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曾《咏史诗》面世不久即产生影响，当代就有人为之注评，至宋又有新注本，兹分别考索如下。
甲
《新雕注胡曾咏史诗》唐陈盖注米崇吉评注
今传胡曾《咏史诗》注本最早者为《四部丛刊三编》所收影宋抄本，题为《新雕注胡曾咏史诗》，分为一、二、三卷，卷各五十首诗。全书首叶首行题“注咏史诗总一百五十首”，次行至四行分别题：“前进士胡曾著述并序”、“邵阳叟陈盖注诗”、“京兆郡米崇吉评注并续序”。五行后为胡曾自序，无题。序云：“夫诗者，盖美盛德之形容，刺衰政之荒怠，非徒尚绮丽、瑰琦而已，故言之者无罪，读之者足以自戒。观乎汉（魏才）子，晋宋诗人，佳句名篇，虽则妙绝，而发言指要，亦已疏。齐代既失轨范，梁朝（文）[又]加穿凿，八病兴而六义坏，声律（而风）雅崩，良不能也。曾不揣庸陋，转采前王得失，古今（成败），成一百五十首，为上、中、下三卷，便以首唱相次，不以年（代后）先。虽则讥讽古人，实欲裨补当代，庶几与大雅相近者也。”据此，胡曾自编本乃分上卷、中卷、下卷，此本则改为卷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在编排次序上，按照作诗时间的先后，不依史事年代的迟早。莫砺锋《论晚唐的咏史组诗》：“由于不清楚《四库全书》本的版本渊源，不知它与《四部丛刊》本何者更古，所以尚不能肯定胡曾《咏史诗》的最初编排情况究竟如何。但如此大规模地写咏史诗，所咏史事又遍布先唐各个时代，揆诸情理，其原本当以按时代为序的可能性为大。”（《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4期）案《四库》本与《四部》本何者更古的问题，参见后文。而“《咏史诗》的最初编排情况”，胡曾自序已讲明。胡曾自序后一行题为“米公《续序》”，次一行序文曰：“余闻玉就琢而成器，人从学以方知，是乃‘车胤聚萤，孙康映雪’。每思百氏，爰及九流，皆由博识于一时，故得馨香于千古。余非士族，迹本和门，徒坚暗昧之材，谬积讨论之志，莫不采寻往策，历览前言。黄帝方立史官，苍颉始为文字，既有坟籍，可得而言。近代前进士胡公，名曾，著咏史律诗一百五十篇，分为三卷。余自岁以来，备尝讽诵，可为是非罔坠，褒贬合仪，酷究佳篇，实深降叹。管窥天而智小，蠡测海而理乖，敢课颛愚，逐篇评解，用显前贤之旨，粗裨当代之闻，取诮高明，庶几奉古云尔。”
据上引《百宋一廛书录》，知宋刻本先为季振宜所藏，后辗转为黄氏所得。又据影印本末附张元济《跋》曰：“此（案指影宋抄本）从宋本影写，原书先藏士礼居黄氏，继入琳琅书室胡氏，后为吾友顾逸鹤所得。卷首缺半叶，《唐才子传校笺》卷八《胡曾传》笺文曰：“卷首胡曾《序》仍存，张元济《跋》谓‘卷首缺半叶’，实缺下端之一角，约缺十三四字”。案张氏所指者，乃卷一之卷首，而笺注者以不误为误，以为指全书之卷首，非也。此为胡氏写本，疑在彼时即已如此。”检今影印本，卷一诗题目录之后正缺半叶，据目录知为《乌江》诗。而据上引孙星衍云宋本“自《乌江》”始者，知在其时尚完好。
《唐才子传》谓注者陈盖为晚唐咸通时人，当为可信。兹略考以证实之。
首先，文中尚能见到避唐帝名讳的字，盖为后人所回改未尽者。《钜桥》诗注曰：“暴搏猛兽”；《夷门》诗注曰：“取武符军印于卧内”，“武符军印在王卧内”，“令窃晋鄙武符军印而交兵”；《汴水》诗注曰：“皆作龙兽之形”。案“兽”、“武”二字，皆为避唐高祖李渊祖父李虎的名讳而改者。《姑苏台》诗注曰：“积年代业，一旦沙崩”；《武昌》诗注曰：“夫治国者，务在人牢，人牢则国固”；《金陵》诗注曰：“欲致升平之代也”；《八公山》诗注曰：“方雪积代之耻”。案“代”、“人”二字，皆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而改者。《预让桥》诗注曰：“预让义士也”，“预让感智伯恩”，“获预让”等。案“预”字，乃为避唐代宗李豫的名讳而改者。
