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前有所准备，死后毫无后悔，才是多数囚友们的想法。面临死亡，共产党人能想些什么呢？当然他们想到了组织，想到了同志，想到了亲人，想到了自己的家……此刻，组织在何处？组织能为他们这些被禁囚在大牢之中即将被结束生命的人做些什么？当然，组织从来没有放弃过营救这些在特殊战线与敌人作顽强斗争的革命志士的计划和准备。只是重庆国民党军队和特务机构对白公馆和渣滓洞等关押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几个地方把守得极严；同时，由于叛徒的出卖，重庆地下党的力量几乎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狱外的营救显得那么薄弱和无力。然而，一切可能的营救计划其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越是到了最后时刻，这样的营救计划越显得紧张和周密地在组织之中……在现今的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里有一份据说是狱中党组织通过特殊渠道向当时的重庆地下党组织写的“最后一份报告”，从这份报告可以见得，不管是狱中还是狱外的党组织事实上一直在尽一切可能实施营救计划。这份“报告”写于“11·27”大屠杀前的6天，内容这样说：
10月28日，歌乐山难友公开枪决10人后，11月14日又秘密于白宫即白公馆。附近电刑房内烧死50人，竹姐亦在其中，我们无限沉痛。又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了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每个人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蓝先生归来又带给我们一线生的希望。妹，这就全靠你与朋友营救我们的努力了。第三批传命令已下，可能周内办理！
我们是第二看守所，与二十四兵工厂连界，现住有200余人。十之八九都是经过长期革命工作的锻炼，在敌人面前表现忠贞亮节的人。看守我们的人有三个团体：一个是直属长官公署二处的管理兵有十二三人，交警队五人，连上官兵百余人。他们最近见敌（人）迫害我们，表示深厚同情与愤慨。对共军即将到来感到惶恐，都想逃亡。我们亦争取到个别分子，想掉头转向我们，但时机未成熟，力量太薄弱，监视重重，无法发挥力量。而且与我们关系较深的是连上士兵与交警。他们近日进行作战演习，行装已准备好，等待命令，即行出征。管理官员亦有部分遣散，蓝亦在遣散之列。希你找朋友定为他解决职业及经济问题，留他在渝呆过这段时间，以便我们之间之后必要的联络。
其他有关我们的处境情况，他可详细告你。其次提供我们的意见，作营救我们的参考。公开争取切实保障政治安全，秘密谈判方式，以保障张群及徐远举将来优厚待遇，作为将来交换条件。将来如点交政治犯（确数蓝可告知），阻止屠杀，徐于执行命令有大权。可以拖延处决，等待大军到来。
此外，希望派人到禁区工作。我们侧边有一炭厂，是私人经营；同时我们尽量争取监视我们的友军，等局势紊乱，内部时机成熟时，盼外面朋友，亦设法布置抢救我们。我们即积极进行了解周围情况，有充分了解时，再设法通知你。
蓝此次见你时，定将外面情况，对政治犯处理消息，组织上的准备，以及盼望我们在这里进行的事项，详细告知。不日他将离所，不能再带你的回信与我们了。
以后万一蓝先生离开，我们必要与你接头又有妥当人时，我们代表人（用）“周梦华”名称。
第二批人是秘密处决，可慎重。不必要说即不说，以免引起朋友麻烦，但对组织上可作秘密谈判材料……吉祥“吉祥”是狱内部分地下党员用的化名，执笔人是女共产党员胡其芬烈士，收信人为狱外的地下党员况淑华。据说况淑华在接信后立即向有关组织作了汇报，并在短短几天内准备实施一项劫狱计划，不料敌人抢先屠杀，整个营救计划落空。信中提到的“蓝先生”指的是渣滓洞监狱的看守黄茂才。这位黄茂才出身贫苦，因躲壮丁出来，在渣滓洞做一般看守。经过狱中地下党同志对他的有力争取，决心弃暗投明。黄曾冒着风险，先后从狱中为革命志士们带出信件近20封，并带回一批书报、药品，这条极其宝贵的秘密渠道一直是渣滓洞内的共产党员们获得同外界联系的重要途径。这也足以证明党组织对身陷“人间地狱”的战友们的命运尤为关心，并在千方百计想办法营救。
