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少数民族牧马放羊，以乳酪、肉类为主食，茶叶以其营养丰富，可以帮助消化等特点，便成了西北少数民族每餐必不可缺的必需品。但是茶叶产自远离西北千万里的南方，而西北多产骏马，久而久之，互利互惠的茶马交易就在民间形成了。于是，专司茶马交易的官署——茶马司便应运而生。茶马司始于唐代，完善于宋，沿续到晚清。
商业贸易对我国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游牧畜牧业经济的不稳定性和非自足性，要求游牧民族必须要通过其他方式来维持生存。狩猎业仍然具有不稳定性，因为，它同样会受到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种植业虽然有一定的稳定性，但不能解决燃眉之急。因此，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大都十分重视商业贸易活动的开展。
汉代以来，中原与西域的商业贸易不断发展，大规模的商队来往于“丝绸之路”上，极大地影响着古代兰州及甘肃的经济生活，传统的商业活动茶马、绢马等贸易也随之发展。甘肃古代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作用，很早就存在商品经济成分，并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逐渐演变成官营的专门贸易。据《史记》记载，秦时乌氏倮经营畜牧业发了财，求奇缯物献戎王，戎王十倍其偿，与之畜。像乌氏倮这类从事畜牧业商品生产，以剩余畜产品进行以物换物的现象就已经普遍存在。汉代的畜产品及国家所需的军马，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商品交换取得的。魏晋到北朝，经过战争和社会动乱，生产遭到破坏，但畜牧业仍在当时的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隋唐以后，以历代政权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茶马、绢马贸易为主要内容的互市开始形成制度和传统，标志着茶马贸易从民间走向官方。甘肃是最主要的茶马互市地区，其中兰州扮演着重要角色。北宋在兰州设市易司，与少数民族开展贸易活动。南宋时每年用来采购茶、盐、绢等物的总金额近250万缗，茶叶来自湖南，绢主要来自江南，由此带动的商业、运输规模非常可观，经济价值不可估量。
到了元明清，虽然中央政府把茶马贸易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政府严禁私茶与畜产品贸易，但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已经锐不可当。清代以前兰州的茶马交易属于庄浪司管辖。清初时，兰州成为陕甘总督驻节之地，到了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庄浪、西宁、甘州三大茶马司被并入兰州道治理，兰州便成了重要的茶马集散地。
茶叶是茶马互市中的另一重要角色。茶叶主要购自湖南益阳、新化，由悬挂“奉旨采茶”龙旗的车船运往陕西泾阳，加工成砖茶，再用马车、骆驼送至兰州入库。兰州的马场、马滩等地名就来自于此，当时为茶马司所易马匹的临时圈养地。
茶商从茶马司领取茶票购买茶叶，然后批发给皮毛商、屠户，再由这些人运到新疆、青海等地换回马匹、牛羊及皮毛。到了晚清，茶马司已名存实亡，早变成了单纯管理茶叶交易的机构了。
兰州成为大西北的商品集散中心，茶马互市功不可没。抗日战争时期，兰州成为大后方，国际援华物资和内地物资源源不断云集兰州，促进了兰州物资流通的大发展。新中国成立至今，兰州的城建交通日新月异，铁路、公路、航空立体交错，四通八达，大西北道路枢纽的地位更加牢固。以兰州为起点，向东通过西兰、宜兰公路、陇海铁路可通往中原、华北及长江下游；向东北通过兰包公（铁）路可到达宁夏、蒙古以至京津地区；向南通过甘川、兰郎公路可到达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向西南通过甘青公（铁）路可到达青藏高原；向西北通过古丝绸之路甘新公（铁）路可到达新疆腹地、西亚、中亚甚至俄罗斯。
新中国成立后，兰州成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城市之一，大西北中心城市的地位更加凸现。改革开放以来，兰州将自己的发展定位为“西北的商贸中心”，特别是1994年国家五部位联合批准兰州进行商贸中心改革试点以来，大商贸、大流通、大市场的格局初步形成，中心城市对周围地区的经济辐射和吸引作用明显增加，辐射面到达西部8个省区，近400万平方千米的地域和3亿人口。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及未来西藏——尼泊尔——印度——南亚地区交通网络的拓展，兰州商贸流通的优势地位将更加凸现，市场潜力巨大。目前，兰州城乡商业网点密布，东部市场、光辉布料市场、张苏滩蔬菜批发市场等已跻身全国同类市场50强。兰州的优质瓜果、高原蔬菜等特色产品已替代过去的“茶马”，成为市场的新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