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好运和探险还在继续。1938年，他得知距斯特克芬坦一英里远处有一个名叫科隆德拉的地方，有一个男孩持有一些形状特殊的牙齿。于是他在上学途中跟踪这个男孩，闯进教室，当场买下了这些牙齿，并且得知，该男孩在附近还藏有其他一些宝贝。这时还有一个小时才放学，布卢姆怕跟少年失去联系，就说服了学校校长，让他给学生作一次讲演。在接下来的一个钟头里，他在黑板上一边画画，一边向4位老师和120位学生讲解化石和洞穴。下课铃声响了，他马上和这位学生一起去附近的山坡，在那里该男孩藏着一个南方古猿的下巴，上面还附有两颗牙齿。
他继续在更多的地址挖掘，发掘出了更多的南方古猿化石，更多的颅骨、下巴、牙齿，几乎完整的盆骨，肩胛的一部分，以及臂骨和腿骨。
20世纪40年代末，达特在经过几年的沉寂之后，又回到“战场”，在玛卡彭斯伽也发掘了一个现场。1948年，达特和布卢姆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化石证据，来说服大多数曾经一度怀疑的科学组织，让他们认识到南方古猿不仅存在一种类型，而是两种——一种纤细，另一种更粗壮。但是这两种类型都具有小型的脑袋、像猿的脸和直立走路的习惯，和达特的原始发现一样。这两种类型都是人类的远古亲戚。即使原先持怀疑态度的凯斯，也不得不根据非洲大量出现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重新考虑他原先的评价。
“达特教授是正确的，而我错了，”布卢姆在一封给《自然》杂志的信中这样写道。在1948年出版的《人类进化的新理论》（A New Theory of Human Evolution）一书中，他继续热情地写道：“在所有已知的化石类型中，南方古猿是最接近人类的，最适于站在人类祖先直系这一位置上。”他甚至建议把南方古猿改名为“达特人”，以示对其发现者的敬意。
南方古猿并没有重新命名，但是在科学界出现这一转向则毫无异议，即肯定它的可靠性和在人类进化史中的重要性。南方古猿至少作为重要的早期人科动物而被接受。随着舆论的转向，人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人脑的出现是在直立行走之后，而不是之前。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一观点。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戳穿了辟尔唐骗局之后，仍然有一些进化论学者坚持认为，是大脑袋，而不是直立行走，引导人类的进化。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利基（Louis Leakey，1903—1972）就是这样一位坦率的批评者，他对南方古猿在人类进化路线中的地位提出批评。利基当时甚至还在非洲工作——主要是在奥杜韦（Olduvai）峡谷和附近的坦桑尼亚所属地区——试图寻找化石证据，因为他相信，人类早在几百万年以前就已经定形，并且实际上一直没有改变。利基相信，南方古猿、爪哇人、北京人、尼安德特人以及其他所有的种类，都不过是失败的进化实验，顶多不过是已经灭绝的似人动物的亲戚或后代。
20世纪后半叶，利基和妻子玛丽（Mary，1913—1996，也是杰出的考古学家），以及他们能干的女儿玛爱娃（Maeve，1942—）和儿子理查德（Richard，1944—）作出了一系列精彩的发现。这些发现，再加上年轻科学家约翰森（Donald Johanson，1943—）等人的发现，因其对人类起源的挑战而不断震撼着科学界。
争议再次集中于南方古猿。它究竟是最终变成现代人的直接祖先，还是人类的旁亲，曾与人类平行演化，并来自于同一个未知祖先？
在20世纪剩下的岁月里，研究者不断尝试揭开人类家族进化的谱系树，争议仍在继续进行。
医学和机器贩子
20世纪前半叶，科学不断带动技术的发展，同时还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居心不良的人，他们在日益增长的声望和成就的掩护下，做着阴暗的勾当。欺诈能手娴熟地利用公众对技术进步的迷恋。由于大多数人实际上对物理学或其他科学基础知识所知甚少，尽管他们从中得益匪浅，因此当有人拿出一个看似普通，上面装有几个刻度盘的密封箱子，说是可以解除他们的痛苦或者治好他们的疾病时，这些人很容易就相信了。这个世纪的开始，带来了电灯照亮街道的奇迹。莱特兄弟在1903年第一次通过飞行器上天。1927年，带有刻度盘的箱子把音乐和问答比赛节目以及新闻送到家里。不久，鞋店用荧光镜显示足骨。医生的诊所用X射线检查断骨。厨房里电器代替了老式的冰箱。至于这些机器都是怎样工作的，对于普通人，从办公室工作人员到银行经理，从看门人到不动产大资本家，一般都不是十分清楚。