然而，敌我在西南地区的战局变化太快了，快得敌我双方都有些估计不足——当然形势是朝我军节节胜利并比预期快得多的伟大胜利的方向迅猛发展的。
面对胜利与死亡，敌我双方都在想着各自的命运。历史在此刻已经清楚地告诉世人：灭亡的一定是蒋家王朝，胜利的一定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广大百姓。然而正是这种已经明摆着的命运，使得即将胜利者更加渴望胜利，使得行将灭亡者更加垂死挣扎。
反动的和正义的，虚伪的和真诚的，无耻的和磊落的，此刻皆在历史的舞台上淋漓尽致地表演着。而在所有的这些表演中，人的生命呈现出异常可贵或异常低贱的形态，因为人的生命在敌我交战的时刻，变得那么脆弱、那么不值钱，可同时又那么珍贵、那么坚强。
这时，革命者的表演是：宁死不屈，斗志高昂，等待胜利。这时，反动者的表演是：虚伪百出，凶残无比，等待灭亡。
1949年11月22日。《中央日报》还有模有样地登载了重庆市参议会议通过的《保卫大重庆方案》，内容大致如下：
重庆为战时首都，西南重镇，举世瞩目。奠定戡乱胜利基础，必须确保重庆……无论军事、政治、经济必须痛下决心，彻底改善，重新做起，犹未为晚，谨就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改善势在必行，分列如次，送请政府立即实施。
军事方面：一、改善官兵待遇，增强作战能力；二、减少行政费用，补充前线；三、严禁克扣军饷；四、军令统一……政治方面：一、动员人力物力支持前线；二、实行裁员减政；三、实行五户联保……经济方面：一、维持币信，以安人心；二、大量抛售黄金……其实，这时的国民党重庆政府已基本处于瘫痪状态，能做的也只是纸上工夫了。但在灭亡的最后时刻，他们也没有忘记将仅存的一点儿力量用来对付共产党，以及同他们有个人阶级恩怨的革命志士。
杨森杀害自己的亲侄女便是典型的一例。
11月23日，一手执掌重庆生杀大权的杨森一边忙着奉蒋介石之令，到处杀人放火，一边仍然不忘“借刀杀人”。这一天中午，他突然想起自己的一个“仇人”还没有杀掉，于是，立即命令手下的宪兵“干掉她！”而且末后又恶狠狠地补了一句：“不留任何痕迹！”
“是！”宪兵特务们立即从杨公馆将女共产党“要犯”杨汉秀带走。
这位女共产党“要犯”，就是杨森的弟弟的女儿。她是位典型的封建家庭叛逆者，曾受朱德同志的影响，弃家奔赴延安，在著名的“鲁艺”学习过。后受组织派遣，回到重庆从事地下工作。这样一来，总与当国民党“重庆市长”的伯父杨森唱对台戏。杨森本来就对弟弟的这个“不孝女”恨之入骨，偏偏因为1949年9月2日在朝天门发生了一场大火让杨家和这个不共戴天的“共党”分子结下了死仇。
事情是这样的：这年8月下旬，蒋介石逃来重庆，让杨森兼任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接着又先后委任他当了川东保安司令和重庆卫戍司令。受蒋介石“厚爱”的杨森，此时官迷心窍，歇斯底里地对付共产党和镇压人民，竟然决定在9月3日这一天，要在全市组织“反共大游行”，其目的是要请蒋介石、蒋经国和所谓的盟邦使者前来检阅。蒋介石听说后很高兴，说支持这事，还为此次组织游行活动拨了专款。9月2日上午，获释在家的杨汉秀进城去看市面情况，当她看到市民们对第二天要举行的“大游行”漠不关心、毫无兴趣时，心中暗暗觉得好笑，说“杨森大人”在老蒋面前吹了这么大的牛皮，看他明天怎么收场吧！就这样，她便独自放心去看电影了。没有想到看罢电影出来，朝天门一带已经是火光冲天了……这就是在国民党总崩溃前夕，发生在重庆的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九二”大火灾。面对火光冲天的灾情，杨汉秀奋不顾身地冲到现场，观察情况。她听说火头几乎是从几个地方同时发生的，火势正在向朝天门蔓延。