其次，注文中的一些地名为唐有而宋无。《长城》诗题下注曰：“案《十道图》，今在临兆（洮）县也。”案《十道图》十卷，为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所撰，宋以后散佚。又宋代无临洮县。《昆明池》诗题下注曰：“在长安西门外。”诗后注文曰：“其池今见在焉。”案宋时称长安为永兴军。昆明池始开于汉武帝，十六国时干涸，至唐德宗贞元十三年又修浚注水，宋以后没。《番禺》诗注曰：“至今见在管岭南邕府”。案岭南邕府指唐代岭南五府经略使之一的邕管经略使府，宋时改为广南路。《武陵溪》诗注曰：“今武陵溪在朗州，属荆南也。”案唐代荆南节度管下有朗州，至宋时改荆南为荆湖路，以避宋帝始祖赵玄朗名讳而改朗州为鼎州。《檀溪》诗注曰：“溪阔三丈二尺，见今在襄阳者是也。”案檀溪在唐襄阳县西南，但至唐末，溪水干涸，故五代、宋时，襄阳已无此溪。
再次，注文中的一些职官乃属唐制，而非宋有。《居延》诗注曰：“帝乃以[苏]武为典属国，今之鸿胪卿是也。”案唐代官制，鸿胪寺为中央官署九寺之一，卿为其长官。北宋前期，鸿胪寺改置判寺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已无正式长官。宋神宗元丰改官制之后，才仿行唐制，但此时的鸿胪寺已成为外廷官署，所掌只限于外朝的大朝会。南宋即废鸿胪寺不置。秦汉时，典属国的职掌主要是少数民族归服朝贡之事，汉成帝时并入大鸿胪。唐代鸿胪卿的职掌也主要是处理涉外事务，而宋制则大变，所以，此条注文所言“鸿胪卿”乃指唐制无疑。《官渡》诗注曰：“[袁]绍留逢纪佐其子知留后”。案两汉三国时期无“知留后”之职，此乃中唐之后出现的众多使职之一，当节度、观察、转运、巡院等缺员时，便由其他官员以“知留后”之名代理其职。由于注者生活在晚唐，对此很熟，习惯成自然，遂在不经意间将唐代官职用于前代了。而宋代亦无此职。
复此，《阿房宫》、《夷门》、《黄金台》、《即墨》、《易水》、《长平》、《武关》、《故宜城》、《轵道》、《杀子谷》、《杜邮》、《房陵》、《流沙》、《渑池》等诗注都大量摘抄《春秋后语》一书。案此书亦名《春秋后国语》，东晋孔衍撰，至五代、宋时已渐散佚。案孔衍认为《战国策》所记战国史事未为尽善，遂参据《史记》，考其异同，撰成《春秋后语》，始自秦孝公，迄于楚汉之际，故注者以其方便而颇多引用。此书原为十卷，今有清人辑佚本及敦煌遗书残卷，见黄辑《汉学堂丛书》杂史类，罗振玉辑《鸣沙石室佚书》初编。
据以上几点考证，足可确认注者陈盖为晚唐时人。《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补正》卷八《胡曾传》笺文曰：“陈盖注《咏史诗》，今有《四部丛刊三编》所收影宋抄本。然云陈盖为咸通中人，除辛氏所云外，别无证据。从所注看，颇似为宋人作。”此说大误。
此本除于诗后引据史书、抄撮史事为之作注外，还在注后有或详或略的评说，当为米崇吉所为。有论者谓曰：“米氏乃西域米国归化人，即昭武九姓之一。崇吉盖胡兵之子弟，故云‘余非士族，迹本和门’。孙星衍曰：‘其《续序》云近代胡曾，是陈、米俱唐人也’，（《廉石居藏书志内编》卷上）今按至迟亦当在后唐之世。”《讲史与咏史诗》四《胡曾咏史诗》。案原文讹“和门”为“私门”，又脱“陈”字，兹已据影印本径予补正。案“和门”即军门之意。米氏作为“胡兵之子弟”而能评说胡曾《咏史诗》，文化水平相当可观，则其汉化已深，当为很早就移居中原的胡人后裔。唐以前生活于中原的西域胡人多定居长安、洛阳等地，而唐长安城周围地区为京兆府所管辖，此前在晋、北魏、隋等时代称为京兆郡，米氏之祖或是在这一时期移居长安地区，故署籍贯为“京兆郡”，以示不忘祖。至于其为何时人，从评语中尚能寻觅消息，兹亦分条考索如下。
