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重静穆--青铜器
镶嵌十字纹方钺
公元前21世纪左右，中国开始进入青铜时代，夏代晚期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是目前考古发现中最早的青铜文化。这一时期，青铜礼器造型出具规范，具有兽面纹特征的纹饰和绿松石镶嵌工艺业已形成。镶嵌十字纹方钺（yuè），夏代晚期青铜器。钺是古代的兵器，有些也作为仪仗用具。器物中心有一圆孔，周围用绿松石镶嵌了六组卉纹，这一纹饰在随后的商周时代都未出现过。夏代青铜器的形式非常接近陶器，比较原始，没有繁复的花纹，有小圆点，线条形式简单。
司母戊方鼎
司母戊鼎又称司母戊大方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一家的农地中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该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因其腹部著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也有人释作“后母戊”，后母戊即商王武丁妻子之一的妇妌（jìng）。
“国之大事，在祀及戎”。对于中国先秦中原各国而言，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祭祀和对外战争。作为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冶炼、铸造技术的青铜，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夏、商、周三代所发现的青铜器，都是礼仪用具和武器，以及围绕二者的附属用具，这一点与世界各国青铜器有所区别。
四羊方尊
“尊”是古代一种盛酒器，一般为圆形、鼓腹、大口，也有少数方形尊。四羊方尊便是其中一例。原器1938年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县，属于商朝晚期偏早青铜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此尊造型简洁优美，采用线雕、浮雕手法，把平面图像与立体浮雕，器物与动物形状有机地结合起来。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羊在古代寓意吉祥。四羊方尊以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展示了酒礼器中的至尊气象。四羊方尊的出土地湖南宁乡，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土了大批的青铜器，其出土青铜器被称为“宁乡青铜器群”。四羊方尊便是“宁乡青铜器群”的代表，也是宁乡出土最早的青铜器。
青铜跪坐人像
青铜跪坐人像，商代后期青铜像，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现收藏于三星堆博物馆。人像宽脸，云雷纹坚直方耳，耳垂穿孔。圆眼，正视前方，张口露齿，神态严肃。头发从前向后梳，再向前卷，上有发套，似作扁高髻。上身穿右衽交领长袖短衣，腰间系带两周。以铜面具、铜人头像、铜立人等青铜器为代表的三星堆文物，表现了僻居西南一隅的巴蜀先民具有极富想象力的艺术创造力，掌握了先进的青铜冶铸技术，体现了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结构，文明发展水平毫不逊色于同时期的中原文化。
大丰簋
大丰簋（guǐ，古代盛食物的器具），西周早期的青铜器，是西周铜器断代的标准器。因铭文中有“王又大丰”句而得名。又称“天亡簋”或“朕簋”，是武王臣属天亡所作祭器，传说出土于清代道光年间陕西岐山县，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造型端庄稳重，腹部和方座都装饰有卷体夔（kuí，传说中的一条腿的怪物）纹，奇诡神秘。腹内底部铸有铭文8行、76字，记述武王举行大礼，命助祭的天亡祭祀文王及上帝，并谈及周武王受文王佑护，嗣续周文王灭商朝。天亡为称颂武王功德并记述自己所受恩宠而铸此器。其铭文用韵协调，开创了千古词赋先河，也是我国韵文的最早表现形式。
