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诺阿不愿意多谈这段历史，因为一想起巴齐依他就难过，“他是个如此纯洁的骑士，我童年时代的朋友”。另外在公社期间以及公社失败后，“处决的人太多了”。他酷爱生命，因此害怕见到死亡的场面。“公社社员都是些了不起的人，心是好的，可是罗伯斯庇尔的一幕不该重演。公社社员晚出生了80年。再说为什么要烧掉杜伊勒利宫呢？当然它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它比我们后来见到的建筑物要有价值多了。”
在鲁佛西，丽莎为路易丝·米雷尔和一些纵火者辩护。雷诺阿没有讽刺她的意思，可有一天当他回到巴黎时，建议把路易丝·米雷尔请来，说：“克莱孟梭会给你作介绍的！”可是勒莱毫不客气大声嚷嚷道：“做妻子的位子应当在家里。”从此很长一段时间内，家里人常跟丽莎开玩笑，说她是“室内革命家”。
公社被镇压了，凡尔赛分子进入了巴黎。反革命处决取代了人民法庭的处决。“我惟一能赞同的处决是马内画中的马克西米利安，画面上美丽的黑颜色掩盖了粗暴的主题。”库尔贝已被捕，他很有可能被枪决。是不是比贝斯库经画家朋友们报信后干预此事了呢？又有谁能营救库尔贝呢？很可能是他救的。“公社社员都是些疯子，不过在他们的心中有点点不灭的星火。”雷诺阿死得较早，没有看到这小小星火后来成了一大片光芒。
雷诺阿在夏庞蒂埃家中画的画清楚地表明他与这个家族的关系。这些大资产阶级不但是他的和蔼可亲的朋友，而且在他们家作画也是件惬意的事。“夏庞蒂埃夫人使我想起了青年时代我所钟爱的法拉戈纳尔笔下的模特儿。她家小女孩的脖子上都长了可爱的小窝。全家人向我表示祝贺。我忘记了记者对我的辱骂。我的模特儿不仅是义务的，而且诚心诚意。”在夏庞蒂埃家里，雷诺阿认识了后来成为他的忠实朋友的贝拉尔，以后他又在贝拉尔家位于科城地区的古堡中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在那里，他同样发现了众多的义务模特儿。他继续不停地画。当他没有画布或者纸张的时候，他就在门上和墙上画。善良的贝拉尔夫人烦透了，她也不同意她丈夫“盲目”崇拜他们家的客人所画的油画。
雷诺阿在他们两家生活和作画的情况，很多传记里都有记载。有一次雷诺阿在马尔里森林中写生，他突然想起当晚应邀将出席夏庞蒂埃家举行的盛大晚宴，宴会上将能遇见权势强大的康贝达。夏庞蒂埃一心想说服这位总理把制作新市政厅里的大型装饰画的任务交给雷诺阿。雷诺阿赶紧收拾东西，把它寄放在他父母在鲁佛西的家里，然后像他平常有急事所做的那样，直奔马尔里火车站。他到站时开往巴黎的火车正要出发。站长认识他，让他跳上一列马上开过来的货车。火车把他送到巴底涅尔调车场，出站时他未遇任何麻烦。然后，他像疯子一般在这个当时尚属远郊的区里奔跑起来。
最后，一辆流动兜客的马车把他接送到了家里。一刹那间，他换好了衣服。为出席晚会而必须换衣服的礼节常常使他恼火。为了节省时间，他没有换衬衫，只匆匆忙忙地穿上了一件有假领和硬胸的上衣连裤子的奇装异服，实在有点“滑稽可笑”。然而这种穿衣的方式在当时颇为流行。一到夏庞蒂埃家门口，他庄重地将他的礼帽、围巾和手套递给仆人。然后他脱去外套，在吃惊的仆人没有来得及阻挡之前，他已经走进客厅。客厅里顿时爆发出一阵大笑声，迎接这位客人驾到。原来他在匆忙中忘了穿晚礼服，露出了里面的衬衫。这一下可乐坏了夏庞蒂埃，他索性脱下礼服，于是所有的男人都向他学习。康贝达大声称这种做法很“民主”。整个晚宴期间，一直洋溢着平时那种欢乐的气氛。
夏庞蒂埃坦率地向康贝达说明了他关于装饰的想法：“这位年轻的艺术家可以革新壁画艺术，这给您的共和国将带来多大的光荣啊！”护民官把雷诺阿拉到一边，说：“我们不能订购您的画，您朋友的画也不行，要不然我们的政府会倒台。”“您不喜欢我们的画吗？”“喜欢。惟有你们的画才有价值。我们以前订购的画都一文不值。可是问题是……”“什么问题？”“你们是革命者！”虽然雷诺阿惊魂未定，但是他不禁反驳道：“好。那您呢？您是何许人也？”“问得好！”康贝达回答道，“应当让人原谅我们的出身和观点，应当抛弃无足轻重的东西，通过民主法律。我们宁愿看到共和国与质量低劣的油画一起生存，也不愿意看到她和伟大的艺术同归于尽。”