各种小商贩和供应商也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期里适时出现，于是就在20世纪初产生了许多骗局，其中包括声名狼藉的医学“黑箱”。伊万斯（Christopher Evans，1931—1979）在他的《非理性的膜拜》（Cults of Unreason）一书中，定义早期电子学理论中的黑箱为：“……一个假设的系统，其内部逻辑是未知的，人们只能根据输入和输出情况来说明这一系统。”对于许多神秘的诡计，这正是一个恰当的描述，这些诡计通过20世纪上半叶那些无耻的“行医”医师提供给公众。我们今天也许会对当时那种轻而易举的上当行为感到好笑，然而，这可是一桩很不愉快的事实：许多类似的诡计，以某些化妆整容和更时髦的名义，今天仍然在向公众兜售。
长期的遗产
其实，黑箱的传统早在20世纪前就已悄然出现——开始不是用箱子，而是用棍棒、一大盆水和一些磁铁。执棒的人是美斯美尔（Anton Mesmer，1734—1815），大水盆足够坐下一打病人，与美斯美尔的棍棒关联的磁铁使他可以操纵“动物磁性”，他相信这种磁性来源于所有人体。美斯美尔宣称，磁是普遍存在的活力。一旦得到正确激发，这一“动物磁性”就会治愈病人心理和生理上的所有毛病。在最终被富兰克林和一个特别研究委员会曝光之前，美斯美尔和他的魔医装置一度成为18世纪末巴黎的时尚。同一时期的伦敦，有一位格拉汉医生（James Graham，1745—1794）说服许多有钱的客户，只要在他特殊设计的（带电的）“天床”上睡上一夜就可以保证这对快乐的夫妇可以得到健康快乐的孩子。与此同时，在美国有一个名叫培金斯（Elisha Perkins，1741—1799）的人，在美斯美尔的棍棒上再加一根棍棒，并去除美斯美尔其余的装置，宣称用他那“取得专利的磁牵引器”（在一个特制的皮箱子里有两根金属棒）在病人身体上摩擦，就可以祛病驱邪，医治所有疾病。
就像许多伪科学与另类医学一样，在20世纪上半叶被许多庸医所利用的黑箱是基于这样的思想，有某种非物质的“能力”，为人体固有，但又与人体分离。美斯美尔最终发现，他实际上不需要棍棒，没有它也能操纵“能力”。尽管相关研究结束了这场游戏，但在19、20世纪之交以后，其他许多“美斯美尔主义者”（人们这样称呼他们）在欧洲和美国变得更为普及。最终，“美斯美尔主义者”的活动放弃了“能量”交换这一中心思想，转到所谓的催眠术，这个过程直到今天仍充满争议，并且常常被误解。其他从业者做的事情属于我们今天所谓的“另类医学”，他们继续相信，有一些科学上未知的能力与躯体和心灵的健康和安宁有关。于是，操纵这些“力”，使之取得“平衡”、“调整”以及其他与之相互作用的本领，就成了许多20世纪另类医学，也是今天许多另类医学的基础。
黑箱的讨巧之处就在于把这些古老的思想和技术上的新奇迹与神秘性结合在一起。黑箱开始用于行骗，是在无线电在美国家庭普及之后不久。
第一座商业无线电台KDKA，于1920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开始广播，通过一个带有刻度盘的普通箱子，音乐开始进入居民家庭。如果转动小箱子上的刻度盘，就可以把声音和音乐从遥远的地方传到房间中，这里是否还有其他奇迹？大多数人都知道，这里面有电的参与，还有某种形式的“波”神奇地在空气中穿行。但除非是有科学知识的学者、少数聪慧的技术能手，或者那些稚气未脱的少年“科学家”或技师，他们在卧室或地下室里摆弄那些晶体组件及其他奇异的小零件，其他人几乎不会对这件事情多加思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要能按开关、拨旋钮，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的另一个奇迹就足够了。
克朗的治病
与此类似，许多江湖医师提供的机器事实上也都很神奇。有一位医师名叫克朗（HeilEugene Crum），他也提供一个箱子，宣称不仅能医治癌症、关节炎、神经错乱、痔疮等大大小小的各种疾病，还能使盲人复明、截肢者长出新臂和新腿。据这位能干的“医生”所说，他那不可思议的箱子甚至可以完成医学以外的奇迹。克朗宣称，他的奇异器件还可以完成“财政事务”（给病人带来财富）、肥沃田野和使高尔夫草坪上的草变得更绿。1936年，克朗医生为他的器件申请到了专利。一个小木箱，顶上开槽，旁边一排小孔，小孔上粘贴有不同颜色的纸片，每块纸片写上一个字母。箱内有一灯泡和乱七八糟的电线，还有一支充满水的玻璃管。木箱外部的踏板和刻度盘与其内部没有任何连接。操作本身非常简单，完全按照“医生”的指示。病人只要舔一舔小纸片，把含有病人唾液的纸片从箱子顶部的狭槽送进箱里。如果病人住得太远，或者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在场，唾液也不需要，只要把一张病人的图片或者病人的手迹样本送入槽口就可以了。