大盂鼎
鼎是青铜礼器中的大类，在古代社会里曾是统治阶级划分等级和权力的标志。大盂鼎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传说在清代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该器造型端庄稳重，腹内壁有铭文19行，共291字，内容是叙述康王如何赏赐大臣盂的经过。赏赐品中有“人鬲”，被认为是古代奴隶制的证据。西周早期的金文有瑰异凝重、雄奇恣放、质朴平宝等数类，大盂鼎属于瑰凝重这一类。铭文大字，字体庄严凝重而美观，在成、康时代的金文中，书法成就居首位。
大盂鼎出土后，被当地豪绅宋金鉴所得，后为爱好青铜器的岐山县令周庚盛所夺。道光十三年（1850），宋金鉴去京赶考，得中翰林，有钱有势后便拿出3000两银子把大盂鼎重新赎买回来。同治年间，宋氏家道衰微，后代宋允寿以700两白银出让给左宗棠的军事幕僚袁保恒。袁深知左宗棠爱文物，将此鼎孝敬。数年后，湖北总兵樊燮告发左宗棠居功自傲，图谋不轨，朝廷信以为真，欲召左进京对质问罪。当时任工部尚书的潘祖荫上疏辩解，左才得以幸免。左宗棠知潘祖荫喜收藏，集金石甚丰，为报救命之恩，便以心爱之物大盂鼎相赠。后来，大盂鼎一直由潘祖荫珍藏。
大克鼎
大克鼎又叫克鼎、膳夫克鼎，是西周孝王时期的青铜器。清代光绪年间（1890）陕西省扶风县出土，是西周青铜器中第二大器，仅次于大盂鼎。大克鼎口部微收，腹略鼓，方唇宽沿，大立耳，足呈蹄状。颈饰三组变形兽面纹，间隔以六道棱脊，腹部环带纹，足饰王卢浮雕兽面纹，出色地综合了当时图案与雕塑艺术的成就。鼎腹内壁铸有铭文28行、290字，字体畅达，笔划圆润。大克鼎是大贵族膳夫克用于祭祀他的祖父师华父的重器，在分为两面的铭文中，克歌颂祖父帮助周王室的功绩，自己得祖父余荫，被周孝王任命为大臣；还记载着克受到服饰、田地和奴隶赏赐的情况。铭文反映了西周奴隶制社会由盛而衰的历史，是研究西周社会的重要史料。大盂鼎和大克鼎被称为“重器鸿宝”，与毛公鼎一道，被誉为海内三宝。
毛公鼎
毛公鼎，西周晚期器物。于清朝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周原，是周宣王年间所铸造的一个鼎。大口圆腹，口沿上有两只大耳，腹下三只兽蹄形足。鼎上刻有499个铭文，为当今出土的铭文青铜器中，文字最多的一个。铭文的内容是一篇册命书，提到周宣王在位初期，想要振兴朝政，遂命毛公处理国家大小事务，又命毛公一族担任禁卫军，保卫王家，并赐酒食、舆服、兵器。毛公感念周王，于是铸鼎纪事，由子孙永宝永享。全铭文辞精妙而完整，古奥艰深，是西周散文的代表作，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
莲鹤方壶
古代青铜壶主要用来盛酒，古人饮酒多用勺从盛酒器中舀取，再倒入饮酒器中。立鹤方壶，春秋中期青铜器，1923年出土于河南新郑。现存两件，一藏于故宫博物院，一藏于河南省博物馆，是“新郑彝器”中的代表作。方壶形体巨大，可谓“壶中之王”。其整体呈椭方形，有盖。壶身遍布蟠曲龙纹，两旁有镂空的龙形双耳，壶下伏有双兽，壶口有双层莲瓣中央立一鹤，展翅欲飞，工艺非常精湛，反映了春秋大变革时期的时代风貌。在2003年邮票《东周青铜器》中，莲鹤方壶赫然位列这一套七枚的“国家名片”的首位。
晋侯鸟尊
1962年，天马-曲村遗址首次被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在该遗址中发现了举世震惊的“晋侯墓地”，并出土了一大批铸有晋侯名号的青铜器，考古学家据此排列出了从改“唐”为“晋”的燮（xiè）父起，到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的晋文侯共九代晋侯的清晰世序。出土于第一代晋侯燮父墓地的青铜鸟尊，成为了山西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整个鸟尊以凤鸟回眸为主体造型，头顶凤冠，双目圆睁，翘首回望，通身上下布满精美细密的羽翎纹，宛如一只神情自若的凤鸟。鸟尊的盖被塑造为小凤鸟造型，并且成为鸟尊器盖上的捉手。它昂首前望，一往情深地注视着大鸟。凤尾下设一象首，与双腿形成稳定的三点支撑，充分显示出古代匠人的聪明才智。