在宗教问题上，雷诺阿采取绝对宽容的态度。他似乎很难承认4000年来那四分之一亿的印度人是错误的。为什么只有我们才掌握了真理而不是他们呢？天主怎么可能作出武断的决定只向塞纳河两岸的居民显灵而避开恒河两岸的居民呢？“再说，假如我热爱一只金兔，我想不出别人会阻挠我去热爱的道理。”他开心地笑了笑又说：“还有，信仰金兔可能比信仰另一种宗教更好，我在这儿看到了长着长耳朵的高僧。”他坚持主张天主教徒使用拉丁文，这不仅因为“拉丁文是世界性语言，尤其因为信徒们不懂这种语言。用一种和人们买两个苏油炸土豆条时使用的完全不同的秘语与天主交谈是很重要的”。他也为忏悔辩护：“那是一种需要，一种安全阀，类似人们在火车头上看到的一只大蘑菇。这样你可以把心中的话向一个陌生人，向一个蒙着脸、日后不会在枕头上把你的秘密传给他的老婆听的人倾诉！这可以防止犯罪！”
雷诺阿很少——甚至可以说从不——秽足教堂，但是对世界所作的唯物主义解释也并不使他信服，在他看来，尽管发明了分析法和显微镜，这个世界仍然充满了神秘的力量。“有人告诉我，树是化学元素的结合物，可是我情愿相信是天主创造了树，一位仙女居住在那里。”把撞击安底贝岩石的那泓清泉视为由氢、氧和氯化钠配成的鸡尾酒会使他伤心。“他们想消灭海神和维纳斯，那也是徒劳。正像波堤切利所画的那样，维纳斯永远在那儿！”
雷诺阿在有关圣母玛丽亚圣洁问题上所持的态度也十分坚决。他认为这种信仰是“方法经济”完美的象征，也是他生活和行动的准则。用科学的术语讲，这只是效率学说罢了。他的很多朋友，其中包括一些知交密友，他们都是无神论者，而且深信雷诺阿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似乎难以相信一个人在从事如此革命的绘画的同时还信仰上帝。与其相反，雷诺阿的另外一些热诚的天主教徒从不怀疑雷诺阿的正统思想。他担心伤了朋友的感情，因此避免纠正他们说的话。这样一来，各人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认定雷诺阿这个人，而且也不会怀疑雷诺阿私下会把他们的争论看成是无谓的闲话，可是有一天，有人违背他的意愿向他长时间地论述上帝并不存在之后，他对这位演说者说：“我认为如果我必须在您和教士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将选择教士。”对方以为雷诺阿在嘲笑他，惊叫了一声。可雷诺阿继续说道：“教士们穿的是传教服，这就更正派些！当我看见某个教士时，我起码可以跑开。假如您也想说教，那您应当穿上教士服，这样人家好知道您来了！”
雷诺阿肯定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说出类似的俏皮话的，或者被挖苦的人是他的好朋友。只有当他觉得受到信任的时候，他才会一触即发。尤其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无疑会采取这种宽容的态度。
如你试着告诉雷诺阿，艺术有它的某些特点，而且各有名称，如素描、色彩、技巧、意志，那他会冲着你狂笑，把你当作反动分子。那么向雷诺阿先生作一番解释：一个女人的躯体绝不是一个处于完全腐败状态的、布满了青紫色斑点的死尸身上的烂肉的堆积！此外，正如一切乌合之众的群体，这个小团体里也有一个女人，她名叫贝尔特·莫里索，十分好奇地注意观察。在她身上，女性的美保存在一个精神错乱的人的放纵的行为之中。这堆粗俗的东西展示在公众面前，丝毫没有考虑到它们带来的致命的后果。
有人问雷诺阿，这是否使他失去了信心，他回答说：“不，恰恰相反。我们那时只有一个想法：展览，到处去展示我们的油画，最终我们会找到真正的观众，也就是那些没有为官方艺术所愚弄的人，这样的人应当存在于某处。”可是他们对贝尔特·莫里索——一位真正伟大的女性——横遭辱骂愤愤不平，她却一笑了之。莫内认为批评家不理解他们是十分自然的事。“自狄德罗发明了评论以来，”他解释道，“批评家们都错了，他们诽谤德拉克鲁瓦、戈雅和柯罗。假如他们赞美我们，那才令人不安呢！”
