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是从19世纪中叶起，伴随着资本主义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形成的。我国古代自然不可能有科学界定的生态学，也没有一部生态学专著。但生态意识的某些因素在我国两三千年前就产生了。在《周礼》、《国语》、《易经》、《中庸》、《孟子》、《荀子》、《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以及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沈括的《梦溪笔谈》等著作中，都有生态意识方面的记述。《国语·鲁语·里革断罟匡君》就比较集中明确地反映了生态意识。尤其是里革匡君的一番说辞，严肃地提出了“以时禁发”的保护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的重大问题。
我国古代生态意识的基本思想是使“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做到：孕育不得杀；不夭其生，不绝其长（对正在发育成长期间的生物不得捕杀获取）；斩伐养长不失其时，“禁发必有时”，“网罟必有正”；取长成之物，不可“绝根”。古人还总结了“以时禁发”的经验，并且形成制度。古人对什么季节允许捕获什么，禁止捕获什么，甚至连用什么捕获方式都有明确规定。除此，还设有专职官员进行管理。
古人重视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富国利民”。孟子直截了当地把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同国家政治联系起来，认为这是王道政治的起点，是同“养生丧死”息息相关的大事。孟子的这种认识不仅当时是真知灼见，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不失其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