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的建弟已像我一样长大成人，并成为大冶外贸局的一名营销干部。他以他出色的才干，以他突出的聪明才智顶替了我伯父的位置；——而我的伯父，才华横溢的伯父，在他事业正蒸蒸日上之际，却因病于1985年11月不幸离世了。
伯父从部队转业分配到大冶粮食局后，曾担任过该局的主要领导，后来又调到大冶外贸局担任领导职务，负责对外贸易往来。伯父虽然生性耿直，但为人忠厚老实，心地慈善，工作兢兢业业，成绩斐然，曾多次被评为省级劳模，一直受到领导的喜欢，得到同事和朋友们的尊重。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性情温和的人，却发生了婚变。我的那位伯母因嫌伯父太老实，加上两人性情不和，终于在80年代初离开之后，伯父就一直带着建弟和芳妹一起过。直到离婚近两年后，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伯父又成立了一个新家。我的第二个伯母是一位在“文革”中失去丈夫的女人，她与伯父成家时，不但还带来了一位婆婆，更带来了三个未成年的子女，而且她还是一个没有工作的人。当时我听伯父对我父亲说：如果我要找一个单身女人也能找得到，但最担心人家年纪太轻了不会对两个子女好。这是一个受过苦的女人，虽然还扶老携幼，但我相信她能给予他们母爱……伯父和后伯母的那种组合，恐怕在全中国也是不多见的。
一下子增加了五口人，加上自己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这么一大家子的重担全压在伯父一个人身上，但伯父从来没有怨言，用自己微薄的工资苦撑着一大家子的生活，由此可见伯父是多么的慈善了。
后来，在单位的照顾下，伯父那个最大的继女被安排在外贸局里上班。尽管如此，一家人在城里生活，加上有四个子女要读书，伯父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终于积劳成疾，在一次正欲赶往新加坡参加一个国际贸易大会时，却在体检时被查出肝癌晚期。1985年11月，伯父就这样被癌症剥夺去了正值壮年的生命。
记得那时我正读初中，在伯父临终前的一周，当我跟着悲痛欲绝的姑姑赶到医院里去探望伯父时，他用那瘦骨如柴的手，紧紧地拉着我的双手说：“我看到你平时很爱读书写作，这是好事，但一定要得法，要注意多读好书。”
这次，伯父与我交谈了两个多小时，他告诉了我许多做人的道理，传授我一些好的读书方法，还教我怎么向报刊投稿。那个时候，我的作文成绩一直不错，由于课外书看得多了，有时忍不住手痒，也经常尝试写文章投稿。有一次，我给《故事会》写了一篇惊险故事，没想到很快得到了编辑部的回音，虽然后来没发出，但编辑部热情洋溢的信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此时已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数十万字的伯父知道后，就经常指导我读书，教我如何向报刊投稿子。
没想到我和伯父的这次见面成为了永远的诀别。两天后，我的伯父带着无限的留恋和遗憾离开了我们，年仅45岁。
伯父去世后，刚初中毕业的建弟，在组织的照顾下进入了大冶外贸局工作，他勤奋好学，尊敬领导，工作努力认真，很快受到了单位领导的喜欢。后来，建弟和芳妹都先后搬到了生母的家中生活。那些年，由于伯父的家庭变故，伯父的生病和离世，以及那个不健全的家里一些纠纷，大大影响了尚未成年的建弟和芳妹。我的心灵也大大受到影响。后来我听说他出资和继父一起在大冶电大附近合建了一幢三层楼的房子。曾经有好几年，我和建弟都不相见了，就是我去外婆家时也很少上他家了。直到他后来正式参加工作后，他才多次回到家乡石应高村看望我，并为我送来了两只美丽的白鸽，让我饲养，我很高兴地接受了。早在初中时，建弟就开始在家中饲养了十几只鸽子，后来他还成为黄石地区信鸽协会的会员、大冶信鸽协会的副会长。可惜，那两只洁白的鸽子半个月后被人偷走，成为村中某个饕餮之徒的美餐。
在他出事前的两个多月，他得知我因家中失火而不得不外去大冶一家建筑工地拉砖头后，他特意寻过来看我，并劝我回校读书，还说他可节省一些钱帮我交学费。我当时虽然为这份金子般的兄弟情而备受感动，但我还是谢绝了他的好意，因为我那个贫困交加的家需要我出来支撑着。也就是此次见面，满脸忧郁的建弟沉闷地告诉我，他的那位川籍继父表面对他笑嘻嘻的，但背后却总在想法排挤他，并几次当面说他只爱他的养子。我紧握着建弟的双手，只好喟然长叹。
