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主张把好事说成是好事，还把能够成为好事的事也往好的方面说，然而人的处境往往是非常奇怪的，如果好事并不仅仅是以意图为准的话，那么我们就经常是受到罪恶的推动来做好事。因此，不能够因为一件英勇行为就认为那个人是一个勇士。真正的勇士在任何场合都可以有英勇的行为。如果这是一种英勇的美德，而不是一种英勇的表现，那么这种美德就会使一个人在任何适当的时机都表现出同样的决心，不论是独自一人还是与其他人在一起共处，不论是在私宅还是在战场。因为，没有哪一种勇敢是要表现在大街上，而另外一种勇敢要表现在军营中。一个人应该具有同样的胆量，能够在床上忍受病痛，也能够在战场上忍受伤痛。在家中或在冲锋陷阵中能够同样做到视死如归。我们不会看到同一个人，在攻城的时候是勇冠三军，而在输掉一场官司或者是失去一个孩子的时候却像女子似的痛苦不堪。
一个人在耻辱中往往会表现得很怯懦，而在贫困中则会表现得坚定不移；有时甚至会被理发匠的剃刀吓破了胆，而在敌人的刀剑前却威武不屈。这种行为是可敬可贺的。
西塞罗说，许多希腊人是不敢正视敌人的，但是却能够忍受疾病。而辛布赖人和凯尔特人则恰恰相反：“事物不能够坚持一个坚定的原则，那么也就不可能稳定。”
亚历山大的勇敢可以说是无人可比的。但这只是就他的那种勇敢而言的，而不是在任何场合下都表现出勇敢，也不是那种包罗一切的勇敢。尽管他的这种勇敢是超群绝伦的，但还是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的瑕疵：当他在怀疑身边的人企图谋害自己的时候，他就会显得有些惊慌失措，为了弄清内情竟然会那么不讲正义，甚至是狠毒冒失，害怕到了失去理智的程度。他还时时刻刻的疑神疑鬼，其实就是色厉内荏的表现。他对谋害克利图斯一事过分自责自赎，这也就清楚地说明他的勇气是不能够始终如一的。
我们的行为是由零星的行动组成的，“他们注视欢乐，却害怕经受苦难；他们不羡慕荣华富贵，却耻于身败名裂。”我们追求一种虚情矫饰的荣誉，是需要为美德而美德才能够维持下去的。如果我们有时需要戴上美德的面具去做其他的事情，那么立刻会暴露出真实的面目。美德一旦渗透到了灵魂，那么它便与灵魂密不可分。如果失去了美德，那么必然会伤害到灵魂。所以，要判断一个人，就必须长期地、充满好奇地追寻他的踪迹。如果坚定不移不是建立在自身的基础上，如果环境的不同就会引起他步子发生变化，那么就由着他去跑吧。这么一个人，就像塔尔博特所说的箴言那样：只会随风飘荡。
一位古代的哲人曾经说过，我们的出生是完全偶然的，那么偶然对于我们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个人不为自己的一生确定一个大致的目标，那么也就不可能十分有条理地来安排自己的个别行动。一个人如果在头脑里没有一个总体形状，那么也就不能把散片拼凑在一起。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要画什么，那么给他看颜色又有什么用呢？没有人可以为自己的一生绘出一张蓝图，那么就让我们先来确定一个分阶段的目标。弓箭手首先必须知道目标在哪里，然后才能够搭弓引箭，调整动作。我们的忠告之所以会落空，就是因为没有做到有的放矢。船只如果没有确定将要驶向哪一个港口，那么即使有风也是徒然的。我不同意人们对索福克勒斯的看法，我认为只要读了他的一部悲剧，那么就可以驳斥他的儿子对他的所有指控，索福克勒斯是完全有能力处理好家务的。
我同样也不同意佩里伊赛人根据自己的推断所作出的结论。佩里伊赛人被派往米利都进行整顿，他们到了岛上，看到田地耕种良好，农舍井然有序，于是他们就记下那些主人的名字，然后再召集城里全体的公民，宣布任命这些主人作为新的总督和官员，他们认为那些善于处理私事的人也必然是善于管理公务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由零件散片所组成的，所有的组织都是非常复杂多变的，每一个零件无时无刻不在起着作用。我们与自己的不同，不亚于跟其他人的不同。“那么我们想一想，做个一成不变的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野心可以让人变得勇敢、节制、自由甚至正义；而贪婪则可以让躲在阴暗角落里偷懒的小学徒奋发图强，背井离乡，在人生的小船上任凭风吹浪打，学会小心谨慎；即使是爱情也可以给求学的少年以决心和勇气，给母亲膝下的少女一颗坚强的心。就像提布勒斯所描写的那样：“少女受着维纳斯的指引，偷偷在熟睡的看守中间穿过，单独进入黑暗里去寻找那个青年。”
只从表面上的行为来判断我们自己，是一种不聪明和不慎重的做法。我们应该探测到内心的深处，检查出是哪些弹簧引起了反弹。但这其实是一件高深莫测的工作，我希望尝试的人愈少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