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唐高宗李治死，太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然而，根据高宗的遗诏，朝中军国大事都得取决于皇太后武则天。中宗即位后，委任岳父即韦皇后的父亲韦玄贞为豫州刺史；不久，又想提拔韦玄贞为侍中，并授乳母的儿子五品官。顾命大臣中书令裴炎极力劝阻，中宗恼怒，说道：“我就是把天下都送给韦玄贞，又有什么不行！一个区区侍中，有什么大不了的。”裴炎一听皇帝想把江山送给外姓，大为惊恐，连忙报告给武则天。武则天更加恼火，下令废中宗为庐陵王。中宗被扶下殿时，不服地问道：“我犯了什么罪？”武则天怒道：“您要把天下送给韦玄贞，怎么没罪！”中宗被废后，武则天立豫王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睿宗名为皇帝，其实另居别殿，不得干预政事，朝政还是由武则天说了算。
当时，有几名禁卫军官曾随裴炎等逼宫，但事后未得赏赐，因此他们在一起喝酒时，其中一人发牢骚道：“早知道没有赏赐，还不如拥戴庐陵王。”其中另有个人借口离席，跑到玄武门告了密。结果酒席未散，这几个军官都被抓了起来。发牢骚的被斩首，其余的知情不举，均处以绞刑，只有告密的那个人反受五品官的封赏。此事为有唐一代告密之风的开端。
皇太后武则天临朝听政不到3个月便遇此事，着实觉得人心不古。半年之后，徐敬业又起兵扬州，自号匡复府上将，散布檄文，声讨武则天。武则天派军队用了两个多月时间才平定了徐敬业的反乱。这一事件，对武则天的震动很大，她疑心天下人都在图谋危害自己，很想“周知人间事”，防患于未然。垂拱二年（公元686年）三月，侍御史鱼承晔之子鱼保家在徐敬业举兵叛乱时，曾帮他修造兵器。徐敬业兵败，鱼保家侥幸免受牵连。当得知武则天的怀疑心理后，他便上书请铸铜为匦（ɡuǐ），以便接收天下的密奏。武则天认为是个办法，就命他造出来，放置在朝堂上。
所谓“铜匦”，形如大方鼎，腹内隔成四个空间。四面分别涂成青、红、白、黑四色，各面开有可投入函件的孔窍。东面的称“延恩匦”，专装呈献的赋颂及求官的表状；南面的称“招谏匦”，专装评论时政得失及直言谏诤的表状；西面的称“申冤匦”，专装含冤受屈者申诉的表状；北面的称“通玄匦”，专装上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的表状。武则天还命中书省委派一名官员为知匦使，专门负责监管铜匦。设匦之后，投赋献颂之类的函件倒不怎么多，揭发阴私的却屡见不鲜。负责造匦的鱼保家不久即因匦中的一函揭发他曾“为敬业作兵器，杀伤官军甚众”，而被处以了死刑。
武则天不仅以铜匦收集密告信函，她还为所有的告密者提供各种方便条件和优厚待遇。凡是赴京专程告密的，各级官员一律不准过问告密的内容，并且还得供给他们驿马和五品官的膳食，招待他们住入客馆，不管是种地的还是打柴的，武则天都一律召见。告密者所言合乎心意，武则天则予以破格提拔；所言无实，也不予追究责任。这样一来“四方告密者蜂起”，搞得朝野内外人人慌慌。
胡人索元礼投武则天所好，借告密之机得到武则天的召见，并被任为游击将军，负责审案断狱。他生性残忍，常以酷刑令犯人屈打成招，由一人胡乱咬出数百人。武则天认为他很得力，屡次召见赐赏，给他撑腰打气。周兴、来俊臣等酷吏纷纷效尤，他们相互勾结，私下豢养数百无赖，“专以告密为事”。他们想陷害哪一个人，就让无赖们从几个地方一起告密，一起揭发同一内容。来俊臣还与司刑评事万国俊共同编撰《告密罗织经》一卷，教给党羽罗织罪名、构陷忠良的方法。因被告密而枉遭杀害的人不可胜数，以致“海内慑惧，道路以目”。武则天就是凭借这种恐怖手段，渐渐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旧唐书·刑法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