贫如洗，还欠下一大堆债，我只好辍学打工还债，为了生计不得不像村里的庄稼汉一样去出卖自己的苦力。
为了修缮被烧毁的房屋，家里欠下了一大笔的债，我只好辍学回家，四处打短工还债。也就是这年冬天，我和乡镇里100多名青年男女一起，背着行李来到了大冶梁子湖边的黄金湖乡的一家大型农场。这儿是大冶和鄂州市交界地，三面环水，湖水一望无际；空气新鲜，鱼肥菱美，有的是米饭吃。正像电影《洪湖自卫队》里韩英所唱的那样：“四处野鸭和莲藕，秋收满帆稻满仓”。这儿尽管水土资源丰富，环境清静，但路途遥远，交通偏僻，经济不发达，需要大量的劳力来耕耘。这儿有一个大型国营农场，有一万多名职工。后来地方有关部门为充分利用这儿的资源，就地取材，办起了一个占地近千亩的大型红砖厂。县里就从我们这个镇招了一批初高中毕业生，来这儿开发土地。刚开始时，据镇里的有关部门称，这个砖厂是国有的，可以农转非的，听说每月还有固定的工资和劳保福利，就像我们那时县城里的工人一样，生老病死都由国家包了。当时我们这些涉世未深的青年人就是冲着能吃上商品粮，能转为正式工人而来寻梦的。
几辆汽车把我们拉到这里时，就像当年城里的知青来到偏僻的乡里。一到农场，我们这些身体壮实的年轻人就受到了领导和职工的热烈欢迎。当分场的一位党委书记知道我能写会画，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后，很高兴地找我谈话，并任命我为红砖厂的团支部书记；那两个厂长看到我个子虽然不是牛高马大，但脸膛黝黑，浑身肌肉发达，是块做力气活的好料，当场任命我为制坯车间的主任，工资比其他职工每月要多30元钱，还可以独立睡一个房间。
这儿的泥土很好，大部分是红色的，一眼望去，满眼是红土地，很是好看。这红砖厂有两个车间，一个叫制坯车间，一个叫烧成车间，顾名思义，制坯车间主要是挖土运土，然后用机器将这些用水和匀的土送到制砖机里制成一块块的红砖坯，然后用人工将这些制成的砖坯码成垛子，上面盖上厚厚的稻草，等风吹干后，再送到烧成车间；烧成车间是专门负责看炉火烧成砖的，我们把风干的砖坯送到煤窑里面烧制，3天3夜（当然还得看火候）后，那土色的砖坯子就成为了磕磕响的红砖了。制作过程看起来很简单，但要想将一砣泥制成合格的红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每天顶着烈日，指挥着我的那一批老乡们挖土，抽水，踩泥，将一车车上好的红土用板车拖到卷扬机中加工成均匀的泥，然后再加工成一块块的红砖。砖成型后，要马上拉到外面早就做好了的土垛上一排排的码好，砖与砖之间，既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太紧会使砖不容易风干；太松，又会使这尚未风干的砖垮塌下来。一排一排的码上几米高后，再在上面盖上稻草，以防太阳直晒，出现裂口而成为废品。
谁知，现实很快就打破了我们的梦想。我们辛辛苦苦地干了一个多月后，农场里却不按时给我们发工资。吃的伙食又差，做饭的人是厂长的亲戚，在做饭和买菜时经常做手脚，弄得我们这些人怨声载道，后来此事一直闹到农场领导那儿。由于这里工作实在太苦，那所谓的“农转非”原本就是子虚乌有。领到工资后，大家再也不想什么城镇户口了，都一哄而散，回到了各自的村里。
由于家中有着一大笔债等着要还，我赶紧又加入到铜录山、龙角山、冯家山等处的私营矿井中，做起了下窑底挑矿石的苦力。学过中国地理的人大都知道，地处鄂东南的大冶矿藏丰富，铜铁矿在全国居前列，遍布了星罗棋布的大大小小的各类矿物质，主要有金矿、银矿、铁矿、铜矿和铝矿，其中以铜铁矿最多。大冶铜录山镇的铜录山古铜矿遗址的发现和开掘，是世界冶金史上史无前例的大事。大冶的采矿冶炼技术时间之早、规模之大、技术之高，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因此，这儿的大大小小矿区随处可见。当时大冶除了国有的铜铁矿外，更多的是私营的小铜铁矿。就像河南山西那些地方的大小煤矿抢占国有煤矿一样，这儿的许多农民就自己投资或以乡镇的名义投资开采，所以在80年代，鄂东南一带山脉随处可看到轰轰烈烈的开采矿产的场面，到处可见满目疮痍的矿石。由于铜铁矿矿石的价钱远比煤矿高，如果机遇好能碰到品位高的富矿，那么老板就会一夜成为百万或千万富翁。正因为采矿的利润极大，所以许多唯利是图的老板常不顾工人的死活，只要测到哪儿有铜铁矿，都会恨不得马上把整个山脉掀开，把里面那些金光闪闪光彩夺目的矿石直接装到大车里。加了赶时间，他们常雇用远近农村里的青壮年劳力来炸石、采矿，拼命地往外拉矿。当然真正的高品位矿石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有时要横向纵向的挖掘开好多石头才能见到，有时挖了几个月也是一场空。这就更需要大量的劳力来完成这一浩大的工程。
