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对我更大的启导作用是在学艺方面。像大家都知道的，在“五四”的前两年，即1917年，新文学运动已经在知识界开始了，而五四运动的巨大力量则把它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动起来，并把它的革命影响扩大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气氛下，它这只文学之舟，成了一艘驶向纵深的历史海洋的“母舰”，承载了许多新学术的运送使命。它们后来又同它脱离开来，成了其他的现代新学科。在这些现代学科群中，就包括了我后来所终生从事的民俗学(包括民间文艺学)。
我接触新文学运动是在1921年前后，即五四运动爆发后的一两年。当时国内各地的报刊大都改成了白话文，所刊载的作品也大都是白话创作。使用文言的或半文半白文体的报刊，虽然尚未绝迹，但到底不是主流了。这些刊物影响了我，使我抛弃了读古文、作旧诗的习惯，开始改而从事新文艺的创作。我开始学作白话的新诗、小品文和散文，不久，还与别的两位同学联合，出了一本新诗集，叫《三朵花》 (自印，1923年左右)。现在另外两人都不在世了，其中的一位在大革命时期成了烈士，另一位在抗战中病逝。“五四”后的三四年，我还和同窗好友办过一个刊物，起名《狂飙》。那时我热血沸腾地创作新诗和写散文，在后来出版的《荔枝小品》（1927，北新书局）和《海滨的二月》（1929，北新书局）中，都收入了我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一些作品。
我的学艺活动的更重要方面是对人民大众口传的民间文学作品加以收集整理和进行初步理论探索的工作。我的搜集活动是从参与北京大学的歌谣学运动开始的。自北大歌谣征集会在《北大日刊》上印行了《歌谣选》之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效仿，也大都登载了歌谣、故事之类的作品，比如广东的《群报》、上海的《妇女月刊》和我们家乡的《陆安日报》等。到了1922年底，我就跟着这个潮流活动，在我们乡下搜集歌谣故事，所得作品的一部分，后来发表在北大的《歌谣》周刊等刊物上。那时的这种搜集口头文学的工作，不像以后那种有组织的、有计划的调查，而是个人的、自发的活动，主要是在家族亲戚、同学和朋友中间搜集。我搜集到了一些普通的流行民歌，也有客家人的山歌等。这些材料以后在不同时期分别印成了《民间趣事》(1926，北新书局)、《客音情歌集》(1927，北新书局)等。那一时期，我还在《歌谣》周刊上发表了《歌谣杂谈》一类的文章，在对民间文学的理论探索方面，也做了些尝试。
在早期的新民间文学运动史上，我参与《歌谣》周刊的学术活动曾引起了社会的注意。经常有些年轻学者问我，胡适在他的《白话文学史》自序中写过一段话：“自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发起搜集歌谣以来；出版的歌谣至少在一万首以上。在这一方面，常惠、白启明、钟敬文、顾颉刚、董作宾……诸先生的努力最不可磨灭”，对此话我怎么看？胡适在五四时是否认识我？其实这段话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有一天，一个同乡在街上看见我，说“你现在大名鼎鼎了，胡先生的书里都讲到你了”，他还说了别的一些你老兄如何如何之类的夸奖的话，我这才第一次从他口里听说此事。后来我自己也买到了这本书，才看见了这段原文。我始终没和胡适见过面，也从无个人之间的来往。
他在五四时已经名气很大，是新文学革命运动的发起人；我则还是一个学术青年，在热心地追随着这个伟大的文化运动。我想，胡适先生之所以能够注意到我，是因为我那时是《歌谣》周刊“圈”里的活跃分子，他可能是在看《歌谣》周刊时，发现了里面的几个重要作者，包括我，他认为值得一书，就把这几个人写进了他那本有名的《白话文学史》，还把我的名字写得很靠前。这主要表现了他的中国学者气派，他是完全从实际材料出发来得出他的结论的。他那时很关心歌谣，还从文学角度写过一篇著名的研究歌谣比较理论的文章，在当时很有权威性。董作宾撰写研究民歌《看见她》的论文，就受了他的启发。他那本《白话文学史》，在那时候大家都非看不可，解放后的一段时期还很流行；那么以他这样的学者这样对待当时我这样的一个年轻人，这对我认识“五四”和后来走上研究民间文学的学术道路，肯定是有影响的。
