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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及下面的三章里，我们努力想澄清若干疑问。但这些疑问对于我们目前将要研究的问题没有特殊的关系，因而是这几章都只能算是题外话，暂时打断我们的主要思路。我之所以在这里把这些疑问提出来讨论，是由于别人的解决方法对于我所研究的问题并不适用。
在写作这本书时，有三个难题最妨碍我的工作的进行，在我没有设法解决它们之前，我甚至无法将自己的意见顺畅地表达出来。这三个难题分别是：第一，怎样选择几个单位，对有关整个经济体系的若干问题的解决可以适用；第二，怎样确定预期在经济分析中的地位；第三，怎样给所得定义。
经济学家们通常所用的单位不令人满意，可以用国民收入，真实资本的数量(stock)，以及总体物价水平，这三个概念来加以说明：
[一]国民收入(national divided)，按照马歇尔及彼谷教授的定义，是衡量当前(current)产量或真实收入，而不是衡量本期产量的价值或货币收入。并且，国民收入是一个纯概念，必须从本期产品中扣除本期开始时已有的资本设备在本期中所受的损耗，两者之差才是国民收入，才是社会资源的净增量。它既可以用于消费，也可存留为资本。经济学家试图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能衡量的科学。但如果这个定义把这作为目的，我们就有一个严苛的责难，即社会产品与劳动是一种异质的复杂体(non-homogeneous complex)，除了在许多特例的情况下，严格说来，是不能用数量来衡量的，例如所有产品都按照同一比例增加。
[二]如果因为想计算净增量，而要衡量资本设备的净增量，那么困难就更大了，因为我们必须先找出一个共同的基础，然后才能比较新产资本和本期内损耗旧项目这两者的数量。为了计算净国民收入，彼谷教授减去了“可以看作是正常的折旧；而实际验证正常与否的是看这些损耗是不是经常发生，使人即使不能详细了解也至少可以大略地预料到”。但是因为彼谷教授并没有用货币作为计算单位，所减去的也不是一笔钱，因此他所假定的是物质外在形式没有改变，但实际上物质的数量已经改变了，换言之，他还是暗中引进了价值变化(changes in value)这个概念。另外，在生产技术改变的情况下，新设备与旧的设备已经是不相同的了。彼谷教授也想不出令人满意的办法来比较新旧两种设备的价值。我相信彼谷教授所追求的概念，在经济分析上是一个正当而合适的概念。但在未能采取一组满意的单位之前，要想给这一概念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实在是不可能的。要将一个真实产量(real output)同另一个真实产量相比，然后再以新产的资本设备项目来抵消旧的、消耗了的项目，以便计算净产量，实在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
[三]大家都知道，一般物价水平这一概念含义宽泛，而且也没办法使它精确，所以不适用于精确无误的因果分析(causal analysis)。
不过这些困难也仅仅是政府的难题罢了!工商界在业务决策时，从来没有考虑到它们，而且与经济事件的因果序列也没有什么关系。概念虽然不明确，但经济事件的因果序列却是明确的。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概念不但不精确，而且没有必要。显然，数量分析不能使用含糊不清的概念，并且一旦进行数量分析，我们就会觉得没有这些概念反倒会好些。
两堆在数量上无法比较的杂物，自然不能作为数量分析的材料，可我们仍旧可以作一些大致的、统计的比较。我们不必作精确的计算，只需要大体上不错；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统计比较倒是有意义的、合理的。净真实产量、一般物价水平等这些东西，最好置于历史的、统计的叙述之中，以便满足历史的、社会的好奇心理。出于这种目的，完全的精确性既不常见，也无必要。但是因果分析则需要绝对精确，无论我们对于有关数量的实际值，了解得是否准确，说今天的净产量大于十年或一年以前，但物价水平却较低，这句话的性质类似于：就女王而言，维多利亚女王比伊丽莎白女王好；就女人而言，维多利亚女王却不见得比伊丽莎白女王快乐。这句话并非没有意义，也并非不令人感兴趣，只是不适于用作数量分析的材料。如果我们想以这样空泛的、非数量(non quantitative)的概念来作为数量分析的基础，那么这种精确性是不真实的。
我们应当牢记，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场合，雇主都需要决定用怎样的规模来使用某一定量的资本设备。当我们说，如果雇主预料的需求将增大，也就是总需求函数提高，那么总产量将会增大，这实际上是说，企业主将在同量的资本设备上，雇用较大量的劳动力。如果是一个企业或一个行业，只生产一种商品，那么所谓产量的增减就有了确切的意义。可是，如果我们将各企业的生产活动加在一起，那么除非以特定资本设备上的就业量为标准，否则我们就难以准确地说产量究竟是增是减。在这里用不着社会总产量和总体物价水平这两个概念，因为我们不需要以当前总产量的绝对衡量，来比较目前产量跟不同资本设备、不同就业量所能生产的产量两者之间的大小。为了陈述方便，或为了略作比较起见，我们可以采用产量的增减这种说法，但我们必须依赖一个特定的资本设备下的就业量，来表示产量的良好指数的假定；换言之，我们假定两者同时增减，虽然两者并无一定比例。
