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在响应党中央“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的号召下，他带领科研组开展空气氧化褐煤，生产腐殖酸，这是一种植物生长刺激素。在初步取得小试的结果后，他又想如何缩短氧化时间，提高效率，果断地用加压氧化达到了目的，论文发表后受到了化工界的一致好评。这一成果后来得到推广，对中国农业作出了贡献。
1963年10月，国务院任命他为北京石油学院副院长，成为学院领导层中深有学术造诣的学者专家。这时，学院已发展成为全国64所重点高校之一，他作为系主任的石油炼制系，由于人才济济，教学科研成果丰硕而深受人们的关注。他组织开展的一系列教学和科研工作为石油生产解决了实际问题，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效益。
1965年，他率一批青年教师和学生在锦州石油六厂参加国家科技攻关项目——顺丁橡胶会战，该项目后经放大而工业化，该项目研究成果20年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父亲和我们
父亲是个很有家庭情结的人。他回国不久就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会，经常在周末带着全家乘公交车到南河沿1号的政协俱乐部吃西餐。我记得第一次跟着全家进城，第一次乘公交车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上了31路公共汽车，虽然车上人不多，但是已经没有空位子了，我们都只好站着。由于是第一次乘车，对汽车的惯性从来没有体验过，更没有经验，当时的公共汽车地板都是有木板条子的那种，遇上刹车我不但站不稳，也不知道脚应该是顺着木条还是横在木条上，所以很狼狈，在车上就像个蹒跚学步的婴儿，父亲赶紧告诉我重要的是要抓住椅把就能站稳。
政协俱乐部西餐厅里有个可爱的女服务员，当时她大约三十多岁，特别喜欢我这个穿着粉红色小外套的小姑娘，每次我们去吃饭，她总要和我说说话、逗逗我，我也很喜欢这个阿姨。后来几年以后就再没有见到她了，还真有些失落，但是她的微笑却给我留下了永远美好的回忆。
我们经常在那里可以碰上名人，比如赵丹和女儿赵青，还遇见过上官云珠。我在那里第一次零距离接触了钢琴，还在那里第一次和父亲较量了乒乓球。那年上小学六年级，刚学会打乒乓球，自我感觉还挺好，知道父亲曾得过“国际冠军”，就提出要和父亲较量，结果哪里是父亲的对手，被打得落花流水，不过真正目睹了父亲打球的风采，的确不同凡响。
五六十年代的高等院校里，每周都在大操场露天放电影，父亲只要有时间都带着我们去看电影。我记得很清楚，父亲总喜欢抱着我坐在他腿上看电影，而且散了电影后，楼里的大孩子们舍不得回家睡觉，全都围着父亲在楼门口，借着皎洁的月光，让父亲给他们讲解电影里他们没有看懂的部分。很多年以后有个“发小”来家里看我们，提起当年看电影的往事，很羡慕我们有这样一位和蔼可亲的慈父。
父亲无论学习还是工作都很勤奋，我最佩服的就是他的“坐功”。小时候，我总是半夜一两点钟起来上厕所，几乎天天夜里这个时候，父亲房间的台灯都亮着。从山东迁回北京后，那时父亲已经年过花甲，近七十高龄了，在书桌上伏案工作，一坐就是几个钟头，这为我们这些孩子也树立了勤奋、刻苦的好榜样。
父亲经常喜欢幽默一下，和母亲一拌嘴，我必然充当“民事调解员”，父亲就封了我一个官儿——“公证处处长”；母亲八十岁出头还担任老干部处合唱团的指挥，为了演出的需要，母亲一连做了几件新衣服和连衣裙，而且每件都要穿给父亲看看，父亲开玩笑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意思是外边可能有相好了）；母亲从年轻时过日子就勤俭，什么都舍不得扔掉，父亲就说母亲是“破烂大王”；就连病在医院里也忘不了和母亲开个玩笑说她的身体真是“风调雨顺”。
1992年，学校分给了我一套房子，我用心装修后，把父母亲请来吃乔迁饭，父亲对我的装修挺满意，我习惯了中国正统说教，便说了句：“劳动创造幸福。”父亲说：“智慧创造幸福。”这句话我是第一次听到，当时不仅感到新鲜，而且细细琢磨觉得还很精辟，我已牢记了近二十年，而且无时无刻不在体会到这句话是生活的真谛。
