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发达国家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时间比金子还贵。
现代社会的发展速度快得厉害,同样的工作量如果让一个世纪前的人来干,肯定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蒸汽机和电力的发明及运用,使人类的发展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体质和习性方面早就为人类的这次进步作好了准备。不管我们的祖先曾做过多少荒唐愚蠢的事——吃喝和打架,而且没有做出太多的贡献,但是我们发现,在那样的时代里,我们的民族竟然被自己旺盛的精力所驱使,一件一件地做起事情来。
在问候语方面,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中国人在碰到熟人的时候,说:“吃饭了吗?”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头一句话却是:“做得怎样了(How do you do)?”通常情况下,前者是吃,而后者是做。由此可见,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意识到时间比金子还贵了,这也成为了他们的第二天性,即不放过最后一秒钟。但是中国人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时间的宝贵。
中国人与大多数东方人一样,出奇地空闲。他们将一天划分为十二个时辰,而这些时辰的名称却不明确,例如中国人所指的“午时”就是指上午十一点钟到下午一点钟的整段时间。我们常常听到中国人问:“现在是什么时辰?” “月亮的中午是什么时候?”确切地说,他们应该这样问:“晚上,月上中天之时叫做几点钟?”
在中国人的日常用语中,对于时间的概念也是模糊不清的。“日出时分”和“日落时分”在中国语言里还算是个确切的说法,因为其中与经纬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他们对“午夜”的理解同对“正午”的理解是一样的,十分含糊。古时的中国人在夜晚,通常都是由“打更人”来确定时间的。但是以“更”来计算时间并不精确。只有最后一更例外,因为这一更总是在晨曦初现之时打响。城市里“打更”的时间间隔可以说是长短不一的。
对于我们常用的便携式计时器,中国人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作为一个庞大的民族,只有少数几个人拥有手表,但是这样的人却不懂得用手表来安排日常的活动,尽管他们过几年就把它擦洗一下,使它保持正常工作。普通人十分满足于通过太阳的高度来确定时间,常常有“日上一杆、两杆、三杆”的说法。青天白日倒好,如果没有太阳,就去观察猫眼睛的张缩。这个确定时间的方法对于日常生活而言已经够准确的了。
中国人对于时间的利用,与他们对时间流逝关注的程度有关。根据西德尼·史密斯的划分,世界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大洪水之前的人;另一种是大洪水之后的人。大洪水之前的人无法意识到玛士撒拉的时代已经离他们远去,仍然一如既往地过着常规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似乎是由长老安排停当的。但是后者发现,人类的生命不能持续几百年,因而学会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做更多的工作,以适应这个环境。
按这种分法,中国人就属于“大洪水之前的人”。举个例子来说,例如茶馆为了招揽客人,并挽留顾客,常常会聘请技艺高超的说书艺人。在场的听众可以四处走动,或者干着自己的事情,完全不领会说书人。而这位说书人只顾说着自己那没完没了的书。唱戏也一样,有时同一场戏要一连演上好几次,尽管与曼谷的戏剧表演相比要略逊一筹。对于中国人的杂耍技艺来说,如果演得好,那是非常巧妙而有趣的,但其中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开场之前有一段冗长而无聊的开场白。于是,还没等表演开始,外国观众就感到十分后悔了。
中国的宴席是最可怕的。他们制作的菜肴的数量和种类都超乎我们的想象。凡是见过中国宴席的外国人都会感到惊恐与绝望,然而中国人却感到这种享受太短暂了。“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这句格言中充满了悲伤与无奈,听到这句话的外国人不忍拒绝这样的宴会,但是这种场合的折磨又是无法忍受的。
中国人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习惯于按照“大洪水之前的人”的生活方式行事。上学的时候,他们几乎一整天都要呆在学校里,从日出到日落,中间只有一两次自由活动的机会。例如可以吃点东西。教书先生也是这样。一场科举考试竟要持续几天几夜,而且每一级都很难考。但是大多数应试者在经历了这种不具合理性的考试后,却意识不到这种智力测试中的荒谬和弊端。
在这种教育制度下造就出来的人,不禁使人联想到他们在求学路上是多么的艰辛。中国的语言,在本质上也体现了“大洪水之前”的特点,这一点需要玛士撒拉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学习。公平地说,古代的中国人与古罗马人一样,如果他们不主动地学会运用自己的语言,那么他们永远都不会阅读或写出具有特殊价值的东西!