为了操纵这个器件，克朗医生或者其他操纵者需要乱动踏板和转盘，同时口中念念有词，背诵各种疾病的清单。最后灯光穿过彩色纸片中的一张，纸上的字母显示病人疾病的第一个字母。然后箱子把它的治病能力，或眷在这位能干医生的诊所里，或者从几百英里以外，向病人“传播”。克朗医生和他的“合作治疗器”（他对器件的称呼）欺骗了太多的人，终于引起了法庭的注意，最后法庭在经过漫长的辩论后，发现他犯有“重大道德败坏”罪。
一个卑鄙的行医者
然而，比起20世纪初最大的黑箱医生阿布朗斯（Albert Abrams，1863—1924）来，克朗算是小巫见大巫了。和当时大多数行骗者或有问题的医疗器械贩子不同，阿布朗斯是一位合格甚至受到高度尊敬的医生。他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是一位非凡的聪明少年，很小就学会说德语。后来在欧洲定居，19岁时从海德堡大学获得医师学位，成为学校里获得这一学位的学生中最年轻的一位。回到美国后，又在另一所学校学习并获得另一个医学学位，这个学校就是他家乡旧金山的库柏医学院。他性格开朗、精力充沛，并善于与人交流，不久就发表了一系列令人注目的医学论文和出版了关于心脏病的教科书。他在库柏医学院担任病理学教授，同时又是加利福尼亚医学学会的副主席。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早期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他抨击当时甚为流行的医疗骗局，曾这样写道：“医生只能想他所知道的，但那些不受良心约束的庸医，却认为他什么都知道：在行骗者的心中，真理永远无法与谎言成功地竞争。”
写下这些话的人不久后却也加入到“行骗者”的行列，这其中的缘由只能是一个谜了。然而，即使在阿布朗斯还没有成为美国最知名的医学骗子之前，已有人质疑他的道德品质。有消息说，他最后离开库柏医学院正因为他那些不当行为，他在课堂上敷衍了事，然后向听课的学生索取200美元，到他家里去听更精彩的内容。还有传闻说他的论文有一些地方是从别人的著作那里“借来”的，却没有注明出处。
也许阿布朗斯开始堕落的最早线索是1909年他采用了一种“新医疗理论”（他称之为“脊椎理疗学”）。他在有关这一新思想的书和文章中宣称，运用这一理论，医师不仅可以诊断疾病而且可以治愈疾病，其做法就是通过细心而持续地敲打病人的脊骨。不久，尽管其他医学权威提出了批评（他有时在广告中聪明地加以引用），但他还是在美国各地进行“脊椎理疗学”讲演。
不用说，尽管在轻信的听众中，他的人气在不断上升，但在曾经对他怀有敬意的同行心里，他的声望却在持续下跌。不过，阿布朗斯真正与正规医学绝交，是从他发明“发电器”（dynamizer）和“振荡器”（oscilloclast）以及他谦虚地称为“阿布朗斯的电反应”（ElectricalReactions of Abrams，简称ERA）开始。
“新时代的精神是无线电”，阿布朗斯在宣布他的发现时写道：“我们可以把无线电用于诊断。”不久他把他的两种新发明相结合，发电器用于诊断，振荡器用于治疗，他宣称对于那些前来尝试他那奇异发现的人们来说，他的机器不仅能诊断病因而且还有治疗效果。正像他年轻时曾抨击过的庸医一样，他宣称神奇的黑箱子能够医治任何疾病，于是吸引了众多人。他的机器不仅可以诊断和治疗癌症、糖尿病、癣菌病、肺炎以及数百种其他折磨人类的疾病，甚至灵敏到可以显示不在场的病人的年龄、性别和宗教信仰。
阿布朗斯黑箱成功的关键在于他宣扬所谓“电振动”理论，他声称电振动是从人体中的细胞发出的。当疾病降临人体时，根据疾病的特性会发出不同的振动。他的发电器和振荡器可收集从人体“发送出来”的不同“振动”，测量它们的电子频率，然后发送矫正信号给病人。阿布朗斯在他的广告中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只需通过病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采集的血样就可进行，只要在采集血样时面向西方就可以了。至于为什么病人必须面向西方，阿布朗斯从未解释过。阿布朗斯对他后来声称的事情也没有解释，这就是，用病人的手迹或者病人通过电话的声音，就可以取代血样，使他的非凡装置正常行使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