就是在这一天，建弟与我相约，国庆节一定去他生母家中聚会。但由于“国庆节”单位安排建弟去外地出差，原计划只好变动。建弟找不到我，就让家人通知，让我提前三天去他家中。但由于我当时因老板不按时发工资，与他发生争吵后我就辞职离开了，去了我高中的一位同学家中。无所事事的我就把全部的精神寄托在书本里头。当时我正迷上了司汤达的作品，他的《巴马修道院》、《九三年》和《红与黑》令我兴奋不已，尤其是那本《红与黑》，那个贫困的法兰西乡村年轻人于连的野心抱负和孤军奋斗，他对现实的愤懑不平和报复性的反抗，他与德雷纳夫人和玛蒂尔德小姐的爱情，像一块巨大的磁场紧扣着我年轻的心弦，令我如痴如醉。一连三天，我躲在同学的那个小屋里，废寝忘食地用自己的心灵与于连对话。
但是，我做梦也没想到，建弟为了等我而爬上了他家中的第三层楼的顶部，他在那儿登高远眺。在那上面可以看到从马路上过往的行人，他希望能在那儿看到我的身影。他一直等到黄昏，等到太阳沉入西山，还是没有看到我。而这个时候的我，一边沉浸在于连的命运之中，一边等待着“国庆节”的到来。此时我根本不知道建弟已改变了时间，不知道他已托家里人提前通知我，我怎么也没想到，就是在这一天，建弟竟会离开这个世界而永远离去。
据后来芳妹说，当她和哥哥在一楼大厅看完《新闻联播》后，就看见他默默地上了三楼，当时继父也到上面转了一圈。10多分钟了，芳妹和正在厅里看电视的伯母突然听到一声闷响，母女俩万分惊恐地看到建弟从三楼跌落到窗外的花坛边……我后来听说，在出事前的不长时间内，有邻居看到建弟居然又蹲在楼顶阳台边的鸽子笼前，默默不语。此时早过了喂食的时间，此时内心很寂寞的建弟也许是想与那些他爱不释手的鸽子们对话吧。在蹲了老半天后，当他郁闷地在夜幕突然想站起来时，不知怎的竟从三层高的阳台边沿栽倒下来……手足无措的伯母和芳妹抱着浑身是血的建弟哭着呼救，而此时他的那位继父却不见影踪，直到后来建弟没救了才出现。一个小时后，建弟跟随伯父而西去……
三天后，四处出击的家里人才好不容易找到我。当我踉踉跄跄地赶到村里时，哀乐低旋，花圈刺目，巨大的悲哀将我击倒在头上包满绷带的建弟身上……
我痛哭流涕，我大声哭叫着撕毁了那本《红与黑》，将碎片凶狠地抛向天空，又把那些残页在建弟的灵堂前烧毁，那飞扬的碎片，那低旋的灰烬，像一只只充满哀伤的白鸽子黑鸽子伴随着我一起痛心疾首。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平时太爱看书，如果不是被那本书所迷，也许我会提前回到家里，也许我会打电话询问一下建弟，也许我会及时赶到他身边，也许他不可能在楼顶上盼望我几个小时，也许他不会在天色黑暗了还在阳台边上与他的鸽子对话，也许悲剧不会发生……
直到现在，内心痛楚，满怀沉重负疚的我一直还固执地认为，是我间接地害死了我的兄弟，是该死的文学害死了我的兄弟……
2003年清明节，我伫立于京郊那灰暗的小平房里，面对窗户外沥沥淅淅的清明雨，朝我家乡的方向遥望，思念我的祖母，思念我的伯父，更思念我那永远伫立在村头小山坡上的建弟，我一时无法控制自己，泪如雨下，一如流淌的清明雨。这雨又一次让我断魂，好多年没写诗的我，又为建弟写了一首《雨水中的弟弟》：
……弟弟当你以白鸽的姿态/从楼顶上向我飞翔下来时/我一生的思念/从此因你而生长成一棵哭泣的树/当树叶每年开始翠绿时/一种叫心疼的东西/因你而淋浴这场清明雨/弟弟雨水中的弟弟/当你倚着四月的墓碑/冲我微笑时/我的生命又会在这一天/被一场清明雨抽得生疼……
我的文学梦
我的家乡大冶，地处鄂东南。往东，距离革命老区大别山区咫尺之遥，往北，距中国革命红色根据地南昌和井冈山也只有200公里。昔日的革命烈火曾在这片土地熊熊燃烧。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家乡曾是红军从鄂南进军井冈山会师的主要通道，当时家乡热血男女纷纷背井离乡参加红军，誓死追随中国共产党干革命。大冶先后涌现了开国战将余立金、伍修权、石海山（石继明）等战功赫赫的革命名将。在大冶阳新交界的南山头，濒临阳新的刘仁八镇，共和国元帅彭德怀和大将滕代远等人当年就是在这个山清水秀的小镇成立了令国民党闻风丧胆的红三军团。彭总和数千名红军战士在此生活了大半年，并在在此与国民党武装进行过上百次激战。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了这一大片沸腾的土地。为了缅怀革命先烈，教育后辈新人，新中国成立后，当地党和人民政府不但在这些烈士的长眠地成立了南山头革命纪念馆和红八军革命纪念馆（两个纪念馆的馆长均为殷显扬），还在大冶的青龙山公园内建立了一座高高耸立于青松绿野之间、由聂荣臻元帅亲笔题名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当年红军著名将领程子华领导的闻名中外的“大冶兵暴”，就发生在这儿。