中国人对时间的漠视,也体现在他们的勤劳上。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劳动相比,中国人劳动的内涵具有与之不同的一面。
那些曾经与中国的承包人和工人们一起“享受”盖房子的“乐趣”的外国人,现在有哪几位还愿意和他们再合作一次呢?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人的工作情况:那些工人是晚来早走,有时还要停下来喝喝茶。工作时,他们要走上很远的一段路,仅仅就是去搬运一布袋石灰浆。如果他们能够用独轮车推这些石灰袋的话,那么一个人所干的活就等于三个人所干的活。但是他们并不愿意这样做。遇到下雨天,他们就会停工。结果经常是这样的:虽然工人们很卖力的工作,但是工程的进度却很慢,并且很难计算这些工人每天都做了多少“工”。听说有一个外国人,因为不满于他所请的木匠的钉板条速度,于是就利用木匠吃饭的时间自己干,结果在短短的时间里竟干了四个木匠在半天里干的活。
维修劳动工具,对于中国的工人来说是一件需要耗费很长时间的事情。但是,如果是外国人的工具,那么他们就不会那么客气了。工具经常会神秘地坏掉,但是却没人会承认曾经动过它们。“我没有去过那里”,是一句再恰当不过的托辞了。把椽杆和小檩条往墙上一架,买一些绳子把它们扎起来,脚手架就搭好了。在整个施工的过程中,每天都是危机四伏。以往的所有经验,如今都发挥不了任何作用了。沙子、石灰和本地的泥土,原先可以使用的东西,现在都不能用了。外国人在这时就会感到非常的无助。他们一个个就像格利佛一样,被一根根的线所操纵着,这么多根线都在控制着他们,他们实在是招架不住了。
记忆中,一位广东的承包商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非常不幸地成为了鸦片的牺牲者,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他的诺言和金钱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最后,我们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所以只好把他的所作所为都说出来:“很早以前就把玻璃的尺寸告诉你了,但是光是窗户你就量了三次。而你却还是全都做错了,这些玻璃现在已经全都没有用了。门也关不严,连一点胶水都没有用,地板也参差不齐,而且这些木料上面全是节疤,所以也无法正常使用。”过了一会儿,这位温文尔雅的广东人满脸愁容地盯着说话人,非常和气地说:“不能这么说,这样就太有失绅士风度了!”
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缺乏耐心,做事风风火火。这一点在中国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甚至是没有道理的。曾有人明智地指出:中国人讨厌我们缺乏耐心,正如同我们不喜欢他们缺乏诚信一样。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令中国人意识到快捷的重要性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在两座仅仅相距十二英里的城市之间,已经有好几天都没有外国信件流通了,因为它们都压在电报总局里。而具体原因就是因为邮递人员的驴子得了病在休养!
最令外国人气恼的是,中国人在一般的社交访问中也常常漠视时间。而在西方,这种访问是有时间限制的,绝对不能超时。然而,在中国却没有这种限制。如果主人不主动安排客人休息,那么客人即使再累也要一直讲下去。当中国人拜访外国人时,他们根本意识不到时间的宝贵。他们会坐上几个钟头和你讲个没完,而且毫无主动告辞的意思。记得有一位优秀的牧师说过一句名言:“我想见的人必定也是想见我的人”。如果这位牧师在中国呆上一段时间,那么他一定会彻底地修改这句话,然后像另一位繁忙的牧师一样,在书房里挂出一句经典的话:“上帝保佑你,请走好!”这种直言相告的方式,可以使一个火爆性子的中国人的心灵备受震撼。当他看到这几个字时,一定说不出话。紧接着就是使欧洲人的耐心完全丧失,从而意识到“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的道理。
如果外国人都能够像不久前去世的马根济医生那样对待中国客人,那么他们就一定不会感到痛苦。因为中国客人不断地到来,但是又“只来不回”。所以马根济医生经常对他们说:“请随便坐,我现在很忙,请原谅。”如果外国人能够像一位学中文的学生那样说话直截了当,那么他们也会更高兴。这个学生刚学会几句英语短语,就想用它们试一试,结果却让老师不知所措,因为这个学生在下课时对老师喊道:“开门!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