呕心沥血写春秋
《尚书》
《尚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最早时它被称为《书》，到了汉代被叫做《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汉代以后，《尚书》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这部书的写作和编辑年代、作者已很难确定，但在汉代以前就已又了定本。据说孔子曾经编纂过《尚书》。
《尚书》作为我国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记载了虞、夏商、周的许多重要史实，真实的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天文、地理、哲学思想、教育、刑法和典章制度等，对后世产生过重要影响，是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珍贵史料。
《尚书》用散文写成，按朝代编排，分成《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在作为历史典籍的同时，也向来被文学史家称为我国最早的散文总集。它大致有四种体式：一是“典”，主要记载当时的典章制度；二是“训诰”，包括君臣之间、大臣之间的谈话和祭神的祷告辞；三是“誓”，记录了君王和诸侯的誓众辞；四是“命”，记载了帝王任命官员、赏赐诸侯的册命。《尚书》使用的语言、词汇比较古老，因而较难读懂。
《春秋》与三传
《春秋》，又称《麟经》（《麟史》），是鲁国的编年史，经过了孔子的修订。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一书的史料价值很高，但不完备，是儒家经典之一。
在中国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觐王室的时节。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书的统称。而鲁国史书的正式名称就是《春秋》。
《春秋》中的文字非常简练，事件的记载很简略，而且言辞隐晦，给后人学习带来很多的不便。为了更好地表现《春秋》的“微言大义”，很多学者为其注文。流传至今的只有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公羊高的《春秋公羊传》、谷梁喜的《春秋谷梁传》，被称为“《春秋》三传”。公羊传和谷梁传讲“微言大义”，希望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有人认为有些内容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左传以史实为主，补充了《春秋》中没有记录的大事，一些纪录和《春秋》有出入，有人认为左传的史料价值大于公羊传和谷梁传。
《国语》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著作。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记载了从公元前990年至前453年各国经济、财政、军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各种内容，对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非常重要。国语的政治观比较进步，反对专制和腐败，重视民意，重视人才，具有浓重的民本思想。
关于国语的作者是谁，至今没有形成定论。司马迁最早提到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其后班固、刘知几等都认为是左丘明所著。普遍看法是，国语是战国初期一些熟悉各国历史的人，根据当时周朝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经过整理加工汇编而成。国语在内容上有很强的伦理倾向，弘扬德的精神，尊崇礼的规范，认为“礼”是治国之本。而且非常突出忠君思想。
《史记》
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司马迁，初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太史公》。起于传说中之黄帝，止于汉武帝时期，共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按年月编写历代帝王事迹，为全书纲领。“表”用表格形式谱列人物和史事。“世家”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历史。“列传”人物传记。全书规模宏大，体制完备，首创以本纪、列传为主，书、表相辅的编纂方法，为后世纪传体史书所取法。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怀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因此记叙详实，内容丰富，材料系统，文字生动，成为人们研究汉武帝以前中国历史的重要典籍，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很高的地位。
《汉书》
《汉书》又称《前汉书》，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主要作者是东汉班固，后由其妹班昭补齐。《汉书》主要记述汉高祖元年（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23）的史事，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
班固的父亲班彪曾作六十五篇《后传》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写作而成的。《汉书》包括帝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材料详实，内容博洽，记西汉一代史事，首尾相连，融会贯通，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新体裁。它吸收司马迁《史记》中的有关内容，在编纂体例上有所创新，废“世家”入“列传”，改“八书”为“十志”，新增《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百官公卿表》，别开史学之风。《汉书》贯穿着浓厚封建正统观念，极力突出汉家的历史地位，开创了封建正统的史学方法。
《通典》Wy'H4Rg8
《通典》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专史书名，作者是唐朝杜佑，书成于贞元十七年（801）。《通典》和南宋郑樵撰著的《通志》、元初马端临撰著的《文献通考》,合称“三通”。“三通”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作者要通过对历史上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考察，来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活动提供直接有益的指导。这个著述旨趣，决定了《通典》基本价值。通记历代典章制度建置沿革史，始于传说中唐天宝末，间及肃宗、代宗、德宗三朝。《通典》全书200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八门。它的结构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取材博综古今，广采群经、诸史、地志，汉魏六朝文集、奏疏，唐国史、实录、档案、诏诰文书、政令法规、大事记、《大唐开元礼》及私家著述等，皆按时间顺序分类纂次。各典于历代制度多究其原本，明其始末，并引前人议论，参以己见，见其得失，其中以食货、职官、边防各典较为精到。
《史通》
《史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作者是唐代刘知几。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史学批评也随之开展起来，出现一种以论述史籍得失、评论史学体例、研究撰史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史论形式。这种新的史论发端于秦汉而完成于唐代。到了唐代，刘知几继承前人的批判精神，将这种史学形式发展成“总括万殊，包吞千有”的史论著作--《史通》。它兼有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方面内容，是集唐以前史论之大成的宏伟巨著。
《史通》共20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各为10卷。《史通》的内容大致可分下述几个方面：关于史学源流及史官制度；关于历史编纂学；关于历史文献学。应当肯定的是，《史通》对我国古代史学作出了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史学理论。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书名的意思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叫《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断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前后共1362年。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它是中国最详尽的编年体史书，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
《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是宋元时代著名学者马端临的重要著作。马端临（1254-1324）字贵与，江西乐平人，在其34岁左右时，即开始其著书工作。而《文献通考》的编写用时20余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