在参加《歌谣》周刊的活动期间，我与北大学者直接发生民俗学的学术往来，并长期保持这种学术关系的，主要是顾颉刚先生。顾先生出身江南苏州的世代书香之家，后来又考进北大读书，学养深厚。在“五四”时期，他年纪还轻，但学问造诣已经很深了，我很钦佩他。1923年，他在整理清代文献时，发现了李调元的《粤风》，就在《歌谣》周刊上写了文章。我看到后，知道《粤风》汇集了两广一带的多民族民歌土调，那里正是我的家乡，于是我追随顾先生之后，也给《歌谣》周刊写了文章。以后，我们就通过《歌谣》周刊往来通信，谈到了《粤风》，也谈了其他一些民间文学作品，如对《孟姜女》传说的看法等。顾先生不久写了《孟姜女故事研究》。1926年夏，我到了岭南大学，在图书馆里找到了《粤风》，就和刘乾初一道，对它进行了翻译整理，后来分作两部分出版，一部分叫《俍僮情歌》(1928年，中山大学语育历史学研究所印行)，另一部分就是整理本《粤风》(1927，北京朴社)。这项工作，一直得到了顾先生的鼓励。顾先生热心提携后学，积极地推广学术，造就人才，他对我的影响在我一生的学术活动中都占有相当的位置。
从“五四”开始，我这种对民间文学的兴趣，后来发展到了对整个民俗现象的兴趣，并一直延续下来。到了1927年，我到中山大学工作时，探索民俗学的兴趣愈加浓厚了。那时顾先生等一批北大教授由于躲避北京政府的黑暗统治，南下厦门，又来到广州，到中山大学教书，这时我们才初次相遇，但因为有了前几年在《歌谣》上通信的铺垫，我们一见面就成了老熟人。当年底，我参与了同顾先生等一道筹办中大民俗学会的工作，后来又一起编辑了《民俗》周刊，出版了民俗学丛书等。这些活动以后都延续下去了。
后来，民俗学的学术发展了，我个人又有了许多新的经历，比如又到了杭州；到了日本留学；解放后又参与建立了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两个方面的学会等等，这些当然都是学问上的进一步发展，一直到现在，已经80年了。这个就不去细讲了。
但回头来看，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两个现代学科建立和发展的根源还是在“五四”时期。假如当时没有五四运动的这些文化上的影响，我在学艺上，就不一定走上这条路，而且不一定能坚持下来。现在饮水思源，应该感谢“五四”对我的启迪作用。她是我所终生不能忘怀的学艺上的乳母，兹以联语铭之：
一阵雷霆，惊起国民御侮救亡意识，
八旬岁月，难忘师傅启蒙发聩恩情。
（董晓萍整理）
原载《人民日报》1999年5月3日第4版。
钟敬文(1903．3．20- 2002.1.10)广东海丰人。笔名静闻等。曾留学日本。先后在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任教。他是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和倡导者。他主编了高校文科教材《民间文学概论》，倡建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几十年来他发表了二三百篇论文，结集出版了《民间文艺》、《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民俗文化学》等专著。此外，钟敬文还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位知名的散文家和诗人。著有散文集《荔枝小品》、《西湖漫拾》、《湖上散记》，诗集《海滨的二月》、《未来的春》、《天风海涛室诗词钞》等。
