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我高中毕了业，正赶上臭名昭著的“张铁生白卷”的那次“文革”之后全国首次非正式的高考，当时正是邓小平第二次在台上大搞全面整顿的那年。在进入考场之前，县文教局长给考生开会说：“成绩只是个参考，考得不好不一定就不录取，考得好也不一定就录取，我们本着重在表现的原则。”听了这话我就没有往心里去，心想我考好了，你总不能不录取吧。成绩出来了，小哥、嫂笑着告诉我，在沙城中学当老师负责判卷的朋友告诉他们，我的理化考卷成绩是98分（满分100），总分是全县第一。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等了一段时间，发榜没有我。就在这时父亲母亲听说后又一次从山东匆忙赶到沙城，带着我和小哥一起到了张家口地区，想从上边找找人。我们四个人来到张家口，找到地区教育局，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而且亲自去查阅了卷宗，回答是：我的总成绩是全地区第二名，但是只在备取名单里有我的名字。他表示对此无能为力，对于他的热心帮助，我们还请他吃了一顿饭表示感谢。回到沙城后，母亲想到是不是送礼能够有点儿希望，于是小哥马上将一块高级裤料送到了西八里公社文教干部家里。果然管用，没过两天，就有一个宣化师范学校的招生老师来到小哥家找我，他对我说：“听说你会拉手风琴，就到我们学校学音乐吧，学音乐不见得比学数理化没有前途。”我当时已经万念俱灰，什么前途不前途，还是先转城市户口吧，还不知道明年又是什么皇历，就这样我同意了。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我深感自己就像水上浮萍，不知道未来去向哪里，心中一片渺茫。
宣化
刚一进宣化师范学校，音科教研组长听说我会拉手风琴，首先就让我参加摸底考试，让音科班每个学生依次进办公室唱一首歌，由我来负责伴奏，我后来才明白他想用这个办法来试探一下我的手风琴功底，（殊不知我“文革”期间以及在山西文化馆期间，两次长期参加文艺宣传队，即兴伴奏练得相当纯熟，）我不但把所有同学的歌都伴奏了，有个别我没有听过的歌，照着歌谱，就像打字一样用手风琴伴奏了出来（记得全班算我是34人），组长老师什么话也没有说，第二天就发给我一架专用手风琴（我自己的琴放在北京了）。我是个不干则已，干就要干得最好的人，所以自从有了这个专用手风琴，不仅练习经常要出去演出的伴奏曲目，而且抓紧一切时间练习手风琴独奏曲目。有一次学校请来了一个部队在校礼堂观看我们班的演出，轮到我独奏《牧民歌唱毛主席》了，尤其是左右手同时演奏难度较大的复调对位旋律时，自己都没有想到如此从容不迫，这是我第一次在台上独奏，我没有一点瑕疵地拉到结束，热烈的掌声骤然响起，并且掌声不断，这下可慌了，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只好又回到台上随便拉了一个小曲子就下场了。
入学不久，正赶上“反对右倾翻案风”，四人帮疯狂地反对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还有“批林批孔”。由于老师很器重我，而且我又没有积极参加当时的“大批判”，有部分“极左”的同学很不满，他们给我扣上“智育第一、不问政治”的帽子，校长在大会上也说：“有个别人很特殊，咱们学校小，容不下她，她走路都和别人不一样，看看报纸就算过问政治了。”班长也说：“班里有走‘白专’道路的人，还有留校的倾向，咱们要对这样的人展开批判，但是不要点名批判。”在这种压力下，我想起高中时拼命念书，全县考了第一不让上大学，前途在哪里？到了这里，好不容易老师认真培养我，又碰上政治运动，无端受批判，我实在受不了了，一天下了课，趴在教室的书桌上放声大哭，然而没有一个人安慰我。我从16岁就开始对哲学著作感兴趣，政治课上和老师纯熟地讨论哲学观点，政治课老师很赏识我，他请来了校领导来听我们班的政治课，在课堂上和我讨论形而上学、真理的阶级性、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等问题，我这个不问政治的“智育第一”，因此居然被选上了政治课代表，这是对当时的“政治”极大的讽刺。若干年后回到北京，连姐姐也说我：“哪里像学音乐的，倒是像学政治理论的。”