鸟兽龙纹壶
鸟兽龙纹壶，春秋晚期铜器，1923年山西省浑源县出土。壶是容酒器，龙纹壶周身满布纹饰，自颈至底共有带状纹饰四道，为两种图案装饰所组成。一种是兽面衔两蟠龙，对称相背的展开，蟠龙尾与另一组的龙尾相交缠；另一类是蟠龙和一种人首、兽体、鸟尾的怪兽相缠连的形象，这样的图案是非常少见的。腹以上三道装饰属于后一种，腹下一道属于前一种。蟠龙和怪兽的形状与《山海经》所载的某些山川神祈的形状差不多。
在两道图案的空隙处，呈一狭带状，装饰着三圈浮雕形写实的动物纹饰，有牛、犀牛、虎、豹等等，大多作踞伏状，它们的形象是牛践踏着蛇，犀牛食兽，虎豹食人，食野猪，这种不满3厘米的小生物全器共有50个之多，都很生动。腹下是一圈伫立的雁群，曲颈昂首，自然可爱。这些小动物形象精细入微的表现技法，是十分惊人的，其中虎豹凶狠地食野猪的形状，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斯基泰的一些斗兽的饰片。壶的圈足上有贝文和涛纹。从纹饰上看来，除了具有蟠龙纹等方式通行的题材以外，还有非常显然的区域性特征。至于制作的精工华丽，图案构思的巧妙，在春秋晚期的青铜器工艺中，可称为代表作品。
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出自湖北随州的曾侯乙墓，墓主是战国早期曾国的国王。曾侯乙编钟数量巨大，完整无缺。按大小和音高为序编成8组悬挂在3层钟架上。最上层3组19件为钮钟，形体较小，有方形钮，有篆体铭文，但文呈圆柱形，枚为柱状字较少，只标注音名。中下两层5组共45件为甬钟，有长柄，钟体遍饰浮雕式蟠虺（huǐ）纹，细密精致，外加楚惠王送的一枚镈（bó）钟共65枚。钟上有错金铭文，除“曾侯乙作持”外，都是关于音乐方面的。鎛钟铭文上的楚惠王熊章就是楚昭王的儿子，赠钟的原因可能是为报答其父楚昭王在柏举之战时到曾国避难一事。编钟是礼乐制度中的重要器物，为了在曾侯乙编钟的正中悬挂楚王钟，曾国特别挤掉最大的一件甬钟汉有下葬，可见曾国对楚王赠品的重视。
曾侯乙编钟是我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一套编钟，至今仍能演奏乐曲，音律准确，音色优美。钟是一种打击乐器，用于祭祀或宴饮时。最初的钟是由商代的铜铙演变而来，按其形制和悬挂方式又有甬钟、钮钟、镈钟等不同称呼。频率不同的钟依大小次序成组悬挂在钟架上，形成合律合奏的音阶，称之为编钟。钟的大小和音的高低直接相关。商代的钟或3枚一套，或5枚一套，西周中晚期有8枚一套的，东周时增加到了9枚一套或13枚一套。春秋战国时期，编钟风靡一时，和其他乐器如琴、笙、鼓、编磬等成为王室显贵的陪葬重器。
长信宫灯
长信宫灯，西汉青铜器，1968年出土于河北省满城县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现收藏于河北省博物馆。宫灯设计十分巧妙，宫女一手执灯，另一手袖似在挡风，实为虹管，用以吸收油烟，既防止了空气污染，又有审美价值。器身共刻有铭文九处65字，分别记载了该灯的容量、重量及所属者。因灯上刻有“长信”字样，故名“长信宫灯”。据考证，此灯原为西汉阳信侯刘揭所有。刘揭在文帝时受封，景帝时被削爵，家产及其此灯被朝廷没收，归窦太后（刘胜祖母）居所长信宫使用。后来窦太后又将此物赐于本族裔亲窦绾。此灯做为宫廷和王府的专用品、礼品，可见它在当时也是很珍贵的。
马踏飞燕
骏马在中国古代是作战、运输和通讯中最为迅速有效的工具，强大的骑兵也曾经是汉朝反击匈奴入侵，保持北部地区安定必不可少的军事条件，所以汉人对马的喜爱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并把骏马看作是民族尊严、国力强盛和英雄业绩的象征。马踏飞燕，又名马超龙雀、铜奔马，为东汉灵帝时期青铜器，1969年出土于甘肃武威一座张姓将军墓，现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奔马三足腾空，一足踏飞燕着地，飞驰向前，表现了骏马凌空飞腾、奔跑疾速的雄姿，是汉代艺术家高度智慧、丰富想象、浪漫主义精神和高超艺术技巧的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