皮萨罗说服了他的同伴，认为他们有必要自己办一次画展。塞尚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批评家全是些被阉割过的人，是坏蛋！”一向持保留态度的德加也向这个团体靠拢了。新伙伴吉约曼的到来更加壮大了他们的队伍。皮萨罗和莫内原先想把参加展览的名单限制在最初的几个战斗者的范围内。他们怀疑德加这个布尔乔亚式的人物。可是雷诺阿却说：“在反对杰罗姆的斗争中，德加比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出的力多！”德加提出加入的条件：画展不要带有“革命”的性质，并且还要请一个名人作掩护。马内开始被官方和记者们认可，有人向他试探，他拒绝表态，说：“年轻人，我已经被官方沙龙接受了。为什么我还要跟你们去呢？沙龙是很好的战斗阵地，连我的最厉害的敌手也要被迫从我的油画前面走过。”他的话有对的一面，因此别人也不再强求。其他的艺术家，他们是半官方的，有相当程度的自由，他们承认：“在这些不妥协分子身上，有某些可取的东西”，提议参加画展。雷诺阿坚持应当接受这人的要求，他们的加入还可以降低每个成员的费用呢。
画展于沙龙展的前几天举行了开幕式，其结局可想而知：一场新的惨败！“我们在这次展览中取得的惟一收获是得了顶‘印象主义’的帽子，我可反感了！”克洛德·莫内展出的描绘冬天雾帐下的太阳的景色的一幅小画对此应负有责任。他把这幅画称作《印象》，当时没有从什么坏处着想。《喧哗》杂志某位名叫勒鲁瓦的评论家在他的文章中用了“印象”这个字眼，他并且冷嘲热讽，给所有参加画展的人全贴上了“印象”这个标签。从此“印象派”的帽子就戴到他们的头上。观众的看法与报界如出一辙。讽笑、嘲弄和侮辱如倾盆大雨。人们本来就是抱着“寻开心”的心理去参观画展的。在德加和塞尚的人物画面前，甚至看了雷诺阿画的迷人的姑娘之后，他们难以克制愤怒，《包厢》一画成了众所矢之的：“画得多丑呀！他从什么地方弄来的模特儿？”保尔·塞尚的儿子声称某位愤怒的参观者在他父亲的画作《穿红背心的男孩》上吐了一口痰，而就是这幅画，后来在伦敦的拍卖市场上以极高的价格出售，全世界的报纸兴致勃勃地复制、刊登了它。
现在我们回头介绍一下结婚前的雷诺阿与周围的人的聚会。他们在圣乔治街第三十五号画室碰头，自1873年以来，雷诺阿就定居在那里。画室位于最上一层，下面是爱德蒙的公寓，当时爱德蒙已成为印象派画家引人注目的卫士。尽管对他怀有普遍的不信任，然而他成功地为他的著作找到了出版的机会。雷诺阿对他兄弟的评价是：灿烂的心灵，惊人的权威。
雷诺阿向他儿子讲述的下面这个故事清楚地表明两兄弟性格上的差异。事情发生在尼斯的“英国人散步场”上，时间大约在1900年之后。当时海堤俱乐部着了火，马路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父亲刚从区里一家旅馆拜访了他的朋友卡蒙多出来，他设法穿过人群（从人群中穿过去多蠢呀！你有可能窒息，别人会睁着圆圆的、茫然若失的眼睛踩在你身上走过去！）。突然他被一个声音吸引住了，这声音压住了各种各样的嘈杂声，发出清晰而又合乎逻辑的命令。雷诺阿被四周的人无情地挤来挤去，他暗暗对自己说：“我熟悉这个声音。”那声音在继续着，驯服的人群服从这个声音了，在人行道上排成两排，以便让消防队员通过，并且让出着火的建筑物的出口，楼里的人秩序井然地在撤走。那人原来是他兄弟爱德蒙。他站在一辆汽车的顶篷上，自告奋勇地指挥救火现场。消防队队长、省长、警察和市长前来接受命令似乎是最自然不过的事，而他乐于向他们发号施令似乎也同样是最天经地义的。雷诺阿一时突然产生了冲上去和他弟弟会合的念头。可是好奇的人群在临时指挥官的指挥下为了救护车让路而后退了，雷诺阿被挤了出去，竟然无法助一臂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