对于那些从地底挖掘出来的石头或矿石，都要从深深的地底下运到地面上来。对于那些投资大的老板来说，即使是使用机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大多数资金不多而又不愿投资的小老板而言，更是一件头疼的事，而这一浩大的工程，往往都是靠人工像蚂蚁搬家一样，一点点地地底下搬出来。这也就为附近农村那些富余劳力提供了挣钱的机会。但由于下到地底下拉矿，危险性极大，生命如同悬在一根线上，稍有不慎都会命断地下，成为地下冤鬼，所以不是特别需要钱用的话，一般的农民是不大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的。
但为了早日还债，我还是选择了下矿井。我们在3000多米的地底下用铁丝做成的苑兜，挑着七八十斤重的矿石，从地下沿着那流着臭水、四处湿漉漉的碎石路，一步一个印，一步一串汗，像一条负重的老牛一样慢慢爬上来。我有时一天可以挑一吨多矿石，即使是这样，累死累活一天也就挣二三十元钱。每到夜晚，我的双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浑身疼痛，特别是浸着汗水挑担子的双肩，磨破了皮，渗出了血，一天下来，总是肿得老高。有时伤处会把我从睡梦中疼得醒过来，我只好呲牙咧嘴地用一块生姜敷在那上面揉呀揉呀，就这样又在麻木和疼痛中枕着湿漉漉的枕头昏睡过去。由于这玩命的活儿太苦、太累，当时正在长身体的我实在没法与那些身强力壮的成年人相比，我一般是挑一天就歇一天。做这样玩命的苦力活，我还不敢让家里人知道，如果母亲知道了，说什么也不会让我这样做的。
下煤矿是经常死人的，下窑挖矿石死的人更多。与我们一起下矿的工人，经常有人是立着走下去，躺着被抬出来。所幸的是，我虽然也出过几次危险，比如说思想开小差、路滑、担子打闪而差点掉下窑洞下的深渊，但我每次都是化险为夷，要不，我那绚丽的青春和梦想，也许早就化成半缕青烟，成为真正的地狱底下的冤魂了。
正因为有了这些用汗水和血迹涂写的独特经历，加上我后来在部队时的几年锻炼，使得我对于在江湖上流浪的艰难险阻，从来都没有当一回事。当然，我也没有想到，在革命队伍里混了几年后，我却没有混出什么名堂，却又会重新转回到出卖苦力的队伍中。
在这家建筑工地里，包好的水泥被汽车运到工地大门口后，需要人力一包包的从车上扛下来，放在一边码好，然后，再一包接一包的扛到工地的仓库里去。车后门打开后，沿着拖斗放上两块厚厚的木板，四个人站在车厢里头，两个人一组，从上面抬起一包装得结实的水泥往扛背上一扔，然后就负着100斤重的水泥沿着木板走下去，扛到目的地码好。来回路程有好几百米远。虽然天气很热，但我们这些扛水泥的，得穿上一件外衣，或是在肩膀上垫一条厚毛巾，这样既可以防止身上的汗水把水泥袋浸湿，又可以保护肩上的皮肉不受磨损。对于我来说，肩上扛着百斤重的东西倒还没事，最难受的是，我的那两个伙计从车上抬起水泥往肩膀上一扔时，那一瞬间的重量可不是100斤了，而是150斤，是200斤！直砸得你眼冒金星，全身每个毛孔都打颤。如果体力不好，脚底下没劲或是腰板没力的人，还真是吃不消。刚开始时，我还能承受，但一连扛了二三十包后，我的双腿僵直，全身酸疼，浑身每一块骨头就像遭小虫噬一样难受。到了晚上，我双脚僵直，全身酸疼，累得连晚饭也没吃就一下子倒在床上，很快就进入了梦乡，那情景，真有点像新兵连刚开始军训那样，一到夜晚，最渴望的事情就是能马上上床睡觉。
第二天，我真累得差点起不来了。罗老板也看出我很累，就劝我不要再扛了，以防累坏了身子。但我不可能就这样败下阵来，便又咬牙上工了。几天过去后，我的腰身不再像第一天那样酸痛了，很快就适应了这种负重的劳作。毕竟我以前就经常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呀！
