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党的代表大会应该每年召开一次，四大应该在1924年召开，但是，由于国共合作开展国民革命，1924年成为中共成立后最为繁忙的一年，国民党改组、黄埔军校建立、推动冯玉祥倒戈、部署推动全国的国民运动等一系列工作接踵而来，如期召开大会十分困难，会议时间不得不一再推迟。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在1924年7月之前，中共中央就决定召开四大，7月前后，有些地区已决定了参加四大的代表。9月15日，中共中央向各区地方委员会、各独立组组长发出《关于召开四大的通知》，确定将于11月召开四大，并将四大将要讨论的问题，以及代表推举的细则告知各地组织。是时，共产国际已感到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同鲍罗廷之间的冲突需要解决，同时认为陈独秀和中共中央从左的立场反对共产国际的对华策略，亦须变更。在这种情况下，1924年11月，共产国际正式决定派维经斯基再次来中国，以协调消除双方之间的误解与歧见，并指导中共四大的召开。
维经斯基于11月底12月初到达上海后，立即参与审定大会的基本材料和提纲，并与陈独秀一起召开了为期一周的中央全会，确定了四大的中心议题，调处了中共中央与鲍罗廷的关系。维经斯基指出：“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党渗透到城市工人群众中去的问题，也就是从在小组中做宣传工作过渡到在工厂中做鼓动工作的问题，向工人们说明现在中国政治斗争的基本因素。同时，代表大会应该找到把群众集中和组织起来的各种方式。”还指出：“虽然国共两党关系不能说尽如人意，但我们在会上还是不全面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还应该帮助国民党，以便尽可能广泛地掀起反帝运动浪潮。”
中共中央指定陈独秀、彭述之、维经斯基等组织起草委员会，四大的所有提案均由起草委员会草拟。瞿秋白担任维经斯基的翻译，并将维经斯基起草的议决案和其他文件译成中文。委员们对于各种草案都要经过一番讨论，其中尤以民族革命运动的草案讨论最为详细，争论较多。首先是对于民族革命运动的性质，各委员的见解很不一致。陈独秀、彭述之等认为，民族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维经斯基则以为“民族革命运动的性质不能确定，须看将来的成功如何”，不过，后来到审查草案委员会的时候，他亦承认陈独秀他们的观点了。其次是关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问题，这次大会对于此点特别注意。彭述之不同意陈独秀、瞿秋白等在三大上“把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看得太低，把资产阶级的力量看得太高”，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比任何阶级要革命，并且是国民革命中之必然的领导者”。另外，关于青年运动，在起草委员会亦有一次争论，不过，到后来双方都互相让步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为中共四大召开和缓和鲍罗廷与中共中央之间的分歧做出了重要贡献。12月19日，维经斯基致信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拉斯科尼科夫，通报了中共四大的筹备情况。因为四大开会需要维经斯基参加，原定于1924年11月15日召开的会议先被改为12月20日，后又被推迟到1925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