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一早，我和宁佐勤、刘靓、刘志诚、实习生小谢及曾华锋等人在广园西路碰头后，乘两辆出租车直奔东莞。
我们来到位于东莞市大朗镇杨涌管理区的美而进毛织厂时，果然如我们所料，保守在大门口的几名保安听说是记者采访，根本就不让我们进门。
我们见一时进不了门，于是决定采取迂回政策，先退回，再想法。我们退到附近一家用雨布搭建成的简陋大排档内，大家利用吃中午饭的机会，又进行了一番商议。最后决定由我以应聘保安为名先混入厂里，然后让会讲一口流利粤语的刘志诚再寻机进去。这天，我上身穿着那件几天前与金雁小学对簿公堂时所穿的短袖T恤。7月14日，由记者刘志诚和冯木青发表在《东方日报》上的彩色照片，我就是穿着这件衣服。当然，连我自己也没想到，就是这张发表在《东方日报》上的照片，使我在这次采访中起到了很好的帮助作用。
就在我们几位记者在简陋的大排档里吃饭时，6名刚从这家美而进毛织厂辞工出来的打工妹找了过来。一见到我们，这6名不堪忍受美而进毛织厂繁重的工作量而辞工的打工妹，就纷纷控诉起厂家的可恶之处来。由于厂方拒付她们六、七月份的工资(每人1000多元)，她们早就花光了可怜的那点积蓄，此时已是身无分文欲走不能。
当获悉记者来到该厂采访刘晃棋之死事件时，这6名来自湖南、江西等地的打工妹七嘴八舌地向记者哭诉她们的不幸。一个叫蒋付珍的打工妹流着泪说：“我们从来没有假日。每天从早上7时15分上到中午11时45分；下午从1时15分上到5时45分；晚上每天都要加班，少则加5个小时，多则从下午6时45分一直加到第二天晚上9时。”另一个打工妹气愤地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指厂方)却只在晚上12时30分给我们一碗5角钱的快餐面吃，还要我们在合同书的伙食费上写上2元，并威胁我们说：‘你们要是不会填，我们帮你们填。’”又一个打工妹哭诉道：“有一碗面吃已不错了，我记得5月10日、11日我们连续加班两天两夜，中间只吃过一次东西。”记者问：“你们加班每小时多少钱？”“一小时只有3角钱。”她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答道。记者惊诧之余又问：“你们为什么不拒绝加班呢？”“不加班就算旷工，旷工一次就要扣50-100元。”
我们了解到，7月初，已在这家工厂里辛辛苦苦地做3年多的刘晃棋因长期加班累病了，但厂方不让请假。7月9日，已连续加了两个通宵班的他请假1天去看病，但只批了半天。10日上午，虚弱的刘晃棋两次吐血后，倒地昏迷不醒，被送往镇医院，工厂里只送来1500元钱就不管了。因病情危急，在同一工厂里打工的哥哥刘景棋急忙把他转至东莞市人民医院，但得先交4000多元押金。由于工厂已拖欠工人两个多月的工资，身无分文的刘景棋只好向工厂求助，但遭拒绝。后来好不容易才四处凑出了这笔钱，但此时病人已昏迷两天了。据守候在刘病床前的刘景棋和另一名工友称，13日凌晨1时许，年仅23岁的刘晃棋心脏停止了跳动。在弥留之际，他只留下这样一句话：“还有两分钟，不要拦住我，我还要打卡……”然后大口大口地咯血而亡……
下午2时许，我又一次来到了美而进纺织厂。当几名保安拦着我并高声喝问是做什么的时，我不慌不忙地从包里拿出一包早就准备好的“白沙”牌香烟，笑嘻嘻地走上前，朝那三名保安一人分了一支，回答道：“我是来应聘的，听人说，这儿还需要一名保安。我是退伍兵，做过保安，听说这儿工资待遇不错，想来试试……”其中一名满脸长着青春痘的高个子保安对我虎视视眈眈地看着，另两个保安显然已相信了我的话。虽然我曾来过大门，但由于是好几个在一起，此时还没有人认出我来。正在门口登记时，那位直盯着我看的保安突然开口说：“我看你最好就不要进去了，因为我们这儿的工资很低的……”另一个保安也接过话茬，压低着嗓门说：“我们每天都得守在门口十几个小时，没有假期，每月工资只有四五百元，昨天我们就有两个保安就因为工资太低、工作太累而辞职了。”我窃喜：原来这些保安也对自己的老板有怨言呀！我故作无奈的样子，摊开双手说：“老兄，咱们这些打工的做什么不累呀？没有法，工资再低也得找碗饭吃呀？现在南下寻工的人太多了，你不干，很快就有人来干。如果不是当了几年兵，我这个时候还真不知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呢……”见我态度如此坚决，一个小个子保安说：“你在这里肯定做不长的，很累的啦。”我故意接过话茬答道：“再累，也不会累死人吧？”听到我的这句话，另一个正在为我做入厂登记的保安脱口而出：“谁说没人累死呀？前不久我们厂里就有人累得吐血死了。现在人家还在扯皮呢……”说到此，对方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马上小心翼翼地向四周紧张地张望了一下，见没有人，这才缩了缩脖子，赶紧不再说话了。一个高子保安打通厂办的电话后，一名办公室人员又询问了老半天，最后对方终于派一个长得牛高马大的中年男子过来把我领了进去。
