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湖勾起了我对遥远年代的回忆。我看见湖，它很宽阔，我透过泪珠看见它。我们——父母和我，还有一个拉着我的手的小保姆，站在岸边的一叶小舟旁。父母亲说，他们想要乘坐这条小船。我竭力挣脱开，以便登上小船，我表示：我也要去，我也要去。但是父母亲说，我不可以同去，我必须同牵着我的手的小保姆留下来。我纠缠了好久，父母亲仍不顾情面，小保姆没有放开我，我便咬她的手。父母亲很生气，让我跟她留下来，以示惩罚。他们消失于小船里，我在他们后面对他们拼命呼喊，现在他们远去了，湖变得越来越大，在我泪汪汪的眼睛里，一切东西都变得模模糊糊了。
那是沃特湖，我当时只有三岁，过了好久我才听说此事。从特兰西瓦尼亚的喀琅施塔德，即从我们第二年度过夏天的地方，我看见森林和一座山，看见山丘上的城堡和四面八方的一些房屋。那景色我已没有印象了，但是父亲当时讲的一些关于蛇的故事仍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在赴维也纳之前，他住在喀琅施塔德的一所寄宿学校里，学校附近有许多蝮蛇，农民们希望清除蝮蛇，因此少年们都学习抓蝮蛇的本领，一袋死蛇可得到两个十字币[1]。父亲教我如何抓蝮蛇，说就在蛇头后抓，这样蛇就无法伤人，又教我如何把蝮蛇打死，他说，如果懂得如何抓了，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并且根本没有危险。我非常佩服他，想要知道蝮蛇在袋里是否真的全都死了，我担心它们装死，会突然从袋里窜出来。口袋是牢牢地扎紧的，他说蝮蛇必定死了，不然就得不到两个十字币了。我不相信蛇全都死光了。
这样，我们就接连三年在奥匈帝国的卡罗维发利、沃特湖和喀琅施塔德度过了暑假。如果要把这三个地点连成一个三角形，那么这三个相隔很远的地点之间，就占了古老帝国相当一部分地方。
关于奥地利对我们的影响，在这个鲁斯丘克度过的时期有许多事情可讲，不仅仅是父母亲都在维也纳上学，也不仅仅是他们之间都说德语。父亲每天都读《新自由报》，当他慢慢地打开报纸的时候，那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一旦他开始读报，就看都不看我一眼，无论如何不搭理我，这个时候母亲也不向他询问事情，甚至也不用德语跟他交谈。报纸上有什么东西使他如此沉迷呢？我设法要弄个水落石出。起初我以为是气味，便在我独自一人无人看见我的时候登上椅子，好奇地闻一闻报纸。接着，当我在他背后的地板上玩耍的时候，我又在观察，看他如何沿着报纸移动他的头颅，并且在他背后模仿起他来，当然我的眼前没有报纸，那报纸父亲放在桌子上双手拿着。有一次，一位来访者进来找他，他转过身来，发现我在做虚构的读报动作，这时，还在他招呼来客之前，他跟我说话，向我作了解释，说问题在于字母，在于许多小不点儿的字母。他用手指点一点字母，说我很快也要学习字母了。父亲的话在我的心中唤起了学习字母的巨大渴望。
我知道，报纸是从维也纳来的，路途遥远，从多瑙河乘船去那里要四天。人们常常提起一些亲戚，他们到维也纳去向名医请教。那些大专家都是头等的名流，这些名人，我小时候就听说过了。后来我来到维也纳，获知洛伦茨、施勒辛格尔、施尼茨勒、诺伊曼、哈耶克、哈尔班，所有这些名字都是真有其人时，我感到惊奇。我从未试图亲自去见他们，他们坚持自己的格言，这些格言有那么大的影响，到他们那儿去的路途又是那么遥远，人们从他们那里归来，只可以吃特定的东西，而其他东西是禁止吃的。我原以为他们操一种独特的语言，这种语言无人通晓，只能猜测。我没想到，它跟我从父母亲那里听到的、虽然不懂也偷偷地练习的那种语言是一样的。
人们常常谈论语言，光是我们的城市里就有七八种语言，这些语言每个人都懂一点，只有从农村来的那些小丫头才只会保加利亚语，因而被看作是愚蠢的。每个人都列举自己所熟悉的语言，多掌握一些语言是重要的，掌握了语言知识，就可以解救自己，甚至可以拯救他人的生命。
早年，商人们出门旅行时把他们全部的金钱都放在围在腹部的腰包里，他们也这样乘坐多瑙河上的轮船，这是很危险的。我母亲的爷爷在甲板上装着睡觉，倾听两个男人在用希腊语讨论一个谋杀计划：他们打算轮船一靠近下一个城市，就突然袭击一个舱房里的商人，把他弄死，抢走他那沉甸甸的钱袋，将其尸体从舱房的一个窗口扔进多瑙河里，轮船一停泊，就马上离开船只。我的外曾祖父跑到船长那里，向他讲了自己听到的情况。那位商人受到警告，一位乘务员偷偷地隐藏在舱房内，其他人在房外站岗，当那两个凶手去执行他们的计划时，就被抓住了。码头上，在他们企图带着他们抢来的财物逃之夭夭的地方，他们被戴上手铐，送交了警察。这是因为，譬如说，懂得了希腊语的缘故。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有趣的语言故事。
注释：
[1]一三〇〇至一九〇〇年间德、奥、匈的辅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