父亲从1993年到1997年去世，因肺心病一共住了三次医院抢救，因为我是父亲的助理，自然三次都是我和母亲一起住在医院的高干病房里照顾父亲。医院的护士见我们母女俩无微不至地照顾父亲，羡慕地对他说：“朱老，您是修来的福。”我也问父亲：“从小疼爱我时想到老了要我照顾吗？”父亲摇摇头回答说：“我对你的感情分两个阶段，小时候你是个小姑娘，长得像个洋娃娃很可爱，长大以后你很纯，思想好。”
父亲是学化工的，但是对历史特别感兴趣。记得小时候带着全家游颐和园，他一手拉着我的小手，一手指点着长廊里的画，一幅一幅地给我们讲着动人传说和历史故事，所以从很小，我就觉得父亲是个“百科全书”，只要碰到不懂的事情就问父亲。我记得小学二年级那年，我问父亲为什么冻着的衣服也会干，父亲给我讲了“升华”的道理。后来上了高中，学电学时有“场强”的概念，我弄不太明白，回山东探亲让父亲讲，他没有给我讲，因为他知道我的结症在什么地方，立刻问我：“什么叫压强？”我顿时豁然开朗，真佩服父亲的讲解能力。
父亲去世的前三天我已经预感到了，忍不住在医院无人的休息室里嚎啕大哭了一顿，实在受不了和父亲的永别，而同时一个显著的失落是：父亲把一肚子学问也带走了。
反“右”运动中
父亲性情直爽，口无遮拦。刚从英国回国时，发现人们在喊“毛主席万岁”，他觉得很奇怪，就问一个朋友：“封建帝王的皇帝才喊万岁，怎么共产党的人民领袖也喊万岁？”那个朋友吓得赶紧说：“老朱啊，可不敢胡说！”类似这样的话，父亲可没少说。
父亲之所以没有被划成右派，是和他早年上扬中接触进步学生、上清华参加进步组织所受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一开始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正在白热化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在楼前和另外一位教授辩论：给党提意见要不要有立场？那个教授说没有立场，没立场就是立场，父亲坚决反对，说一定要有人民的立场，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给党提意见。两个人辩论得很激烈，这时旁边站着石油学院的党委副书记，她一言不发地听着。反“右”运动一起来，那个和父亲辩论的教授，平时也是口无遮拦，结果被划成了右派，而父亲坚持的“人民的立场”保住了他没有划成右派。
父亲系里有个年轻教师，因为在新华书店偷了一本书被发现送到单位，正好碰上反“右”运动，就被划成了右派，父亲对此很不满，因为这个教师业务很强，很有培养前途，犯了小错误可以批评，划成了右派就没有了政治生命，那还有什么前途？出于对青年人的爱护，父亲多次出面和领导交涉提出不同意见，但是力不从心，还是没有能够挽救了他的政治生命。
父亲因此一再嘱咐我们：“做人一定要老实，不要占小便宜，什么书店里偷书，商店里顺手牵羊，公共汽车上逃票，这些事情都不能做，事情虽小，但会影响一生的前途。”
“大跃进”前后
1958年“大跃进”时，全国土法上马大炼钢铁，石油系统就土法上马大搞成堆干馏“小土群”。父亲作为当时炼制系系主任，从尊重科学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坚决反对严重违背生产科学性的“小土群”运动，他从来都是坚持要尽自己的力量为人民挽回些损失，即使无力回天，也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在这之前，父亲曾领导设计了一座正规的流化干馏厂，他一直坚持要建立正规的干馏炉进行科研项目试验，而那些激进分子则违反科学规律，偏要主张要用砖砌干馏炉，结果形成了所谓的“土洋之争”。后来土法上马失败，土炉子四处漏气，居然大家手里捧着泥巴排上队补漏气的地方，非常可笑。实践证明父亲坚持的是正确的，但是那些激进分子给父亲扣上“不服党的领导”“追逐名利”“算账派”等帽子在全系进行批判。