《南阳》一诗，米氏评曰：“《文选·名臣赞》曰：‘沉鱼择水，高鸟候柯’也。虽蕴机筹，犹须际遇……”案《名臣赞》即袁宏《三国名臣序赞》，见六臣注《文选》卷四七，“水”原作“渊”，当是米氏为避唐高祖李渊名讳而改。
《息城》一诗乃咏春秋时人妫息者，诗后引《春秋左氏传》及《烈（列）女传》作注，但两条资料有所出入，诗人吟咏，亦各取舍，故米氏评曰：“又近代才子之句，息夫人为楚王生二子，其理难明，盖学浅未周也。夫上古结绳而治，轩辕文字而兴，以立史官，相其褒贬，莫不惩恶劝善，以激将来。讽咏之中，尤宜小细，若成大谬，有误后人，根究其源，实难尽美者也。”案所谓“近代才子”，盖指诗人杜牧，以其《题桃花夫人庙》为咏息夫人诗篇中的翻案之作，米氏之评即针对此而言者。又《乌江》诗曰：“争帝图王势已倾，八千兵散楚歌声。乌江不是无船渡，耻向东吴再起兵。”米氏评曰：“夫项羽徒负英雄之志，全无慷慨之心。于时，再入江东，复兴戈戟，零灵日月，拨乱寰瀛，得失未知，由胜束手，盖无机略，只以势景。”此段文字因传刻讹误，虽有不通者，然观大意尚明。不过，米氏不是在评胡诗，而是接受杜牧《题乌江亭》的翻案观点，借以发挥。诗曰：“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可见米氏之时代仅晚于杜牧而已。
米氏在《渭滨》、《沛中》、《钜桥》、《沙苑》、《陈宫》、《铜雀台》、《故宜城》、《》等诗的评语中都引据唐初虞世南所撰《帝王论略》，而此书自宋以后即散佚。案原书五卷，今仅存敦煌残卷，可窥其大概，见[日本]神田喜一郎辑、陆志鸿编《敦煌籍留真新编》。又唐人马总撰有《通历》十卷，亦称《通纪》，今残存七卷。这是一部起自上古迄于隋代的简明通史，并将《帝王略论》分条系于有关帝王之下，从中亦得略见其意。又在评《豫州》一诗中引述曰：“故燕公张说《才命谕（论）》云：‘当其时也，天下与华夏兮何咎，与戎羯兮何亲？’此之谓也。”据唐人赵说：“……《才命论》称张燕公，《革华传》称韩文公，《老牛歌》称白乐天，《佛骨诗》称郑司徒，皆后人所诬也，故其辞多鄙浅。”《因话录》卷四。可见《才命论》是一篇托名张说的伪文，故自五代后即不传。还在评《马陵》一诗中引述曰：“《许子新书》曰：‘善阵不战者，良将也。’”此书全称《许子新书军胜》，唯《旧唐书》卷四七《经籍志》、《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有著录，十卷，撰者不详。案《崇文总目》不著录此书，知《新志》仅为转录而已，并非其时仍存，当于五代后即佚。
米氏评诗，间亦驳议。如《故宜城》诗云：“武安南伐勒秦兵，疏凿功将夏禹并。谁为长渠千载后，蛮流犹入故宜城。”评曰：“夫疏凿长渠，以运粮食。故《帝王略论》曰：‘夏禹治水，不重尺璧，而重寸阴。一沫（沐）握发，乃一食二（三）吐。陆行载车，泥行乘撬，而水行载舟。治水十三年，经过己门，闻儿泣声不能入，恐滞时。乃凿龙门、伊阙，导九江，所存者七百国，而鼎天下。有河出图，洛出书，至寿百岁，在位九年。’夫武安君生于人，起于秦中，善用用（军）功，显于兵甲之阵，止于一将之身。故胡公岂将咫尺之清流，此（比）沙弘之鸿业，实见谬矣哉！”案《四库全书》本胡曾《咏史诗》宋人注（见后文详考）曰：“旧注谓胡公以白起一战将而比夏禹，实见胡公之谬，其言甚当。”对于宋人而言，所谓“旧注”，当指唐人所为者。
米氏不只以骈文撰写《续序》，还在诗评中用骈语俪言，略举两段，窥其一斑。如《夷陵》诗评曰：“夫春申徒彰之名，计寡重言之志，于云富贵，必昧鉴知。不聆迸（逆）耳之言，多采徇瘠之说，一朝失之，四顾无人。疾雷无掩耳之方，国士有攒眉之叹也！”又如《东海》诗评曰：“夫蓬莱者，群仙窟宅，众圣栖游，参差隐碧玉之楼，缥缈见赤龙之驾。若非仙侣，何以寻真？徐福登舡，以畅平之志；祖龙下世，堪嗟温骇之神。”盖濡染晚唐之文风者。