这一方红色土壤催生了许许多多的革命歌谣，我为了搜集整理这些民族文化瑰宝，经常往来于多个乡镇间，寻找多位会唱革命歌谣的老红军和烈属，记下了一首首令人激动的红色歌谣，每当我听到一首好歌，总是如获至宝。我从小就爱听民间故事，唱民歌，收集民间谚语和歇后语。记得每到炎炎夏日傍晚，吃过晚饭，老人们就会搬一张小竹椅，在屋前树下，聚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聊天，他们除了互相谈论一些新近发生的稀奇古怪的事外，往往是许多新奇有趣的民间传奇。那些神奇瑰丽的故事，总是令我听得如痴如醉。以致只要一见老人们摆开龙门阵，我马上就会削尖脑袋挤进人群津津有味地听。
做过小学老师和乡镇干部的父亲平时非常好读书，肚子里也装了不少古今中外的奇闻轶事，平时也爱讲故事。父亲一辈子为人很仗义。他30岁那年，一位刚成年的叔叔因得急病而不幸离世，当时用村里迷信的说法是，青年人最好是不要上前，弄不好会被勾去魂魄。但父亲根本不信那一套，与另几位年轻人上前为死者抬棺。抬棺的共有八个人，乡间称之为“八仙”。在“八仙”抬着死者上山安葬时，由于其中一人不小心打了一个趔趄，结果导致沉重的棺材陡地失去平衡，加上他们大都缺乏经验，以致使棺材的重量往父亲他们这边倾斜，将毫无防备的父亲肩膀和腰部当场压伤。事后，父亲又没有及时去医院医治，以致留下了一辈子的创伤，后来就是挑几十公斤的谷子也不行了。因此他一直干不了太重的农活，所以除了平时能参加诸如锄草、犁田刨地之类的农活外，其余稍沉重一些的农活都无法胜任，于是他闲暇时间全部用来饱读诗书。他满肚子稀奇古怪的各类故事，只要他开口讲水浒、西游、封神、聊斋，讲从老一辈那里听承下来的民间故事，他的大儿子便会雷打不动蹲在他脚边，聚精会神地听，一脸痴迷。父亲与我就用这种最为原始的方式交流着情感，灌输给我做人的道理。
上学后，我开始尝试将一些人们口头传诵的精彩故事用文字记录下来。1987年春天，我无意中从《大冶报》上获悉，全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民间文学搜集工作，并要求各地省市县各出一套民间故事、民间谚语、民间歌谣三合集，同时县文化局为了抢救地方民间文化，在《黄石日报》和《大冶日报》上向全县人民征集有关地方的民间故事。
当时刚刚进入大冶金湖高中的我立马来了兴趣，就把自己耳熟能详的几个民间故事，用口语形式记录整理出来，给了当时的“大冶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的负责人、时任大冶文化局局长的李勇和副局长祝振善。他们阅读后十分高兴，因为对于同属于文字工作的民间文学，一般的文学青年常常是不屑一顾的民间文学，我这位中学生会感兴趣。尽管著名作家郭沫若、沈从文及沈的弟子——曾创作了小说《受戒》，《大淖纪事》及大量甘美如醇的散文的名作家汪曾祺等人也曾大力推崇民间文学，但一般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不愿将民间文学放入文学范畴，就像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不可同日而语。在当时，从事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人一般都是上了年纪的离退休干部，或是地方最基层的文化站站长之类对民间文学有着特殊感情和理解的人才愿意做的事。当时像我这样只有十几岁的中学生，能够对始终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文学感兴趣且热衷于搜集整理工作，地方上还真是凤毛麟角。
几天后，当时的《大冶日报》“金湖月”副刊上一次发表了两篇由我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随后又在当时的责任编辑查代文老师的帮助下，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卖药》。后来，《黄石日报》等报纸也相继发表了我的作品。无疑，面对这一篇篇经自己的双手变成了铅字的作品，对于当时尚是一名乡村中学生的我而言，不啻于一种莫大的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