我们这种活儿虽然很累，但不是天天都有干的，有时工地的进展需要加快了，就不停地有大货车装着水泥进来，每逢此时，我们几个人就会累得气喘吁吁臭汗直流。最多的时候，我一天曾扛过260多包。如果没有货来，我们就从仓库里将放好的水泥又一包包地扛到那些小板车去不了的地方。没有水泥扛时，我们也可休息，也可帮别的组做一天15元的计时工。我在顺应了这儿的艰苦生活后，只要一有空，我就埋头读书；到了晚上，我不再是早早睡觉了，而是挑灯夜读和写作。
后来，那位好心的罗老板见我这样爱看书，就特意照顾我，给我分了一间单独的小房间，里面有电灯，有一个小电扇。这样，我在夜里再也听不到工友们那雷鸣般的呼噜声了，再也听不到那些工友在半夜里和着老鼠的吱吱尖叫发出的那种刺耳的磨牙声和梦呓声了。白天我拼命地干活，夜里我就埋头看书。老舍的《骆驼祥子》、《二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名著，就是在这个时候看完的。
由于出的汗水多，消耗的体力大，我的饭量也像新兵连时在北部湾“海训”时那样，陡然大增，一顿饭可以吃五六个大馒头，吃好几大碗米饭。那种没油少汤的菜，或是那种浮着大肥肉的加餐，我都会毫不眨眼地吞下去。很快，我的皮肤又晒得黝黑了。这个时候的我，哪像是曾在部队大机关里耍过笔杆子的兵？我又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成为了一个靠出卖自己苦力的民工。
我在这家建筑工地干了一个多月后，怀揣用辛勤的汗水挣到的2000多元钱又返回到羊城。我在石碑村租了一个小房子，每天就是跑大大小小的人才市场，就是买回好几份报纸，寻找那上面的招聘广告。
我又开始编织我的记者梦了。
这个时候，我已在羊城流浪了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也不想再做什么保安，更不想从事其他的工作，我那时就只有一个念头：进报社做记者。我的这种心境，就像曾荣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西班牙诗人文森特？阿勒克桑德雷所说那样：要么是个诗人，要么什么都不是。此时的我除了民工的身份外，什么都不是。但是，我这个从没有迈进大学门槛的复员军人，早就有了一个异想天开的梦想，那就是通过自己的拼搏成为一个记者作家，而此时我最大的理想是：我要成为一名新闻记者。是的，要么我就做一名记者，要么我什么都不做。
一年多后，那位好心的四川罗老板也从新市来到天河员村的一家建筑工地。一天他从当日的《南方都市报》上看到了我的名字。小罗有些似是而非地打了一个电话到报社，好不容易找到我的电话，当他问我：“请问你这是真名还是笔名呀？”我回答说：“是真名还是笔名都不重要么，反正我是石野。”“呵，我以前也有一个朋友叫石野，他当时跟我们一起在新市的建筑工地做事时，他就特别好学，最想做记者……”我一听，这不是那个好心的罗老板是谁呀？我不由乐了，冲着话简大叫一声：“罗老板，我就是你认识的那个石野呀！”罗老板高兴极了，他在那头连叫道：“嗬，石野，原来你真的做了记者呀？！我现在有一场院官司，我得请你帮我呀……”他当即驾驶着摩托车，飞也似地来到广州大道中的南方日报大楼与我见面。我们两个马上拥抱成一团。
经过一年多的打拼，小罗不但从市郊搬到了城里，而且在员村租了一个两居室的房子，还把老婆小孩从四川老家接了过来。为了来往方便，他还特意购买了一辆新的摩托车。没想到，小罗刚到员村这家建筑工地不久，就因为工程款的问题与当地一个财大气粗的包工头发生了经济纠纷。要钱，人家不给；打官司，又怕打不过人家。就在他一筹莫展时，他从《南方都市报》上看到了我发表在头版头条的那篇《吃霸王饭打无辜人》的新闻。
中午，我带着罗老板来到附近的一家小酒店里，一边喝酒，一边叙别后之情。后来，我在深入了解关情况后，帮助他写了一份起诉书，将那位故意拖欠一百多名四川民工工钱的那家公司的包工头告上了天河区法院，并拿回了他们应得的工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