我住的女生宿舍由于是平房，旁边不远就是一个校木工房。每天早上吃了早饭到开始上课之间大约有20~30分钟的时间，我就坚持每天利用这段时间坐在宿舍门口练琴。我拉的曲目基本上都是外国作品，《芬兰波尔卡》《黑龙江的波涛》《化妆舞会》《蓝天》《匈牙利舞曲》，而这些曲谱都是组长老师送给我的。我注意到有一个人总是在不远的地方慧心地欣赏着，后来才知道这个人57年还是二十来岁就被打成了右派，在木工房下放劳改。我还记得在北京大哥家，刚练完琴，就出门有事情，一开门，发现两层楼之间的拐弯平台上站着一个中年男人，面对着楼梯窗户，背对着大门，后来听大嫂的妹妹说，这人是留苏的，住在旁边那个门洞里，经常过来这样站着听我拉琴。现在回想起那个被封闭的年代，多少人向往着美好的艺术，那个压抑了人性的年代，压抑了多少人对艺术的美好情感。
我自学了作曲，并且还记有学习笔记。有一天发现书桌里的作曲笔记本不见了，我没有多想，以为自己不知放到哪里了。过了几天，一个女生拿着我那本丢失的笔记本来到我的书桌前，还给了我，并说了声谢谢，我这才明白，这就是文艺界所说的“偷艺”。组长老师有一天把我和一个宣化一中毕业的同班女生叫到办公室，分配她负责作词，我负责作曲，合作写一首歌颂刚刚去世的、事迹非凡的张家口市委书记周日升的大合唱，并要求有领唱。我拿到她的歌词之后，披星戴月，连夜谱了曲子交给了老师。经过一周的排练（体科几乎清一色的张家口知识青年，所以合唱部分由他们担任，而女生领唱和乐队由我们班担任），这个节目参加了全校周日升纪念大会。班里有个宣化知青从来就没有真正佩服我，每次我给同学们排练节目（主要是舞蹈和音乐），她都能听出我用的音乐在什么地方听到过，她也的确是个音乐记忆力很好的人，但是这次她被我写的这首旋律动人的歌曲折服了。
在宣化师范的最后一个学期，班里才开手风琴课，手风琴课老师请假生孩子去了，我没有毕业就成了当然的手风琴课老师。我不但认真授课，还耐心辅导，从不保守，对于个别不认真练琴的同学还做思想工作，要他们学会将来教音乐课的本领。然而，正是这半年的教课，同学们对我这个曾经孤傲的“智育第一”有了彻底的了解，一个同学打扫教室时碰到我说：“木头眼睛，没看透你。”更使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最后一个学期结束时，全班34人，除我以外，33人全票通过选我当了三好学生。
在毕业之前，我被分到了下花园一中实习。实习快结束的时候，校长亲自乘火车到下花园一中来看望我，问我要不要留在一中，我不明白，明明是要留校的，这和下花园一中有什么关系？但是当时思想太简单，就没有听出他在利用我的毕业分配企图敲我一笔，直到离校的头一天宣布分配方案时，我被分回了怀来县，才大梦初醒，明白了校长亲自到下花园一中看望我的真正目的，因为班里唯一留校的学生，就是明目张胆地往校长办公室成筐成筐送水果，送礼物，并和校团委书记打得火热的人。分配方案下来之后，组长老师来宿舍看我，也许是来告别，我这满腔的委屈，冲着他大哭起来，边哭还边埋怨他，他也喊了起来：“这能怪我吗？”想起组长老师对我那么好，我也就只好跑出去哭了。跑到外边，正好碰上政治课老师，他非常镇定地说：“其实这个结果我早就预料到了。”两年后，我偶尔一次碰到一个宣化师范学校的同学，她告诉我那个留校的女生一留校就当了校团委书记。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她主持会场，当喊到：“全体起立”时，比我低一届的、并且曾经和我们班联合演出大合唱的那班学生，全体拒绝起立，来抗议学校对我的不公正的毕业分派方案。对现在来说，当年的毕业分配并不是什么太要紧的，可是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奋斗了几年之后又回到了最初出发的地方，这对于一个一心要有所作为、有所奉献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桑园
