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被中国人列在“五常”之首。从这个字的结构上看，“人”和“二”两个汉字构成了“仁”，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出其中包含的隐喻——“仁”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这是基于字的结构组成所做出的推论，而在中国人的实际生活中并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实这一点。我们没有必要按照这一思路继续深究下去，善于观察的人自会从中受到启发。但是那些有必要对此做深入考察的人却没有做到这点，他们常常根据自己肤浅的理解，断定中国人是不仁的。这是非常缺乏根据的看法。孟子的话常常提醒中国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佛教的教义也教导人们要温和仁爱，虽然两者在表达上有很大的差别，但对中国人的性格都产生了影响。而且，中国人的性格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功利性。他们的行善方式多种多样，毫无疑问，中国人的这些方式中存在着诸多变通之处。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所实施的各种善举，设立育婴堂、麻风病院、养老院和免费学校这几项举措发挥的作用还不错。但是因为中国基本上没有完善的普查制度，所以我们无法确切得知这些善举实施的力度。李修善教士曾经对中国中部地区的慈善机构进行过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汉口有三十家慈善机构，每年的支出在八千英镑左右。但应该说明的是，这种情况只是相对而言；因为中国人口众多，特别是在那些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这一数量根本不能满足需要。
当遭遇洪灾和饥荒的时候，灾区各处都会有巨大的施粥棚出现，也有很多人捐赠冬衣给灾民。这不仅仅是政府的举措，很多情况下，也是百姓自发的举动。他们的行为当然应该受到称赞，而且在中国，这种仁慈之举随处可见。碰到荒年，大批的难民就会从乡村涌入城市，城里人允许他们借宿在车棚等闲置的处所，实际上这是不得以而为之的举措。饥饿难耐的大批难民如果感到实在无处安身时，他们肯定会采取强硬的手段来满足这一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对难民进行安抚是最明智的做法。
李修善教士并没有将中国各省的会馆列入慈善机构之中。会馆是用来帮助那些无法回乡，或者客死他乡之后，无法运回家乡安葬的同乡人的。这是一种具有保险性质的类似同乡会的一种机构，或许中国人自己也是这样想的。
在一些大善人所写的有关“行善”的书里，我们在发现他们一边对自己能记起的恶行进行深刻反省的同时，对自己实施的善举却大加赞赏。通过作恶与行善之间的比较，他可以计算出自己在阴曹的生死簿上的寿数。因为多做善事，可以补偿因作恶而消减的阳寿。这种思想完全暴露出了中国人性格中的功利特性，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单纯地考虑到自己的来世。中国人行善的举动通常都带有这种为求来世有好报的动机。但是如果公开自己的这种动机，很可能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1889年4月，杭州的地方官员试图从茶馆的每一杯茶水中抽税，并用这种形式征集来的税款救济遭受洪灾的灾民。对这一古都人民采取的这一方式，让人联想到1773年波士顿人征收茶叶税的行为。当地的官员竭尽全力劝导城中的居民，并正式贴出公告，讲出“倘若乐善好施，当有好报”这样的道理。显然这一行动没有被百姓所认可，他们联合茶馆抵制了这一命令，最终获得了胜利。
在中国，这种联合起来抵制“好报”的情况并不常见。基本上，人们都希望得到“好报”。出钱为穷人买棺材；收集散落在野外的无名尸骨；捡拾字纸焚烧，以免对神灵不敬；买来活鸟活鱼放生；有些地方还赠送病人具有神奇疗效的膏药；免费接种疫苗；廉价出让甚至免费赠送劝人向善的书籍，这些都是中国人经常做的善事，这在中国人的善举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但从我所观察到的情况看，对人表示善意并不是这些人行善的主要目的。他们所做得这些善举都有着差不多的内容，不会花费行善者太多的心思和本钱。比如他们会站在河岸上等到渔夫打上鱼之后，把鱼都买下来再放回去。这种做法当然比挨家挨户去寻找需要帮助的人要轻松许多。
值得一提的是，在讲究实惠的中国人心里，鱼一旦放回水里，鸟一旦飞回空中，就意味着达到了行善的目的。至于在这之后，那些鱼和鸟的生存情况将会如何，善人们对此并没有义务负责到底。他们只要将自己的善行记录下来，就回复到自己原来的生活中，也不会为放生的结果而担忧。然而，“善门易开而难关”，没有人知道自己的“仁慈”会对自己将来的生活发生怎样的影响，但他们也懂得承担责任的风险，因而，慎言慎行才是最明智的做法。
有位居住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士，被当地的一名乡绅请去为一个可怜的乞丐医治眼病。因为只是白内障这种小毛病，所以教士很快就治好了乞丐的眼睛。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此后乡绅又把他叫去，责备他不应该医治好乞丐的眼睛，致使他失去了行乞的理由，所以为弥补这一过错，要求教士把乞丐带回去作看门人。有时候，一位寡言的善良老妇人也会偶尔款待那些她认为值得招待的老年客人，当然，这些人都是不公命运的牺牲品。对此我们都会略有耳闻，但实际上发生的事例要比我们知道的多一些。