刚进入里面，我就听到后面的厂房传来一阵阵机器的轰鸣声。依厂房而立有一栋四层高的大楼，其余三面都建得较为简陋。我随着那名男子来到挂有“美而进纺织厂毛织厂”大牌子的办公室外面，看到里面一位神情木然的女工在打扫卫生，不见有他人。那男人用广州话冲楼上大声喊叫了几声后，交待我先在门外等几分钟，说是负责人很快就到了，随后就离开了。我赶紧以上厕所为由，就往机器叫得震天响的车间内靠近。厕所就在位于车间不远的一个低矮的后墙下面。见无人注意，我又转过身，快速绕到车间旁边，并循声而入。此时正是上班时间，里面几乎还真没有其他闲人，我一闪身溜入了车间，一股夹杂着尘土、棉絮灰的污秽空气扑鼻而来，虽然我早就作好了心理准备，但还是没有想到这里面的空气是如此的污浊，如果不是紧捂着嘴，我肯定会咳出声来。100多名男女工人正在各自的岗位上埋头苦干，不知是由于这里的机器总是如此震耳欲聋，还是工人们平时的工作就是如此的专注和麻木，反正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这个不速之客。车间面积不大，看上去拥挤异常。尽管外面正是烈日高悬，但里面却是一片昏暗，亮着一排排布满灰尘的白炽灯。在这机器轰轰隆隆的车间内，虽然上面吊着十多只老掉牙的大风扇，几个大窗户都大开着，根本没有多少空气流动，加上里面人员较多，机器散发的热量不断，还是炙热难耐。我刚进去就出了一身的臭汗。在这样污秽恶劣的环境中，别说长时间地工作，就是什么事也不干在里面呆上半个小时，也受不了。难怪年仅23岁的刘晃棋会累得吐血而倒在机器旁边。为了防止有人怀疑，我转了几分钟后，就赶紧又从厕所边绕到了厂办前。
刚进入厂办，我看到一位留着短发、保养很好、自称是该厂老板娘的马某在探头探脑地寻找我。这女人一见到我，就用那双小眼睛盯着我看了半天，突然冷不防地问道：“你不是来应聘保安的吗？怎么到这儿四处乱跑？有证件吗，快拿出来看看！”我装模作样地拉开包翻看。
这时，忽然从楼子传来一阵吭吭的咳嗽声，我循声望去，只见一个身材矮胖、戴着一付宽边玳瑁近视眼镜、穿着一件啡咖色进口T恤衬衫的、年约50来岁的男子，一边用极为警惕的目光盯着我看，一边慢悠悠地从二楼走下来。原来从这间办公室的右侧还有一个建造得很精致的花岗石楼梯，直通到二楼。
没等他开口说话，只听到门外又传来一阵嘈杂声，其中就有刘志诚的音声，很可能是他要进来采访而被大门口的保安拦住了。听到嘈杂热闹声，姓马的女人赶紧向外跑去。我松了一口气，于是迎着那位已走到我面前的男人的审视的目光，大摇大摆地坐在了厅里面的沙发上。
突然，那男子满面通红地指着我喝问道：“你是谁？来这儿想做什么？”我忙说是来应聘保安工作的。他毫不理睬，一边用狐疑的目光死盯着我看，好像想起什么似的，动作麻利地拿起墙角落里的一只报夹上的报纸，哗哗地翻起来。只见他顿了顿，用审视的目光直盯着我看。我正暗自思忖。突然，这个胖男人推了推眼镜，怪声怪气地尖声叫嚷起来：“我知道了，你是记者！你是《南方都市报》的记者！你的名字叫石野，你是从广州来的！”我被对方这突如其来的尖叫声着实吓了一跳！心里不由直打鼓：这真是奇怪了，刚一见面，这个家伙怎么会认出我，并且能叫出我的名字来呢？在这种地方怎么会有认识我的人呢？一时真令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努力地搜索我的所有记忆，怎么也记不起来我曾在哪儿见过面前这个人。
见对方已识破我的真实身份，我觉得没必要隐藏什么了。我腾地站起身子，拿出我的记者证，回答道：“真没想到在这儿还会有人认识我。老板没说错，我就是南方都市报的记者石野，是特地从广州来了解一刘晃棋的死亡情况的……”他愣住了，随后又一把抓过我的证件，拿在手中翻来覆去地看，似乎要从中看出什么名堂。当他获知我是因为刘晃棋之死而来的，本来就不高兴的脸显得更阴沉了。他口口声声说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我听到外面刘志诚的声音，忙对他说：“你如果不知道，就请让厂方的负责人出来吧。要知道，我们一共有好几家报纸的记者，还有一位来自香港《东方日报》呢。”“怎么连《东方日报》的也过来了？又不是什么天大的事，你们这些记者也真是……”“好端端的人都在你们厂里活活给累死了，这还能算小事吗？我只是来调查一下刘晃棋的死亡原因……这样吧，老板，还是快让门外的记者进来吧，我们只是来了解一下有关情况，何必对我们这么不友好呢？”胖老板这才气嘟嘟地拉长着脸，极不情愿地用手机通了几句话，然后气呼呼地看着我。
几分钟后，背着沉重大摄影包的刘志诚大踏步走进来，他的后面紧跟着刘靓、曾华锋和小谢，那位自称姓马的女人满脸怒气地跟在后面。在我的再三追问下，那女人这才介绍面前这位胖子就是周老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