综上所考，米崇吉显然也是晚唐人，只是比胡曾的辈分晚一些，不过，也可能是与陈盖同时。此由米氏评注中的几种现象或可说明。如在《望夫石》诗评中有“故胡公云‘不知何代’之句”云云，又如在《金义岭》诗评中有“故胡氏有斯句”云云，以及前引《故宜城》诗评等等，都是直接针对胡曾原诗的。而且米氏在《续序》中只字不提陈盖之注。盖以二人同时代而各自为之，米氏自不及参考。此外，《唐才子传校笺》卷八《胡曾传》云：“今《咏史诗》一卷，有咸通中人陈盖注”。可见陈注最早是单行本，米氏评注不是在陈注的基础上作的，这也可作为二人互不相谋的证据。
现在能看到的陈注、米评合刊本就是这个影抄宋本。它又始刊于何时呢？案此本犹保持着讳字的原貌，如玄、敬、弘、殷、匡、贞、沟、慎等字缺末笔，而孝宗以下诸帝讳字则未缺笔，可知刊于南宋孝宗时。
乙
胡曾《咏史诗》南宋人（胡元质）注
此本收入《四库全书》集部二，分作上、下两卷。馆臣《提要》曰：“臣等谨案《咏史诗》二卷，唐胡曾撰。曾，邵阳人。《文苑英华》载其二启，案《文苑英华》实载胡曾启文三篇，分别见卷六五二、卷六五四、卷六五五。皆干谒方镇之作。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咸通末为汉南从事。案此说甚误，见《唐才子传校笺》卷八《胡曾传》笺文驳正……是编杂咏史事，各以地名为题，自共工之不周山，迄于隋之汴水，凡一百五十首。案此本实存一百四十九首，较之影宋抄本则缺《缑山》一首，而较之《唐音统签》、《全唐诗》则缺《广武山》一首。盖《四库》本所源出之本即已如此，参下文考证可知。今人有承《提要》之误者，如《唐诗史》第六编第三章第二节《淡漠情境的表现及其平庸化趋向》云：“胡曾有《咏史诗》二卷，杂咏史事，各以地名为题，自共工之‘不周山’，迄隋之‘汴水’，凡一百五十首”。即据《提要》，而二卷则为馆臣所重编……每首之下，抄撮史书，各为之注……观所引证，似出南宋人手。”以此本与影宋抄本相较之，两者形式上的最异处，不在卷帙的分合多寡，而在于诗的编排次序。前文已考，影宋抄本不按所咏史事的时代先后编排，而此本则做了大的调整，是严格依照所咏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及历史人物生活的时代为序的，又在此顺序下，则将几首是咏同一史事及人物的诗排在一处。又，馆臣谓此本之注“似出南宋人手”，盖出于谨慎，语用疑似，实则甚得其是，惜未证明。兹举数例，分条考之。
《云云亭》诗注曰：“宋黄朝英《缃素杂记》二卷……舒王《咏柏》诗云：‘老松先得大夫官’乃为允当尔。”又《黄河》诗注亦引及《缃素杂记》一书。据《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缃素杂记》解题云：“右皇朝黄朝英撰，所记二百事。朝英，建州人，绍圣后举子也。”案“绍圣”为宋哲宗年号。又据《直斋书录解题》卷一〇《缃素杂记》解题云：“建安黄朝英士俊撰，有陈与者为之序，言甲辰六试礼部不利，盖政、宣中士子也。”案“甲辰”即宣和六年，“政、宣”指政和、宣和，宋徽宗的两个年号。可知黄朝英为南、北宋之际人。《缃素杂记》称王安石为舒王，而据《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卒于哲宗元元年，至徽宗崇宁三年，“追封舒王”，南宋高宗时“削其王封”。则此书当成于北宋末，抑或南渡初。
《渭滨》诗注引《七书·六韬》云云。案此指武学丛书《七书》中的《六韬》一书。《七书》亦名《武经七书》、《武学七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〇记载：神宗元丰三年，诏令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并雕板印行，号称《七书》。知此丛书印行已在北宋末年了。