与此同时，石油部总地质师李德生提出在四川找不到油田的权威结论，被扣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的帽子并受到石油部的批判，于是在全石油系统展开了“拔白旗运动”。北京石油学院领导马上按照石油部的意旨布置在我院“拔白旗”，未向北京市委请示就擅自做出了批判六教授的错误决定。父亲先是在炼制系范围内受到错误的批判，后又在全院大会上与其他五位教授一起受到更严厉的批判，其他五位是张锦、张希陆、赵仁寿、蔡伯民和苏盛甫教授。此事后来被北京市委发现并批评了学校党委，认为那样做不符合中央政策，要求马上平反，赔礼道歉。学校党委后来召开了全院大会，院领导向受到错误批判的六位教授当众检讨并道歉，各系党总支负责人也分别登门赔礼，但是这终究很难抚平受害者思想上的伤痛。这个“批判六教授”事件是“文革”前北京石油学院党委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犯的最突出的错误。
“文革”十年中
1
1966年6月，“文革”爆发时父亲正在大庆。北京石油学院党委的某些领导，为了保护自己，就把父亲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代表人物首先揪出来。父亲在大庆接到“速返京”的电报，连行李都没有带就连夜回到了北京。一进校门，大字报铺天盖地向他袭来，全都是揭发批判他的大字报。父亲虽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毕竟是“老运动员”了，没有表示得太惊讶。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都被揪了出来：所有的当权派、老右派、反动教授、黑五类分子。人多了，就组织成了劳改队和学习班，这几十个“牛鬼蛇神”不是扫大街就是扫厕所，要不就是写检查、挨批斗。劳改对于父亲来说倒还没什么，当时也就52岁，身体还可以，就是写检查，尤其是挨批斗，对父亲来说是对人格的侮辱，虽然不是他一个人，但他被游斗得最多，因为他不但是“走资派”，还是“反动学术权威”。他曾对我说：游斗最厉害的时候，他不是没有想过一死了之，当时绳子都准备好了，就是想到这四个孩子，他才没有走上黄泉路。我听了心里一酸，眼泪差点儿流了出来。
父母亲平时爱拌嘴，但是在父亲被游斗和劳改期间，母亲坚定地和父亲站在一起，一次都不拌嘴，不仅如此，有人动员我们孩子给父亲贴大字报、划清界限，母亲还给我们做工作，让我们写大字报不要涉及要害问题，应付一下就行了。父亲也对母亲在最艰难的时候所表现的忠诚所感动。正因为母亲的忠诚和坚定，也被送进了劳改队。
父亲进了黑帮劳改队和学习班，经常被批斗，多少人和父亲划清了界限，这让父亲很寒心。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曹伯伯从三里河乘公交车到我家来看望我们，我对他说父母都不允许回家，他说没关系，看看你们孩子就行了。逆境见人心，在那世态炎凉、众叛亲离的年代里，能够有人这样不忘旧情，冒着被牵连的危险来看望我们，我当时很受感动。
同年9月的一个周六晚上，我从学校回到家，家门口墙上贴着4小时内搬家的“勒令”，大门紧锁着，我就四处打听找父母和家，结果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在一个小平房里找到了父母。屋子里只有一张双人床和三个装着换身衣服的大抽屉，还有一张饭桌，房子又潮又暗。父亲见了我，只说了句：“还是回学校吧，这里暂时没地方住。”我只好又骑车回了学校。和我们一起搬到平房的还有几家“牛鬼蛇神”。寒冬腊月，我们几家共用的水龙头结了冰，几家人就一起想办法把水龙头化开，那里的居住条件很差，连上厕所还要走过几排房子再过马路才能上。我们在平房里住了8个月后，政治气氛没有那么紧张了，主要是两派开始搞派性了，我们就又搬回了楼里。
2
1969年10月，林彪一号通令一下，父母随北京石油学院迁到了山东。在学校仓促迁往山东东营时，物资是从张店卸下火车的。由于人手少，大家还要照应自己的家当，图书等撒了一地，父亲默默地弯下腰来，把图书一本一本捡起来，用手绢轻轻擦去书籍上的泥痕，打成捆，并且守护着，直到把他们装上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