怀着沮丧和惆怅，我乘上了火车，前往怀来县给我分配的新岗位—桑园公社中学（初中部）。一路上尽管高兴不起来了，但是不妨碍我和其他乘客搭话。坐在对面的一个中年男人，在火车开动不一会就觉得我不像是河北人，于是就和我聊了起来。他说我小哥和他很熟，当他知道我要去桑园中学报道，就说他和桑园公社的文教干部更熟，马上取出纸和笔，迅速地写了一封信，叫我在报到的时候交给桑园公社的文教干部。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这封意外收获的信交给了文教干部，他看完了信之后只说了一句：“你真聪明。”这句让我迷惑了很久的话直到一年以后我才明白，原来，和我同时分配到桑园公社的另外两个其他师范学校的女生，一来就被分到大山里的小学了，直到其中的一个女生答应和他侄子结婚，才放她们出山，回到铁路旁边的桑园中学。好悬啊，要不是偶遇那个热心人，我后来的命运还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由于学校教导主任知道我上过高中，所以我就快成了“救火队”，哪科缺老师就给哪科代课。在桑园中学初中部三年多时间里，我教过音乐、物理、数学、英语。学校召集各科的组长开会，我是当然的参加者，尽管我不是组长。有的学生觉得很奇怪，这个老师怎么什么都能教。有一天学生上晚自习，我像往常一样进了教室，一个学生就问我铁的化合价是多少？我说记不清了，不过可以通过原子量推算出化合价，最使我哭笑不得的是，当我算出铁的化合价时，那个学生说：“对。”原来他是在考我。
正是这三年多的经历，我发现我这个人有“气场”，当老师特别合适。我从来没有和学生发过脾气，甚至都没有大声嚷嚷过，但是上自习课时，只要我站在教室门口，没有一个学生敢说话，可是校长去了就好像谁都没有看见他，该干嘛干嘛；我教英语课时，我的班里英语平均分是85分，可是另一个班的英语平均分不及格（我们两个班英语老师都是班主任）；我当时也是年轻老师，可是有的年轻老师让学生气得直哭，而我曾经因为一个女生报复我对她的批评，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她批评哭了，事后还给我道了歉。
学校离北京很近，乘火车只有三个小时就可以到北京，而且学校离火车站不远，所以学校领导允许我两周回一次北京。我把在宣化师范上学时特地到天津买的那个手风琴也带到了学校，不但仍然坚持练琴，还利用手风琴给学生排节目。有个老师对我说，听到我拉琴使她想起了唐诗《琵琶行》，可见她把我比作白居易笔下沦落天涯的琵琶女，细细想来，倒也恰当。
1977年，父亲因病和母亲一起离开山东回到北京石油大院重新定居了，我在北京又有了自己的家。同年10月传来了恢复高考的好消息，我重新振作起精神，每天夜里很晚才睡，抓紧一切时间准备参加高考。然而就在12月高考的前三天发准考证时，学校不发给我，我毫无办法，又一次万念俱灰，当天晚上在人去屋空的办公室里几乎哭了一夜，不仅因为这唯一赶上末班车的机会永远不会有了，更因为就在全国人民欢庆胜利、大地复苏、科学的春天来到了、祖国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的厄运才真正开始了。
1979年1月我又重新回到了北京，距离当年离开北京的时间，整整十年零一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