《石城》诗注曰：“《乐府序解·时序篇》有《石城》、《莫愁曲》。”又曰：“《唐·礼乐志》亦曰：《石城》，宋臧质作。”案《乐府序解》一卷，为哲宗、徽宗时人刘次庄所撰。《郡斋读书志附志》卷五下总集类，《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东观余论》卷下《跋刘次庄戏鱼堂记后摹本》。则其成书亦当在北宋末年。又案《唐·礼乐志》当指《新唐书·礼乐志》，因《旧唐书》分为《礼仪》与《音乐》两志。《新唐书》撰成于仁宗嘉五年，而其刊印又在此后。
《湘川》诗注曰：“杜诗《湘夫人祠》，王原叔注曰……”案王洙，字原叔，宋仁宗时著名学者，《宋史》卷二九四有传。
综上所考，此本诗注多引据北宋末、南宋初人的著述，则足以断定是出于南宋前期人之手，实为胡元质所注，盖后世传刻者刊落其名氏，详参下文。
张元济先生跋影宋抄本曰：“余案《提要》所引三注，惟《洞庭》一条似与此合，余《钜桥》、《渭滨》二条云云，是本均无其语。盖《四库》所收，名同而实异也。”所说甚是。不过，此本虽非剿袭唐人陈盖、米崇吉注评而作者，然亦有所参考。如在《故宜城》、《居延》、《青》等诗注中，即标明“旧注”云云。亦间有袭用，如《金义岭》一诗，陈、米注云：“此水连湘江，其源高，故曰天河。世说七夕鹊填天河。”此本注云：“此水连湘江，其源高，故曰天河。世说七夕鹊填天河。”另外，就是对陈、米注文作润饰精简，而此类又其最夥者。如《金牛驿》一诗，陈、米注引《蜀记》云云，此本注亦引《蜀记》云云，但在文字的叙述上要简练得多。
案已见前引之《廉石居藏书记内编》云：“四库馆所收本二卷，自《不周山》至《汴水》，亦有注，不著姓名，盖后人重加编订，易其卷次，偶失陈盖、米崇吉署名耳。”此说大误。盖孙氏未比较二本，致以为《四库》本之注即陈、米之注评，仅失其署名耳。实则二本的注文小同而大异，略举二例，即足明了。如陈、米注评多引《春秋后语》、《帝王论略》，而此本则一条不引。又陈、米注评只引述《左传》、《史记》、《汉书》等正文，而此本除引正文外，还引及杜注、三家注、颜注等古注。且前已考证此本颇多引据两宋之际人著述，这绝非晚唐人所能及。
丙
《新板增广附音释文胡曾诗注》宋胡元质注
明代刻书有所谓内府本，即由内宫司礼监宦官主持刻印者，亦称司礼监本或经厂本。据明末宦官刘若愚在其所著《酌中志》卷一八《内板经书纪略》中开列的“现今有板”之书：“《释文三注》：《千字文》，七十一叶；《胡曾诗》，九十九叶；《蒙求》，一百四十四叶。”此所谓《胡曾诗》即指胡曾《咏史诗》。《唐音统签》卷六四五谓胡曾《咏史诗》有“内府注释本”，即指此本。又据上引《丰顺丁氏持静斋书目》及《故宫善本书目》所著录者，亦即此本。
张政先生指出：“明内府刻本《释文三注》，《蒙求》是宋徐子光集注本，《千字文》、《咏史诗》皆不著作注名氏，盖经人有意刊落”。而日本的翻刻本反未刊落。日人涩江全善《经籍访古志》卷六集部别集类：“《新板增广附音释文胡曾诗注》一卷旧刊本，宝素堂藏。卷端标目后题‘咏史诗’、‘庐陵胡元质注’，无序跋及刊行时月。每半板十行，行十六字，注单行二十字，界长五寸八分，幅四寸一分。板式雅古，绝与旧板《注千字文》、《古注蒙求》类，即三书合刻者。”此翻刻者，盖与明内府刊本为同源无疑。《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二集部亦有著录，谓为“日本五山刊本”。又著录：“《新板增广附音释胡曾诗注》三卷，唐胡曾撰。日本活字本，十四行二十字，诗题大字占双行，注低一格，卷一次行标‘咏史诗’三字，下署‘庐陵胡元质注’……元明以来不见刻本，案此说似不确，傅增湘在同书卷二经部小学类又著录其所见大黑口“元刊本”，盖未能前后照应。而且，明代又有内府等刊本，只不过注者名氏被有意刊落而已。又书题《新板增广附音释胡曾诗注》之“释”下似脱“文”字。惟日本尚存旧刻”。