尽管举了这么多行善的事例，但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地说，“诚心诚意”很少见于中国人的善行之中。当发生像大饥荒或者黄河决口这类大的灾祸时，负责有关事宜的地方或中央政府的官员们总是能够迅速赶往灾区，视察灾情。但这一切并不能起到真正救济灾民的效果。很多时候，赈济措施缺乏统一部署，难以照顾到全局。正像这些接连发生的灾祸一般，政府往往只采取一些权宜之计，常常在灾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停止就济。特别是在早春时节，长期的饥饿和人口的拥挤经常使他们陷入极度的虚弱之中，这个时候他们也最容易生病。官员们只能拿出一点点救济款，打发他们尽快回到原籍以便恢复生产。对此官员们解释道：“赈灾款毕竟有限，无法帮助到每一位灾民。而田里有农活要干，如果回去干活，到秋后他们总会有粮食吃。”然而事实上，官员们都很清楚，天气转暖之后很容易爆发瘟疫，灾民们如果在这之前离开的话，就不会造成大范围的瘟疫传播。在地方政府看来，小范围的灾难毕竟比大量的死人对自己官职的触动要小。
这样的考虑，也同样体现在“腊八施粥”这一慈善主题的活动中。要说明中国人的行善只是体现于表面上这一点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最为典型的事例。按照中国的习俗，农历十二月初八，是那些没有完成行善积德心愿的人被满足的日子，大约在这一整天，穷苦人都有机会得到最为慷慨的施舍——质次价低的稀粥。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行善”，也是积德的捷径。但如果碰上好年景，就不会有多少乡下人来喝粥——哪怕是在最穷的农人家中，也有比这更美味的粥喝。但是这一切并不能减少施粥人的热情，也不可能使他们意识到应该把粥做得好喝一些。他们会一如既往地实施自己的善行，即便效果不如往年。整整一天过去了，还没有施舍出去一碗稀粥，最后的结果是，粥汤被施舍给猪吃了，善人们也就心满意足地回到自己的安乐窝了。他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虽然没有一个穷人来为他的“宴席”捧场，但他已经尽到了施舍的责任，问心无愧了。但是倘若碰到不好的年景，粮价飞涨，这一位德财兼备的大善人又会有理由不去“行善”——“实在施舍不起了！”
在前面我们曾谈到，中国处处可见成群结队的乞丐。从一定角度上看，人们的施舍行为也就是在为自己交保险。正如西方人所看到的那样，乞丐在城市中集结为各种帮派，相互间争斗以保证自己的利益。他们没有家室，独处世间，无所畏惧。一名乞丐保持着特有的“勤勉”，坚持不懈地向一位店主乞讨。倘若遭到拒绝，店主就会因此面临更大的麻烦——成群的乞丐会赖在店前不走。如果店主不能满足乞丐们变本加厉的要求，那么店主就没法做生意。常居于本地的店主和乞丐都十分清楚这一点，因而乞丐所获得的施舍才会永不间断。
同样的道理，经过一番变通之后，也非常适用于个体救济那些随处游荡的难民身上。从诸多的事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善人们救济灾民的目的并不在于“恩泽”他人，而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中国人行善的动机，就像在赌博中掷出四个点一样，无论怎样，自己都一定会“一往无前”。
说到中国慈善机构的缺陷，我们要非常明确地指出：任何机构，无论是具有盈利性的还是非盈利性的，中国的压榨系统都有办法从中获得好处，因为中国政府的触角已经伸到了每一个组织之中。把所有救济粮款都占为己有并非易事，然而，每逢灾年，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灾民们的悲惨境遇都不足以让各级官员们大发慈悲，将那些原本属于他们的救济款发放下来。而当时的情形是，一方面，公众都在关注紧急的灾情和讨论重建家园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救济款项的筹措和使用情况从未被公开过，因而，很难想象那些贪官们不会利用如此便利的敛财机遇。
中国人所能够了解到的西方文明，常常是他们被迫接受的最糟糕的部分。在他们眼中，非基督教国家无法与遍布慈善机构的基督教国家相提并论。或许由此他们能够意识到构成这一现实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许我们还应该提醒他们注意一个发人深省的细节：汉字的“仁”字，并不像其他有关情感的汉字那样，以“心”作偏旁，或是“心”字底。中国人所表现的“善”通常只是表面文章，而毫无诚心。这样的情况，我们实在是见得太多了。无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都应该发自内心的实施真正的慈善行动，而不仅仅是为了展示自己的“仁慈”——中国人普遍缺乏这种真心实意的心理状态，这的确算不上是人类的一种进步。要想让中国人具备真正的仁慈之心，就必须经历一番西方人经历过的思想改造，那么这种美德必将成为中国人人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