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1931年2月1日出生在俄罗斯联邦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达里茨基区布特卡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叶利钦贫寒的家境，艰苦的童年生活，培养了他倔强好斗的性格。中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建筑专业，考入了乌拉尔基洛夫工学院建筑系。
1955年毕业后，开始在建筑行业工作。他从基层工作干起，一年内竟掌握了12门专业技术。他的实干精神和工作魄力使他步步荣升，从工长到工段长，又任总工程师，建筑局局长。
1961年，他加入了苏联共产党。1968年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建设部部长，后升为州委第一书记、苏共中央建设部部长。1981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推行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改革，给具有激进思想的叶利钦以扶摇直上的机会，戈氏对叶利钦的青睐，使他很快担任了苏共中央书记，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86年2月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87年10月，叶利钦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即席发言，向戈尔巴乔夫和苏联的改革政策公开的发难，对改革的进程、对党的组织、尤其是党的最高领导层的工作作风，其中包括对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批评。叶利钦的这一举动被批评为是在社会革新的重要时刻分裂党，企图破坏最高领导层的团结。
1987年11月11日戈尔巴乔夫代表苏共中央解除了叶利钦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改任建委第一副主席。戈氏把这个决定通知叶利钦时，特意强调：“叶利钦你要记住：我决不会再让你搞政治。”就这样，叶利钦政治上一度失宠，跌了下去，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阵营中消失。
叶利钦的性格决定了他决不甘心作一个政治弃儿，决不甘心在苏一俄政坛上销声匿迹。他心里清楚，戈氏制造和启动的民主化进程的机制迟早会给他重返政坛的良机，他需要等待。
1988年12月，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给了叶利钦重返政坛的良机。他决定参加竞选人民代表。可是，根据当时的选举制度，部长没有权利当选人民代表，为此，他毅然辞去了部长职务，全力以赴投入竞选。在竞选期间，他几乎每天都要与选民见面，并多次参加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出席电视辩论会，他要抓住一切机会来宣传自己的施政纲领，抨击时政，揭露政府官员们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腐败行为，充分展示自己廉洁奉公、从政为民的形象和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1989年3月，他终于如愿以偿，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在谈及这次胜利时，叶利钦说，“被选为人民代表。获得胜利的这一天。是我第三个阶段生活（我的第三次诞生）的开始”。
1990年1月，在他的积极活动下，苏联共产党内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民主纲领派”。这年7月，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民主纲领派”公开提出苏共放弃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放弃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放弃民主集中制，要把苏共建设成社会党的思想主张。他们还极力主张，取消军队、政治部门和国家机关中的基层党组织。
1990年5月29日，叶利钦以微弱多数险胜俄共推荐的候选人，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
走出政治低谷的叶利钦，终于登上了推行其决意为苏联动大手术的政治舞台，他要在苏联政坛上充当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不再需要苏联、苏共和苏联原有的国家机器、思想文化，甚至原有的版图。他要达到权力的顶峰，树立起一面新的国旗。
1991年的苏联政坛波涛翻滚、风云变幻。经济危机、政治危机、苏共危机、民族危机、大国地位危机混杂交织在一起，这一切为叶利钦在政坛上大显身手、攀上顶峰创造了极好的机会。
当叶利钦在政坛上刚站住脚，便向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联盟中央发起了咄咄逼人的攻势。1991年1月，叶利钦搞了个另立中央的计划。1月14日。叶利钦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四个共和国的总统或主席，决定签订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各个领域的“四方条约”。这一计划如果得以实现，苏联总统将被架空，中央政府形同虚设，戈尔巴夫加紧拟定中的联盟条约也将失去意义。