《我生命中的五四》：作者从幼年的私塾教育写起，那时的监狱让作者产生了一种畏惧感，而新式教育则为作者的学习和生活透过了一丝光明。五四的惊雷唤醒了一个时代，也为作者的学术指明了方向，从白话文的提倡到实践，从民间文学研究的引入到发展，作者都是积极的参与者。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但是一场思想的革命，更是一次学术与文化的革命，他也通过自身的努力推动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并一直将五四的精神发扬光大。
余光中：下五四的半旗！
伟大的五四已经死了，让我们下半旗志哀，且列队向她致敬。虽然她的孩子们，德先生与赛先生，已经渐渐长大，虽然她的第三个孩子，白话文学，已经活了40多岁，可是五四她自己已经是死了。至少至少，在现代文艺的金号铜鼓声中，苍白的五四已经死了，已经死了好几年了。苍白，而且患严重的心脏病。当胡适之先生在南港倒下，中国新文学史的第一章便翻过去了。写第二章的几枝笔，握在40岁以下的一代。五四固然也有零零落落的几个遗老，可是那几枝秃笔已经无能为力，最多最多，每年到了今天，回忆一番罢了。他们的笔，只能为第一章加几条注解，不能写第二章的大标题了。五四死了。新文化的老祖母死了。让我们下半旗志哀，且列队向她致敬。
然后我们将升起现代文艺的大纛，从她的墓前向远方出发。我们如此将她埋葬，并无半点不敬之意。因为，她委实已经太老太老了，虽然还有那么多孩子那么迷信她的青春。现在我们正正式式而且干干脆脆地为她举行了葬礼，这一代的青年们便不能再存任何依赖的心理，而现代文艺的大军进行曲，在悲戚的挽歌之后，将显得更加的洪亮而且震耳。
五四有她的时代意义，在文学史上，她也将常保她的历史地位。五四最大的成就，仍是语言上的。五四文学最大的成就，也是语言的解放，而非艺术的革新。梁启超、王国维、胡适，打破中国文学的儒家传统，把更接近口语的小说和戏剧，提高到与诗相等的地位。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豪举。从西洋文学史的演变看来，每逢旧有的文学到了僵硬甚至腐烂的时候，便有几个先知先觉的青年作家出来，把老文学浸到新语言里，使它再度年轻，发育，而且成熟。文艺复兴的但丁，浪漫运动的华兹华斯，现代小说的海明威，现代诗的艾略特，莫不如此。可是上述四人和胡适有一个基本的差异。那就是：他们不但放逐了旧文字，抑且创造了新文字，不但是语言的革命家，抑且是语言的艺术家。胡适做到的只是前者。口语，在它原封不动的状态，只是一种健康的材料而已。作家的任务在于将它选择而且加工，使它成为至精至纯的艺术品。西洋的新文学运动，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的领导人物，既是革命家，又是大艺术家。然而胡适不是一位文字的艺术家，他欠缺艺术的气质和才华，他写不出《神曲》、《水仙》、《永别了，武器》或是《荒原》，这种作品，要靠现在写第二章的几枝笔，才写得出来。
五四的作家们，曾经大声疾呼，要推行西化。可是他们的认识赶不上他们的口号，在艺术和音乐上，他们几乎不知道印象主义是怎么一回事，不知道莫奈和德彪西以后发生了什么。在诗上，他们几乎不知道象征主义以后的欧美诗坛，自由主义的作家们，似乎只知道浪漫主义，只知道雪莱和歌德。左倾的作家们，似乎只知道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只知道左拉、高尔基、易卜生。他们在文艺上的西化，是不够彻底的。
西化不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再估价也不正确。左倾作家们要用阶级斗争的批评眼光去看我国的伟大传统，其偏激失实固不值一论。其他的作家们，也或多或少地盲目地否定了传统中的某些精华。在改造社会的热忱之中，他们偏重了作品的社会意义，忽略了美感的价值。胡适热衷于白居易的社会诗，而“最讨厌秋兴一类的诗，常说这些诗文法不通，只有一点空架子。”在中国的文学之中，胡适不能欣赏杜甫的佳妙；在西洋的文学之中，他的不欣赏艾略特，自是意料中的事。他偶听叶公超先生说起，艾略特好用典，便以为艾略特在复古。他不曾明白，艾略特所以成为西洋现代诗和诗剧的巨匠，原因之一，便在于他的调和现代口语和古典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