朝天门处在长江、嘉陵江汇合处，三面环水；一面起火，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很快就形成了一片炽热的火网，封锁了所有陆路。旧重庆的朝天门一带人烟最为稠密，一家接着一家的银行、钱庄、商号、货栈和鳞次栉比的棚户、捆绑房屋，在突然袭来的火灾面前顷刻间化为灰烬。成千上万的百姓为了逃生，摩肩接踵拥挤在这块狭窄地带，有的涌到码头，跳上各色船只。想不到的是沿江船只也起火了，“砰砰”“嘭嘭”汽油桶接连爆炸，逃难的人们只好往江中跳。江面上，顿时到处漂浮着呼救的人头，以及满江散落的物品和燃烧着的汽油……大火越烧越猛，消防车根本派不上用场。朝天门的岸头、江上……一片狼藉。如此特大火灾，让杨森等重庆政府的头面人物们慌了手脚，为了逃脱责任，他们在大街上随意抓了9个无辜百姓，诬以“共党纵火”的罪名，不加审讯地就枪杀在大街之上。
身为市长的杨森对此次火灾大为恼火，一方面是因他不能在第二天为老蒋举行原先说的“反共大游行”，另一方面是由于在国民党日薄西山时自己的领地上又让老蒋亲眼看到了如此狼狈的景象。
“肯定是共产党又跟我过不去！”杨森连一秒钟都没有多想，他一下把矛头指向他仇恨的中共分子们。果不其然，9月3日的《中央日报》上反共文章频出，说什么：“渝火”除了共党分子放的不会再有人干这事。
杨汉秀见报后无比愤怒，当着杨森的家人断然指出：“这是有意纵火，是希特勒‘国会纵火案’在山城的重演。是杨森军阀成性，在崩溃前对重庆市的大破坏！大暴行！”她的严正厉辞，吓坏了杨森的几个姨太太，她们声嘶力竭地警告杨汉秀：“你这样招凶，市长听到了，要活剐你的呀！”杨汉秀不怕，声言她就是当着“市长伯父”的面也会这么骂他，末后她还满腔蔑视地加了一句：“哼，究竟谁剐谁？要到了沙场上才晓得！”
杨森因为“九二”火灾激起的民愤太大，也急需借一个有影响的人头，方能欺骗舆论，转移视线。回家一听说侄女“赤共”杨汉秀如此痛骂他，这令他恼羞成怒。“好嘛，老子正好要借个人头解解恨。就她了！”杨森气不打一处来。
9月17日深夜，杨汉秀在飞来寺被自己的“市长伯父”第三次抓捕，而执行杨森这一阴谋计划的全是他的心腹爪牙。
在杨汉秀身上，杨森本是有“一石三鸟”的打算。只要能用任何办法使她同“九二”火灾联系起来，他就可以用她杨汉秀是从延安回来的这一身份，将共党分子公开枪杀。这样，上可以在蒋介石处邀宠，下可以为“九二”火灾卸责，同时也算除去家族中的心腹之患。哪知在审讯中杨汉秀誓死不开腔。拖了一段日子，在毛人凤着手清理政治犯，准备分批密裁之时，杨森想到了这位与他势不两立的“共党侄女”，于是咬咬牙，嘱咐特务张明选将杨汉秀秘密杀掉。
“密裁令”下得仓促，而对于如何密裁杨汉秀又成了一个问题。刑警处的高级官员们曾做过密商，有过几种方案：一是在牢中扼死，以狱毙报案；一是雇小船推出长江，半夜后勒死推下江去。但由于杨森要看已处死的照片，还得同时向保密局西南特区呈报，最后特务们策划的方案是：弄到郊外荒僻处勒死，照相后再盖土复命。
刑警处的这次行动搞得十分鬼祟。先是出动两辆车在郊外找地方，几经周折选定了金刚坡——一处松林阴森，附近没有人家的破碉堡里。特务临时在碉堡里挖了个浅坑，还派出便衣特务在路上当游动哨，之后，才在重庆大华饭店租了一辆黑色轿车，以转移为名将杨汉秀骗上车，由副处长宋世杰，刽子手谢春浓，看守所长项正邦随行押解。
黑色轿车到达歌乐山下，已经有一部吉普车等候在此。由特务宗慎之交了一根绳索、一幅白绸给项正邦之后，令其“过了歌乐山街上就动手”。当车辆驶入树林荫蔽的黑影中时，这两个特务猛地向杨汉秀扑去，迅速用白绸蒙上她的头，然后死死地把绳索套到她的脖颈上去。杨汉秀尽管套着手铐，还是拼死反抗挣扎，于是车上出现了一阵激烈的肉搏……特务项正邦被折腾得使不上劲，便又改为由他来抱住杨的双脚，谢春浓抓住时机，绞勒上面的绳索。这样，两人才把杨汉秀勒闭了气。
“快扔车下埋了！”轿车停到破碉堡前，特务们慌忙地将杨汉秀的尸体往下扔，不料发现杨汉秀还未断气。
“快补枪！补一枪嘛！”特务们慌乱地又拔枪补射。随后，特务刘怀琦对尸体照了相，众特务再将尸骸抬到碉堡中掩埋。当时凶手们特别紧张，除谢春浓从杨汉秀手指上抹去了一枚带血的戒指外，在给杨埋土时竟顾不上把手铐取走，而且土也只盖了极薄一层，便驾车速速逃跑了。