1991年2月19日，叶利钦发表电视讲话，指责戈尔巴乔夫“使这个国家成为独裁国家”，号召不要同中央合作，并要戈氏立即辞职，公开宣布与戈氏决裂。此举遭到“传统派”和“主流派”的反击。2月13日，莫斯科数十万人举行群众性集会，表示支持改革，支持国家统一和军队统一，支持戈尔巴乔夫，反对叶利钦。与此同时，在“民主俄罗斯”的号召下，数万莫斯科人参加了“保卫叶利钦”的群众集会。叶利钦还在随后的莫斯科民主力量代表会议上公开号召人们支持矿工罢工，向国家领导人宣战。
就在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在维护联盟还是分裂联盟较量中，3月17日，苏联就是否赞成保留联盟问题举行历史上首次全民公决。在全苏登记的1.85亿选民中，80%的人参加了投票，其中76.4%的公民赞成保留联盟。这无疑是对叶利钦为首的势力的一个沉重打击。然而，叶利钦也另有所得，他在俄罗斯联邦的全民投票中附带着该共和国是否设立总统职位进行了投票：在参加投票的75.31%的选民中，69.85%的人赞成设总统职位。这一结果为叶利钦登上总统宝座铺平了道路。
最终，俄罗斯人代会授予叶利钦类似总统的权力，并决定于1991年6月12日举行俄罗斯总统选举。叶利钦获得了重大胜利。
6月12日，叶利钦以57.3%的得票率荣登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宝座。这时的总统尽管还不是真正国家的意义上的总统，但是这件事本身表明了维系着苏联和俄罗斯的国家纽带，已经变得越来越脆弱。乘此胜机，叶利钦对苏共和俄共进行了坚决的打击，签署了“非党化”总统令，禁止共产党在俄罗斯联邦的政府机关和企业中进行活动。他要清除权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突然宣布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对苏联部分地区实施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在此期间，国家全部权力交给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的《告苏联人民书》中指出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已经走入“死胡同”，“苏联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处在极其危险的严重时刻”。这就是“传统派”为挽救国家命运，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共产党地位、维护社会主义制度而采取的轰动一时的行动，即“8.19事件”。
1991年11月16日，叶利钦发布了10项总统令，接管了联盟中央一系列财政金融部门，剥夺了中央的重要财源。控制了能源的生产和出口，限令约80个联盟中央的部委解散，并停止向它们提供资金。一周后，他又宣布由俄罗斯中央银行接管苏联的国家银行对外经济事务银行。同日，他下令停止苏共的活动，撤消在俄罗斯境内的克格勃、内务部以及军事机构中的政治机构。这样，叶利钦的地位又有了进一步巩固。
1992年新年伊始，独立后的俄罗斯将“休克疗法”付诸实施。放开物价后，俄罗斯市场并没有出现总统向人们的许诺的货架充实、物价稳定的结果。俄罗斯人看到的仍然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失业增加、犯罪上升、社会动乱的局画，人们不仅未能从民主中得到幸福，也未能从市场经济中获得实惠。于是，他们走上街头，向叶利钦及其他们支持的盖达尔政府表示抗议。这些人中有前共产党人，前苏联军人，还有新兴的民族主义分子，甚至还有昔日叶利钦的忠实拥护者。
1993年3月20日晚，叶利钦向议会投掷了第一把利器。他通过电视台向全国宣布实行总统特别治理。谁知，宪法法院裁决他此举是违反宪法，最高苏维埃则决定举行第九次非常人代会来对付总统实行弹劾。虽然叶利钦在人代会上最终免遭弹劾，但他的总统特别治理却被否决了。
在独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叶利钦采取了一边倒的亲西方政策。他先后出访了美、英、德、法、意、加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美国的关系上，他与布什签署了《戴维营宣言》，发表了《华盛顿宪章》，制定了《美俄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条约》，确定了两国和平伙伴关系双方保证今后不再把对方作为潜在敌人。在俄英关系上，叶利钦在1992年一年内二访不列颠。年初，与梅杰签署了15点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关系开始了“一个新时代”；年末，又同梅杰制定了英俄两国自1966年以来第一个友好条约——《英俄关系原则条约》。在德国，发布了《俄罗斯德国政治关系基本原则的共同声明》。在法国用《法兰西与俄罗斯条约》取代了《法苏谅解与合作条约》。在意大利，发表了《俄罗斯意大利关系原则声明在加拿大，公布了《加拿大和俄罗斯联邦友好与合作宣言》。
1993年4月，叶利钦批准了《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基本条例》。这年11月，他又主持通过了《俄罗斯军事学说基本原则》，对俄罗斯的外交战略和政策进行了调整。调整的核心是维护俄罗斯的民族利益，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恢复和巩固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
叶利钦在把外交重点从西方转向全方位之后，更加重视与亚太国家特别是亚太邻国的关系，俄罗斯与韩国、中国、日本、印度等国保持友好合作关系。
为显示其大国地位。叶利钦及其政府还积极参预国际事务。除上述波黑问题外，俄罗斯还积极参预朝鲜半岛核问题的解决。在中东希布伦惨案发生后，俄罗斯迅速作出反应，派出第一副外长、总统特使、外长接连前往中东进行穿梭访问。分别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领导人会谈，希望在中东和解问题上留下俄罗斯的印迹。
纵观叶利钦的政坛生涯，可以说明他是个敢作敢为，不折不扣地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