因此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只想用货币价值量(quantities of money-value)和就业量两种数量。货币价值量的单位都是完全相同的，而就业量的单位可以人为地使之保持一致。因为，只要各种工人以及助理人员之间的相对报酬十分稳定，那么为了计算就业量，我们可以以一小时普通工人的就业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工人的就业量，则按照他所得报酬的大小加权。比如：假设一小时特种工人的报酬，是一小时普通工人的两倍，那么一小时的特种劳动，就按二个单位计算。衡量就业量的单位，我们称为劳动力单位(labor unit)；一劳动力单位所得的货币工资，称为工资单位(wage unit)。假设E为工资和薪水支出，W为工资单位，N为就业量，则E=N·W。
每位工人的特殊技能，及其对各种职业的适应性，显然大不一样；但是这个事实，尚不能把我们的假设，即劳动力供给是同质给推翻。因为，假设工人所得报酬和他们的效率成比例，那么由于我们计算劳动力供给也按照他们的报酬加权，所以这种效率的有效期则已经计算在内了。又假设当产量增加时，一个企业所加雇的工人，因为他对该企业业务逐渐不相适应，所以雇主付出一个工资单位所得到的工作效率就逐渐减退。假设有这种情况存在，那也不过是某特定资本设备上所雇劳动力逐渐增加，该资本设备的边际产量逐渐递减的众多因素之一。换言之，我们将报酬相等、效率不同的劳动力的异质性，包括在资本设备里，视之为资本设备的性能。
所以当产量增加时，我们不把它看成是劳动力逐渐不适应于一个同质的资本设备，而应该看成是该资本设备逐渐不适应于雇用劳动力。因此，如果专业技术工人没有剩余，就必须雇用技术较差的工人，从而导致产品平均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这种情况表明：当就业量增加时，这个资本设备的报酬递减的速度比这种劳动力剩余时更为加快。假设各个工人的专业化程度很高，那么各种劳动力之间毫无取代性，即便在这种极端的情形下，也没有不妥之处，因为这不过是表明，当专门适应于使用某种资本设备的劳动力都已用完时，那么这种设备上的产品供给弹性，会突然降到零。所以除非各种工人的相对报酬非常不稳定，否则假设劳动力是同质的，并不会带来什么困难。即使相对报酬十分不稳定时，我们也可以用以下办法处理：我们只需假设劳动力供给以及总供给函数的形状都会骤然改变。
我认为，当我们讨论整个经济体系的行为时，如果只用货币与劳动力两个单位，那么我们就会免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但在单独分析一个企业或一个行业的产量时，不妨采用特种单位来衡量该企业或该行业的产量和设备。至于总产量、资本总量以及总体物价水平等这些空泛的概念，则放到以后作历史比较时再用；因为在某种相当宽松的限度内，历史上的比较本来就没有必要精确，只要大致正确就行了。
因此，我们以后将借现有资本设备上所加工时(hours of labour)的多寡，来衡量目前产量的变动，不管它是用于满足消费，还是用于生产资本品；技工的工时则按其所得报酬加权。我们没必要将这个产量跟由另外一组工人及资本设备所生产的另一个产量，进行量的比较。假设雇主们有一种特定的设备，那么当总需求函数变动时，想预测他们将会作怎样的反应，我们没有必要把由此所生产的产量、生活程度以及总体物价水平，与他时或他国的产量、生活程度以及总体物价水平，作出比较。
无论我们所讨论的是一个企业、一个行业或整个经济体系，我们都可以不问产量，只用总供给函数及我们所选定的两个单位来表示供给及供给弹性。例如一个企业的总供给函数(一个行业或行业全体的总供给函数也与此相类似)，可以写作：
Zr=Φr(Nr)
这里Zr为预期收益，不包括使用者的成本在内；预期此数，足以诱使雇主雇用Nr人。假设就业量跟产量的关系为Or=φr(Nr)，即就业量为Nr时，产量为Or，那么可以写作：
p==
这是一般供给曲线，其中Ur(Nr)表示就业量在Nr时，雇主预期中的使用者成本。所以假设商品是同质的，即当Or=φr(Nr)有确定意义时，则我们也可用平常的方法来估计Zr=Φr(Nr)；但是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即Or不能相加，因为ΣOr并非一个数量，而许多Nr则可以相加。并且，如果我们可以假设在一个特定环境下，一个特定总就业量分配于不同工业的方法只有一个，即Nr是N的函数，那么问题就可以更加简单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