又指出：“《新板增广附音释文胡曾诗注》，卷端标目如上式，此所谓“上式”指其文所引述的《新雕注胡曾咏史诗》卷首款式。次行上题‘咏史诗’三字，下题‘庐陵胡元质注’，（据《金泽文库》本图录卷上）无序跋……此书盛行于日本，《经籍访古志》、《成箦堂善本书目》、高木文库《古活字板目录》等书目中著录颇夥。（因分卷不甚显明，各家著录时有三卷一卷之异，实即一书。）有古抄本、古刊本、古活字本等等，常与注《千字文》（梁周兴嗣次韵，李逻注）、《蒙求》（唐李翰撰）或《蒙求集注》（宋徐子光注）合刊，称为‘明本排字增广附音释文三注’。盖三者皆训蒙之书，性质相近，故合刊之。此风气不知起于何时，疑明代始传入日本，故标目冠明本二字。”案《千顷堂书目》卷三补元书目著录：“《释文三注》十卷。《蒙求》、胡曾《咏史诗》、《千字文》。”据此知合刊之风，至迟起于元代。
《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集部别集类（三）著录：“《新板增广附音释文胡曾诗注》三卷，（宋）胡曾撰，胡元质注，日本刻本。”案此谓“（宋）胡曾撰”，显然有误，惟不详其原本误者，抑著录误者？
张先生又说注者“胡元质宋人，事迹无考”，则略欠考。案《吴郡志》卷二七《人物》有其传记，谓“绍兴十八年进士高第”，知为南宋初人。文长不录。又《景定建康志》卷一《行宫留守》、《宋史》卷三四、卷三五《孝宗纪》、卷一八三《食货志》等，也都有其事迹的零星记载。胡元质尤喜编刻书，《宋史》卷二〇二《艺文志》经部小学类著录有“胡元质《西汉字类》五卷”，又卷二〇七子部医书类著录有“胡元质《总效方》十卷”。还撰刻《左氏摘奇》及刊印《两汉博闻》，并传于世。《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类书类著录：“《左氏摘奇》十三卷，案《文献通考》作“十二卷”，与《宋志》合，而此谓“十三卷”，当乃传写字画有误。给事中吴郡胡元质长文撰。”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左氏摘奇＞十二卷提要》：“胡元质撰。元质字长文，吴郡人，官给事中。考《宋史·艺文志》于史部下载《西汉字类》五卷，案此书实著录于《宋史》卷二〇二《艺文志》经部小学类中，而非史部，盖阮氏检阅偶疏失之。小学类中又著录“《西汉字类》一卷”，注“不知作者”，或亦胡氏撰而简编者，或为五卷之合编者。注‘胡元质撰’，而于经部春秋类下载《左氏摘奇》十二卷，则注‘不知作者’。此疑当日或传刻者失之。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载此稍为详悉，其姓氏爵里，实与今本相合。此本从吴中藏书家影宋抄录，卷后有元质自记一条，云：‘《左氏摘奇》皆手所约，锓木于当涂道院，与同志者共之。乾道癸巳元日书。’当系原刊所识……至《文献通考》竟列于类书之中，案《直斋》即著录于类书类中，《通考》仅据以转录而已。未尽此书之要也。”案“乾道癸巳”即孝宗乾道九年。《两汉博闻》卷尾的刻书题识云：“元质顷游三馆，览载籍，得《两汉博闻》一书，记事纂言，真得提钩之其传之不广也。爰是正而芟约之，刻版孰郡斋。辰十月旦日，吴郡胡书。”林申清《宋元书刻牌记图录》上编宋刻本图十六，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案“孰”之“孰”上缺文乃“姑”字，姑孰即当涂。“辰”之“辰”上缺文乃“壬”字，壬辰即孝宗乾道八年。
据上所考，胡元质所编撰及刊刻的都是普及性的实用之书，而其注胡曾《咏史诗》的性质亦类此。惟此注本署其籍贯为“庐陵”，而传记则谓吴郡人，盖一为祖籍，一为实居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